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8日
晚上是足球世界杯的半决赛，德国对巴西。我们恰好在柏林，白天时就看到了酒吧里、广场上、楼群的空地上，到处在调整大屏幕和椅子，一派晚上要大干一场的架势。据说最大的场子在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上，最多能聚集几万人同时在大屏幕前看球，很是壮观。
恰好约了晚上到喻恒家里做客，我们还真有些犯嘀咕，还去吗？去了还能够顺利回来吗？德国赢了还好说，万一输了球迷闹事会不会阻碍交通？明天我们六点多的飞机要去日内瓦，耽误了怎么办？
还是咬着牙去了。因为喻恒一家人心疼我们一路西餐辛苦，特地在家里安排涮火锅，还请了两位德国著名政治杂志的主编和我们聊天。不去是不行的。
路上已经有球迷武装到牙齿准备着了，所谓武装到牙齿是夸张，无非是身上披着国旗，脸上涂着油彩。很多警察在封路，如临大敌。
晚上9点半，两位女主编坐不住了，告辞说，要回去看球，我们说，明早赶飞机，也告辞了。
在柏林，打电话叫出租车非常方便，没几分钟车就来了。上车时，司机在听广播，比赛刚刚开始，刚走出不远，广播里就炸锅了，德国进球了！从喻恒家到我们住的酒店大约20分钟车程，司机开始还很激动，2比零他还回头竖起两个指头，接着3比零，4比零，司机似乎懒得回头了。我们下车时，已经5比零了，司机很冷静，没有忘记收钱。
这时，柏林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在看球，没有喧腾如此大胜，似乎带给他们的反而是安宁。第二天早上看，城市还是那么静谧和干净。
我有些失望，觉得没有发生些什么，似乎不是德国。因为我知道，四分之一决赛时，德国人也疯狂了一下，我的朋友告诉我，街道上全是人，汽车成了人海中的船，根本开不动。
仔细想想，德国的文化，也许就是这样多元的，包容的，不能用一种模式来定义和概括。尽管我第一次到德国，还只到了柏林这一座城市，尽管我只到了仅仅两天，已经在很多方面感到了这一点。
前一天我们去过柏林市中心的宪兵广场，名字出于“保卫宪法的士兵”，这个广场又叫做“宪兵御林广场”，由两座长得基本一样的教堂和中间一个音乐厅组成的这个广场，是到德国的游客必到之地。
这个广场1688年开始修建，起初只有一个德国教堂，后来，大批法国人来到了柏林，虽然他们也信主，但是教义和德国人的还是有些不同。而他们也要有个场地做礼拜，又不能都到德国教堂去做礼拜。这时，德国人表现了包容性，在德国教堂旁边又盖了一个法国教堂。于是，法国人在德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教堂。
这段历史是一个白胡子渊博导游告诉我的，为了证实，我在百度上搜索很久，还是看不到出处，所以姑且信之。不过，两座像孪生兄弟一样的教堂，同时站在一个面积为4.8万平方米的广场上相安无事，本身也在告诉我们一些道理。
包容并不是永久的和随时的，历史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
就在离宪兵广场不远处，有一个贝伯尔广场，在洪堡大学的图书馆大楼前，导游告诉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发生过一次焚书事件，那是在纳粹上台时的1933年。
关于这次焚书，美国记者伯查尔有如下报道，我不怕它长，原文登录在这里，是为了提醒，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今晚，在绝大多数德国大学城里，那些激情昂扬的学生激进分子们正举行焚书仪式，烧毁那些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学书籍，小册子，函件和记录。伴随着这一行动的是火把游行，军乐和大喊大叫的爱国演讲——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英格兰福克斯节（每年11月5日）。”
在德国，有大约30所大学，起码每州一个。每所大学都应点燃自己的大火，但在科隆、海德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焚书仪式被推迟到下个星期举行。
各地举行的焚书仪式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程度上的差异。柏林的活动自然是规模最大的，而且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多多少少地反映了德国其他地方的情况。大约有4万人聚集在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站在蒙蒙细雨中观看所发生的事件。也许还有4万多人站在5英里长的大街两旁，注视着那些手持火把的学生护送满载将要烧毁的书刊、小册子的汽车通过。这些装书的卡车是借来的，小汽车是私人的。但这一切对一般的旁观者来说显得异常的幼稚可笑。
5千名男女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学生团体，每个团体全戴着颜色不同的帽子，有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和蓝色的。此外，游行队伍里还有一队选出来的纳粹敢死队军官。他们戴着长毛绒宽顶无沿圆帽，腿着马裤，上身穿着紧身短衣，脚蹬带着铁钉的高筒皮靴。学生和军官们扛着旗帜，唱着纳粹歌和校园歌来到了广场，此时已是子夜时间。
广场上，在一段用厚厚的沙子围起来的花岗岩人行道上，人们用圆木头交叉堆起了一个长宽12英尺，高5英尺的柴垛。在游行队伍还没有到来之前，一支纳粹乐队一直起劲地吹着。游行的先头队伍终于来到了。它经过柴垛，在预先定好的一大块地方聚集起来。
当游行者路过柴堆时，他们将手中点燃的火把一个一个地扔向那里，直到整个柴垛全部起火。接着开始焚烧书籍。装书籍的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每组学生都要抱下一堆书扔到火里。一股气流卷起了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开始时，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人们还都欢呼一番。不一会，人们就厌倦了。
接着，身穿纳粹军服的学生领袖古特亚发表讲话。他说，他和他的同学来到这里是为了烧毁那些可能瓦解民族运动的“非德意志”的书和文件。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高兴，并相信从今以后，德国文学一定会纯洁起来。这是一通孩子般的讲话，受到了学生们孩子气的热情欢迎。围观的人群似乎有点失望。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罗伊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西奥多·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罪名是反对德国。对后面这几个人，人们只能烧掉他们各自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
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直到纳粹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在人们的纳粹礼和身穿军装的保镖们的簇拥下出现为止。这是今晚吸引人的一幕。戈培尔走上装饰着卐字的小讲台，开始讲话。
从纳粹的焚书，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的焚书，看来，****常常是从毁灭文化开始的。
我不仅唏嘘的是，就在距那个显示包容文化的宪兵广场一箭之遥的地方，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后，文化的包容就变成了文化的极端****，所以，时间的前进可以是科技的前进，但是，并不一定就是思想和文化的前进。同样的国家，同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里，也可能有不同的素质。
德国人一定是希望记住这段历史的，他们在广场上修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碑。在广场上，有一块两米见方的玻璃，导游告诉我们，下面是一个微缩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架，但是书架都是空的，没有一本书，就是叫人们记住当年的焚书事件。
可惜的是，白天阳光强烈，玻璃上聚集了大量的水滴，我们根本看不到下面的东西。
不过，这位年长的导游从他那沉重的双肩包里掏出一本厚厚的书，告诉我们，在纳粹时期，德国犯下了很多罪行，都应该以建筑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现在远远不够。他说，比如，二战时，纳粹逼迫周围国家的人们到德国来从事苦力劳动，这本书上有记载，一共有700多万人！导游说，这也应当有一个纪念馆，让大家牢记。现在没有，就是这本书，还是不久前出版的。
听到这里，我倒是觉得，在很多德国人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座纪念碑。
现在，话题回到喻恒家里。
喻恒和我太太都是湖南人，又都姓喻，于是就格外亲一些，我尽管比喻恒大，也成了妹夫。喻恒早年就到德国留学，后来做了德国都芳漆在中国的总代理，事业做得很好。现在，他对生意有些超脱了，成了一位收藏家，苏富比、嘉德、保利的拍卖会上，他是常客，也真的成了半个专家，说起字画来，头头是道。
他在纽约买了房子，不久前，我们到纽约，还专门到他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不久前，他在柏林又买了房子，我们又成为他施展厨艺的客人。他告诉我，在台湾他也置了房产，也许不久我们就在台湾去他家做客了。
今天是吃鸳鸯火锅。喻恒说，是他自己的手艺。在德国吃四川的鸳鸯火锅，还是有一种别样感觉。但是，更给我别样感觉的，是饭桌上的一对别样“鸳鸯”。
喻恒的女儿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她请来了一位做国际政治杂志的总编辑，她曾经在这本杂志实习，同时还请了这位总编辑的太太，是一本德国最畅销杂志的主编。
问题是，这对夫妻都是女的，而他们的婚姻是合法的，正式注册了的。
据说，她们之间互称“太太”。当然，出于礼貌，我不会和她们讨论同性婚姻的问题，说的多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她们都很专业，也很专注，和他们的交流，看不到心不在焉。当然，我也很有收获，知道了德国媒体人在关心中国的什么问题。高兴的是，我也和她们谈成了《领导者》杂志和她的杂志的合作意向。
晚饭是在喻恒宅子的露台上吃的，旁边是他的美丽的花园。吃饭时，一直在下雨，雨滴时缓时急，时大时小，打在露台的棚子上，似乎是一场奇妙的音乐会。
奇妙这个词，让我想到今天的奇妙，一个中国人，买了德国贵族的豪宅，请我们吃鸳鸯火锅，作陪的是德国的一对同性夫妻，讨论的是中国政治和德国政治，多元文化的交融，是真正的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