【席勒】
不知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高贵的事物一旦败坏就更为可恶。我们将会发现，这句话也符合道德方面的实情。若是自然之子超出常规，不过变成一个疯子，而受过教养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卑鄙之徒。
文雅的阶级称赞理智的启蒙，不是全无道理；可是，整个看来，这种启蒙对人的意向并没有产生多少净化的影响，反倒通过准则把腐败给固定下来了。
在自然的合法领域，我们拒绝了自然，而在道德领域我们却接受它的专制；我们抵抗自然的印象，与此同时我们又从它那里攫取我们的原则。我们道德习俗的那种矫饰的礼仪否定了自然本可原谅的要求唱第一声部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唯物主义的伦理学中却给予它最后的决定权。在最精于世故的社交中心，利己主义筑起了它的体系，我们受到了社会的一切传染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颗向着社会的心。我们使我们的自由判断屈从于社会上专断的偏见，使我们的情感服从社会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的任性，以此来对抗社会的神圣权利。
在粗野的自然人的胸中，还常有一颗同情的心在跳动；而在通达之士的胸中，由于骄傲的自满自足，这颗心却在收缩，这就像是从着火的城市逃难一样，每个人都只是设法从毁灭中抢救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财物。文明远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它在我们身上培植起来的每一种力都只是发展出一种新的需要。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战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智慧。
因此，我们看到，时代的精神就是徘徊于乖戾与粗野、不自然与纯自然、迷信与道德的无信仰之间；暂时还能抑制这种精神的，仅仅是坏事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