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间谍勒鲁瓦，在建立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的同时，办起了间谍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训练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通过训练后，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高手，如出色的保险柜专家、高明的伪造能手、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还有天才的发明家。
勒鲁瓦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勒鲁瓦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勒鲁瓦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勒鲁瓦和他手下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
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勒鲁瓦大力协助美国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但怎样寻找苏联火箭发射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苏联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因此，美国人要求第七处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这就是说，勒鲁瓦必须把法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在作出最后的答复以前，勒鲁瓦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飞越苏联领土的法国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勒鲁瓦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将目标拍得更清晰，勒鲁瓦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他拿到摄影机后，立即乘一架法国民航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苏联地面的照片。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
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勒鲁瓦和他领导的第七处不仅帮美国人解决了导弹发射场问题，而且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
忽隐忽现的间谍飞机飞行在他国领土上空。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勒鲁瓦受到严密监视，最后被关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
以色列情报之父
伊塞·哈雷尔是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摩萨德第二任局长。他原名伊塞·哈尔彭，年仅15岁时就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1930年1月，哈雷尔终于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1936年，哈雷尔承包了农庄的柑橘园。凭借着自己埋头苦干，哈雷尔发财了。由于经营柑橘的需要，他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之后，他经常在夜间，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注意到了他的才能，并委任他当上了所在情报小组的组长。
哈雷尔为沙伊工作后才发现，他几乎天生就是个当间谍的材料。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莱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了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特工生涯。
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伊塞·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来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伊塞·哈雷尔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他自己却摸索出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即分级单线联系。1946年6月29日，英国托管当局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针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正是凭着这一原则，哈雷尔使哈加纳的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睐，这一天也成了伊塞·哈雷尔命运转折的吉日。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建国日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大多数以色列领袖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但哈雷尔却持相反观点。
对于这件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哈雷尔必须作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其表兄正在阿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5月12日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以及阿拉伯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几支部队，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国旗，与此同时，本·古里安则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成立。次日夜，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而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并被破格晋升为以军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属于第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当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首任局长。1952年9月，罗文·希洛因健康原因辞去摩萨德局长职务，哈雷尔被任命为摩萨德局长。
哈雷尔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摩萨德特工海外特工行动也极为活跃，其谍报人员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并且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无法与之匹敌的。摩萨德驻海外情报战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职业情报人员。以色列其他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某项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
谍报大师科恩
伊利·科恩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优秀谍报人员，他以归来的阿拉伯大亨的身份只身潜入叙利亚，广泛结识军政要员，出入于政府首脑机关，窃取了大量绝密的政治、军事情报。
1960年年底，摩萨德领导为科恩编造了一份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的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他改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他的家1933年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长大成人后，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起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并因而富裕起来。这一经历是符合那些因贫困、战乱和本世纪的革命而颠沛流离的成千上万个阿拉伯家庭的情况的。
通过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科恩很快就在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为了探测叙利亚总参谋部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科恩总是能在关键时候，为以色列搞到重要情报，所以得到了“谍报大师”的美誉。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住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他的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士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