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0日
刚刚两天，好像就习惯了，每天早上，一定走过斯特凡大教堂去维也纳大学开会，一路上不断侧着头看着这座古老的教堂，常常一不小心踩进地上的积水中。
这座教堂是维也纳的象征，也是一个地标，138米高的双塔是世界第二高教堂尖塔。早在15年前，它就庆贺了800岁诞辰，800多年来，这座教堂不知道当了多少教徒的指路明灯。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也受益不少，******第一天一个人出去乱转，全靠看着这个教堂的双塔才摸回旅店。
似乎也是一盏灯。
在这里开会是件辛苦的事情，今天的会议时间超过了12个小时，秋风在午饭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调侃说：日耳曼人就是认真，要把我们的每一分钟都用光。
调侃归调侃，开会还是非常认真的，每次讨论秋风都会甩出一串问题，让讲者大伤脑细胞。
今天主讲的杨天石、吴国光、******和沈志华等都是重量级学者，尽管每人只有20分钟时间，但他们丝毫不懈怠。杨天石年纪虽然长于其他学者，但是他认真地准备，在讲台上嗓音洪亮，底气十足，真让我刮目相看，因为从表面看，他还是像文弱书生。
吴国光讲了一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就是革命不见得一定在积贫积弱的地方爆发，革命常常在繁荣时爆发，让人猝不及防。再就是真正良好的社会不在于和谐，而在于出现了问题能不断地解决，不断地前进。
我想，今天讨论辛亥革命，绝不是为了搞清楚当时具体的史实细节，而是要探讨当时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发生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前，中国又处在一个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有两扇门在我们面前，一扇是革命之门，一扇是改革之门，现在，改革之门在慢慢关上，而革命之门在慢慢开启。有些人在使劲地推门，要关上革命之门，打开改革之门；另外一些人在做反向工，谁能占上风呢？
总结辛亥百年以来的历史，就是要尽量避免再一次的暴力革命，用改革和改良来化解可能到来的革命。所以，一定要打开改革之门。
有人说，你们说这些有用吗？我说，可能没用，也可能有用；可能马上没用，不排除将来有用。休息时我和吴国光聊天，我说，也许一些官员当面会反对某些说法，但是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听进去，也许在需要时，他们就会想起这些观点来。
千百年的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朝代更迭是必然的，再伟大的人也会犯错误，也会逝去，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人就是要不断调整自己，才能真正成就一代伟人。
说到伟人和逝去，我想到了奥地利皇室的私家灵柩安放地卡普齐纳教堂，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建于1622至1632年间，这个教堂的地穴里，安放着1633年后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140位成员的灵柩，包括大名鼎鼎的玛利亚，特莱西娅、佛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及皇后伊丽莎白（茜茜公主）。不管生前如何风光无限，死后也是如常人一般寂寞。唯有茜茜公主例外，我在王室成员的灵柩中走了一圈，发现茜茜公主的棺木前有人献了鲜花，还有人送了一把精美的折扇。可见，死后的待遇，不以生前的待遇为准，而是老百姓心里的秤在做标准。
这个地穴里还空了一个位置，王室成员还有一位没有前来报到，也许也用不了多久了。我看到，最新的两口棺木都是在2011年加入的。
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员死后，遗体要分成三部分，身体放在卡普齐纳教堂，心脏放在奥古斯都教堂，这里也是皇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地方，当年茜茜公主就是在这里办的结婚大典。伴着这么多颗伟大的心脏结婚，这个婚礼能不惊心动魄？
星期天我特意去看了这个教堂，正好有教徒在做礼拜，我听说了有140颗皇家的心脏安放在这里，越发感受到这里的庄严肃穆。
逝去王朝成员的内脏就放在我们这两天都要路过的斯特凡大教堂。
遗体一分为三还引发了一段故事：1810年，战败了的奥地利皇帝佛朗茨二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拿破仑，以此来换得和法国的和平。这样，王室就有了一个和拿破仑联姻后生出的后代，被称作“小佛朗茨王子”，小王子死后遗体也放进了卡普齐纳教堂的地穴。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成为了德国元首。出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不能允许拿破仑的儿子葬在维也纳，硬是把这位拿破仑后代迁回了法国。但是，他不知道小王子的心脏放在了奥古斯都教堂，以至于这位可怜的小王子一直身心异处。
历史啊，总是这样的风云诡谲。
晚上加班讨论，沈志华教授讲1957年的反右，反右和辛亥有关系吗？
我说了一个观点：辛亥革命造就了民国，民国时期言论环境的宽松造就了当时一批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今天我们说“民国范儿”，主要是指这样一批人。而57年的反右，就打掉了知识分子的风骨。
反右运动正好发生在辛亥革命五十年前后，到现在，又过了一个五十年，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重新拾起风骨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