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面杀手斯塔申斯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乌克兰人，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斯塔申斯基的家庭曾卷入了反抗苏联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1950年，他为了使家庭成员免遭逮捕，向苏联当局提供了乌克兰地下运动名单的情报。斯塔申斯基从此当上间谍。苏联情报部门派他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并进行暗杀。
斯塔申斯基往往在人来人往的场合，物色好要暗杀的对象，而被杀者则蒙在鼓里。
斯塔申斯基暗杀所使用的武器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对方脸上，对方一吸入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1957年10月9日，斯塔申斯基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上司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暗杀对象里贝特的出现。10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射去。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被派往鹿特丹，奉命监视在1938年被谋杀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的墓前做追思礼拜者。他将所有出席这一仪式的人都拍了照，特别注意到一辆带有慕尼黑车牌的停在墓地外面的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他发现这就是礼拜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的车子。
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分部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拼命想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名列前茅。关键的是：必须干得不露形迹，像干掉里贝特那样，被看作是意外死亡。
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塞尔盖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干掉班德拉的命令。班德拉使用的是波普尔的身份，是一个游离不定、捉摸不透的人物。在克格勃派斯塔申斯基去反复侦察之前，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以确切知道他的行踪。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找到了班德拉的住所。他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斯塔申斯基试图搞清楚房内的一切，因此他搞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借班德拉不在之际，很快地打开了房门，查清了房中的一切。他把得到的所有情报和有关班德拉的情况汇报给了克格勃中他的上司。
班德拉通常随身带有一名保镖，谋杀有一定难度。但克格勃向他发出限期命令，10天之内完成任务。1959年5月的一天，机会出现了，斯塔申斯基注意到，班德拉当时正独自驾着汽车进车房，当班德拉停车时，斯塔申斯基却没有发射他的秘密武器，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但不久，机会又到了，虽然他吞服解毒药片后口干舌焦，他还是随身将那种武器带上，以便迅速作出反应。他很清楚，班德拉肯定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他的生命一直在受到威胁。突然，一辆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进了67号毗连的那座院子，走下来的正是班德拉本人，而且只有一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不觉暗暗叫喜，他轻松地朝这所房子走去，进了屋。当他上楼梯时，忽然传来了一个妇女的说话声，随之脚步声越来越近。斯塔申斯基立刻反应到，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我的脸。于是，他迅即转变方向朝电梯的方向走去。躲过这个女人的眼睛。斯塔申斯基慌忙地爬上楼梯。
当他听到大门被打开时，他知道班德拉已经进来，便随即走下楼梯，他清楚地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小菜篮，正在用力地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不上班吗？”斯塔申斯基问道，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前一片酸雾，片刻，便失去了知觉。斯塔申斯基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另一种解毒药，急速地在大门上将它敲碎，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梯上仍然没有其他人存在，便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离开了这所房子，将纱布和玻璃碎片丢进一条阴沟里。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柏林，接着来到设在那里的苏军司令部，向他们报告他已完成任务。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克格勃的头子谢列平派人召见了斯塔申斯基。谢列平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之后，克格勃要求斯塔申斯基暂时呆在莫斯科，等待新的时机。这时，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他的德国女友英格·波尔，他开始考虑要逃脱他现在所厌恶的杀人间谍行当。他想逃往西方的决心，连同他对这个美丽的德国姑娘的爱情，使他鼓足勇气直接向他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允许他同英格结婚。克格勃头子同意他们结婚，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来莫斯科，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仍然不许他回到西德，甚至不许他进入西柏林，他一直被东柏林的克格勃分子监视着。但是，英格对他的吸引力使想逃出杀人犯圈子的斯塔申斯基又一次冒了大风险。他环顾四周，绕了好几个地方，在确信无人跟踪后，急速返回原路。如今，他已有丰富的经验知道何时被监视和跟踪，怎样甩掉尾巴。当再一次证实没有尾巴后，他径直朝英格的工作地点、西柏林的一家理发店走去。正像斯塔申斯基渴望得到英格那样，英格也着魔似地恋着斯塔申斯基。他俩结婚了。
1962年10月19日，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法庭庭长还同时指出：“本庭所宣布之判决，非意在毁灭被告，实为助其赎回罪过。”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提前4年被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加害于斯塔申斯基，他被美国用一架军用飞机秘密带出德国，定居在美国。
经营间谍网的盖伦
盖伦是个纳粹分子，1920年参加德国法西斯国防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希特勒特务机关的总头目。希特勒失败后，他带着手中的大批秘密档案投向美国，受到美国情报机关的青睐。
盖伦取出了装在那50个铁皮箱子里面的情报，1945年8月，长达129页的关于盖伦本人、东线外军处和苏联军事力量的综合报告，由盖伦亲自起草后出台。这份报告向美国人详细介绍了苏联师团的兵力、组织、部署和武器装备，苏联军事工业的生产情况，苏联铁路运输概况及空中照片，苏联军队及居民的士气等。
盖伦是个纳粹分子，但他在二战后却受到了美国情报机关的重用。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间谍才能。
美国人支持的德国情报机构的总部一开始设在陶努斯。这样，盖伦和他的小组在1946年7月9日来到陶努斯。盖伦到陶努斯不久后，鲍恩同他达成一项协议，大致内容是鲍恩的情报组织和他盖伦的工作小组互不干涉，各管各的事，对碰到的主要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也就是说，鲍恩管搜集情报，而盖伦则负责分析情报。盖伦认为，德国情报工作长期以来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就在于情报搜集与情报分析各自为政，因此对鲍恩的这个安排不满意，他下决心要消除德国情报工作的这个致命弱点。
1946年底，盖伦向美国人提出建议说，情报机构必须将搜集情报和分析情报的功能集中在一块儿，赛伯特和他的五角大楼上司同意了，并决定由盖伦领导这个新的情报机构——通常叫做“盖伦组织”。美国人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让盖伦同赛伯特订下一个“君子协定”，规定即将由盖伦领导的德国情报机构必须同美国的情报组织进行合作。协定说，“盖伦组织”的活动经费由美国提供，它的任务是搜集苏联等东方集团国家的情报，它不是美国情报机构的附属组织，而只是美军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单位；美国不向该组织委派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任务，或要求它搜集违背德国国家利益的情报；在德国恢复主权地位之后，盖伦的情报组织将只对德国政府负责。1947年5月，盖伦同美国方面正式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美国拨给“盖伦组织”340万美元，作为它第一年的活动经费。
盖伦的情报机构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他采用大型企业的模式，把普拉赫总部作为一个所谓的“董事会”，他自己任“董事长”，下设立了局、处、科、组四级机构。一局负责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局长丁泽尔是盖伦的亲戚。二局负责制订对付苏联和东方其他国家的心理战的预防措施，同时还起着组织部门的作用。局长霍斯特·温德兰特，前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中校处长，负责处理普拉赫总部的组织工作。三局负责搜集和研究国内情报，并对付其他情报机构对西部德国的间谍活动。局长奥斯卡·赖勒，是一个中校，曾经是军事谍报局在法国的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原东线外军处的副处长格哈德·韦塞尔和科长海因茨·赫雷担任盖伦的左右手，协助盖伦管理整个普拉赫。
普拉赫总部的局处与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纵向的单线领导。如一号线路处理一局与负责国外情报的一些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络工作，这些总支机构包括负责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总支机构、负责波兰和苏联的达姆施塔特总支机构、负责东德的不来梅总支机构。二号线路负责三局与一些反间谍的总支机构之间的联系，包括负责在东德进行反间谍活动的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负责在西德进行反间谍活动的斯托金总支机构。
总支机构的头头都是富有经验的情报高手，也是盖伦信得过的人。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本岑格尔，是盖伦的朋友，战争结束前是德国陆军宪兵的一个少校。达姆施塔特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克雷奇默尔将军，曾经是德国驻东京的陆军
武官。慕尼黑总支机构的负责人阿希姆·罗勒德上校，是原军事谍报局反间谍专家。不来梅总支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赫尔曼·吉斯克斯中校，是原德国陆军无线电保密专家，第二任负责人汉斯一海因里希·沃吉茨基上校，原德国中央集团军情处处长，后来成为盖伦的得力干将，当上联邦情报局的副局长。
盖伦组织的最低一级机构是地方分支机构，是情报员传递情报的中心，称为分站，主要设在东西德的边界地区和西柏林。这些分站有一个组织员，手下通常有三到五个情报员，这些情报员一般是在东德进行间谍活动。普拉赫总部以外的所有盖伦组织的下属机构都伪
装成商业公司。慕尼黑总支机构设在这个城市的埃米尔—盖茨大街50号，门口挂着“德意志南方工业品销售有限公司”的招牌。不来梅总支机构也叫北部总支机构，设在一幢别墅里，叫什么“乌斯德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汉堡朗根坦格大街街口有一个第十七号分支机构，但自称是“农产品贸易公司”。卡尔斯鲁厄总支机构的代号是“L”，设在该市的格维希大街36号，掩护身份是“齐莱默窗帘生产公司”。这些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根本不做生意。
1947年，盖伦对他的手下说，他估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将会持续下去，即使不爆发武装冲突，欧洲在未来十年之内也会面临着日益紧张的局势。德国为了生存，必须站在美国一边进行战斗。由于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持续动荡，盖伦认为苏联可能突然对西方发动进攻。这种看法不仅对盖伦组织的情报人员影响极大，甚至在大西洋彼岸也得到呼应。因此，美国支持盖伦组建德国人的情报机构，用以对付苏联和东欧国家。盖伦组织自开张的那一天起，就在向美国的五角大楼提供情报，特别是美国知道的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有70%来自盖伦的普拉赫总部及其下属机构。
没过多久，盖伦组织又发现了苏联和东德的另一项最大的军事秘密，这就是苏联最新式的战斗机。1949年春，不断有人向盖伦组织汇报，在东德上空发现了奇怪的飞行物，说它的样子像火箭，像是一种没有机翼或螺旋桨的新式飞机。盖伦的空军专家得出结论认为，肯定是苏联制造出了一种新型飞机，必须想方设法搞到有关资料。盖伦向各地的负责人下达了指示，让那些在东德的情报员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盖伦的秘密间谍基地，正在招募各种各样的间谍人才。
东德一个化名叫霍斯特的情报员自告奋勇，愿意去查明真相。几天后，霍斯特就向他的组织员报告说，飞机的声音来自柏林北边的舍恩瓦尔德机场，苏联空军的一支部队就驻扎在这里。他要求他的组织员给他一架相机，让他进一步弄清情况，但他的这位上司怕担风险，如果万一被苏军巡逻人员逮住，那就白白丧失了一名情报员。但霍斯特没有气馁，自己想办法搞了一架莱卡照相机，偷偷跑到机场附近的树林里，在那里等待着。突然，他听到了呜呜的声音，一会儿之后，声音越来越大，简直是震耳欲聋，然后是一架飞机飞过他的头顶。霍斯特立即用照相机拍了几张照片。飞机走了之后，霍斯特又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一幢房子，屋顶竖着一根天线。
星期日那天，霍斯特来到西柏林，把他拍的照片和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他的组织员。组织员给了他一包香烟，拿走了他的情报，由交通员送到了普拉赫。盖伦和美军的情报专家对照片进行了分析，知道苏联制造出的这种新式战斗机是米格—15，同美国的F-86相差无几。不久之后，盖伦组织又通过别的途径，搞到了苏联制造米格—15型战斗机所用的材料和燃料。
盖伦的成就，令美国情报界对盖伦组织刮目相看，美国军方决定放手让盖伦负责西方对东方的情报活动了。于是，盖伦开始向东方进军，相继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甚至在苏联，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间谍网，随时随地为普拉赫的情报机构提供各种必需的情报。
甜蜜女秘书赫尔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