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双十委员会的策反
1940年9月6日晚，在英国白金汉郡的一片田地里，夜色朦胧。只听见隆隆飞机发动机声由远而近一滑而过。空中摇摇晃晃出现了一个黑点，由高而低，由小变大，迅速下垂。大约在距地面四五百米的高空，黑色物体下降速度突然变慢，随即在其上空出现了一个锥形大包。一阵淅淅沥沥的声响过后，那个黑色物体连同上面的锥形包一起稳稳地落在田野中。
二战期间，德国间谍为了潜入英国，加紧进行空降训练。
浓浓的夜色缓缓褪去，不知过了多久，当天色变亮的时候，一位农家少女发现庄稼地里好像有人踩过。就在她返回家的路上，她发现了一位眼光异样的陌生人。按照警察局长前几天的吩咐，她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警察所。
一个小时后，这个陌生人被带到埃尔兹伯里警察所，军情五局的军官们立即确定了他的身份。他是一名27岁的瑞典机械工，代号3719号间谍，昨晚被空投到当地，充当德国间谍。经审问得知，他乘座的是一架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卡尔·加顿费尔德少校驾驶的全黑色海因克尔·伊尔飞机。加顿费尔德被特地挑选来完成德国间谍空渡到英国的任务。
3719号间谍的真实姓名是：戈斯塔·卡罗里。他曾在英国住过一段时间，英语非常熟练。他的母亲是德国人。纳粹上台后，卡罗里便与他们共命运。由于在降落时，他所携带的特制德律风根收发报机击昏了他的头，因此没能避开英国军事情报五处设下的警戒网。卡罗里曾是引起德国秘密情报机关注意的征募人之一。在汉堡，卡罗里接受了阿布威军官们的严格训练。从英语到英国地理、历史，从情报人员的情报意识到情报的收发密码，训练非常全面。最后，阿布威的军官告诉他：当他着陆时，整个英国已处于一片混乱，他很容易进入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那里的特工人员将迎接他的到来，并给他以极大的帮助。最后，卡罗里还被告知，在他进入英国后的几周内，德国就将占领英国。
卡罗里被编入一个称作“莉娜队”的间谍小组，负责管理他们的是汉堡空军一处的尼古劳斯·里特少校。空投间谍任务仅仅是德国“海狮计划”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英国军情五局和伦敦警察厅刑事部特别分部已打入了这个间谍网，而且正在操纵这个网中的一名间谍分子充当双重间谍。而德国阿布威组织却丝毫未发现。
讯问卡罗里的双十委员会军官们将他带回到他降落的白金汉地点，要他找出他隐藏的降落伞。这对军情五处来说，并非无谓之举，它对了解德国空降特务的行踪很有价值。在英国军情五处的威胁下，这位被德国一直视为敢作敢为智勇双全的卡罗里，现在显然已经瘫软下来，并且愿意同英方合作。
卡罗里被推上一辆汽车，飞快地奔向里士满，那里有军情五处的一个秘密拘留中心。这座大厦是一座维多利亚式建筑，建筑的西翼有一组由30多间单人牢房组成的有高度安全设施的房屋，内装有最现代化的录音设备和监听装置。拘留中心的头头是“假眼”斯蒂文斯上校。这位戴单片眼镜的“独眼龙”上司，使他的所有囚犯甚至手下人望而生畏。审讯地点在这座大楼的最下层，由斯蒂文斯和斯廷森少校主审。
他们向卡罗里透露了他们所获得的情况，如此清楚与详细，立即使卡罗里精神上垮了下来，他感到自己简直是德国阿布威的玩物。他外向的性格立即在斯蒂文斯这个“独眼龙”的冲击下，变得温顺听命。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就只想如何幸存下来，免遭处死。谈判后，交易达成了。卡罗里与双十委员会中心的罗伯逊少校达成协议，在免除死刑的前提下，他愿意同英国合作。为了把这笔交易敲定，他又提出：假如军情五处同意给他的一位同志同样的待遇，他将说出此人预定在最近几天内抵达英国的详细计划。
德国派往英国的3725号间谍的计划就这样被泄露了，接着英国情报机关又捕获了一个新间谍武尔夫·施密特。
大西洋彼岸的“暗杀行动”
1937年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消息，说西欧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同荷兰的一个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亨里克·斯奈弗利特进行了秘密接触。于是就派了一只“别动队”去巴黎，任务是找到并除掉此人。
领头的是国外情报处的副处长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此人身材矮小、壮实。当年7月17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机构负责人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被传去同施皮格尔格拉斯在“巴黎博览会”上见面。会面时，施皮格尔格拉斯通报了叛徒的情况：此人为苏联的“地下人员”，波兰人出身，在巴黎用的名字是伊格纳季·波列茨基。
在施皮格尔格拉斯同克里维茨基见面前不久，波列茨基把一个封口的包交给了苏联贸易使团里的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里面是要发往俄罗斯的报告。他没想到报告在到达莫斯科的“中心”之前会有人能知道它的内容。施皮格尔格拉斯打开信封给克里维茨基看了里面的内容。报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目的是想以此来加重斯大林和叶若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托洛茨基分子的地下组织在活动的恐怖症。信封里还有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波列茨基宣布自己不再回来，历数了斯大林的罪行，并号召“同斯大林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信的末尾写道：
“我决心为列宁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愿继续斗争，因为只有我们的胜利——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将人类从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才能将苏联从斯大林主义中解救出来。为了新的战斗，为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前进！”
一个半月后，即11月4日，波列茨基布满弹孔的尸体在瑞士洛桑附近的公路上被人发现了。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通过波列茨基家人的朋友、一个为躲避纳粹迫害的德国女共产党人格特鲁德·希里德巴赫，将其引进陷阱中的。希里德巴赫写信给波列茨基，说她有急事想听听他的建议。于是她和波列茨基夫妇在洛桑的一家咖啡馆里见了面。但希里德巴赫没有勇气彻底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去做——将一盒下了毒的巧克力糖交给波列茨基的妻子（这个盒子后来被瑞士警方找到了）。但是她还是将波列茨基骗到了一条僻静的路上，在那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手罗斯兰·弗朗苏阿·罗西用自动枪对他连发数枪。在这最后一刻，波列茨基明白他上了别人的圈套。
这个女人虽不是间谍，但她被人利用，引诱波列茨基并加以杀害。
当警方找到波列茨基的尸体时，他的手中还抓着希里德巴赫的一缕白发。事后，为了将警方引人歧途，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封匿名信，说死者曾干过国际武器走私的行当。但这阴谋并未得逞。尽管罗西和希里德巴赫都逃之夭夭，但瑞士警方还是从罗西的情人那里知道了他们参预了谋杀的事实。在罗西丢下的箱子中，警方找到了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住宅的详细平面图。
内务人民委员部“别动队”的下一个受害目标是流亡白军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头目米勒将军。1936年12月，国外情报处处长斯卢茨基亲抵巴黎为劫持米勒的行动做准备。他请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给他推荐两名能扮成德国军官的间谍。直到八个月后米勒被劫持，克里维茨基才明白了这一请求的意图。1937年9月22日，米勒和七年前的库捷波夫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在巴黎的一个大街上给劫持了。不过和库捷波夫不同的是，他给自己的秘书库索斯基留了个条子，如果他回不来就拆看这个条子。纸条中写道，米勒同斯科布林将军在12：30有个会面，他们要与邻国的两个武官——两个“德国人”以及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见面。这样，斯科布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身份便被暴露无遗。当日晚，俄国军人联合会的副会长克德罗将军同库索斯基将军派人去抓斯科布林夫妇。当斯科布林夫妇来到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时候，他们向他询问米勒的去向。斯科布林当然不知道米勒留了条子这件事，就矢口否认当天见到过米勒。于是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便拿出了纸条。
斯科布林继续否认和米勒见过面。克德罗夫和库索斯基要斯科布林和他们上警察分局走一趟。在楼梯上，斯科布林将两人一把推开，冲了下去，转眼不见了。门厅里黑洞洞的，两人没法追上他。而等他们来到外面，斯科布林连影子都没了。他从巴黎跑到了西班牙，但在那里他又惨遭暗杀，显然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杀人灭口之作。12月份，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虹在法庭上承认参与了劫持行动，被判处20年苦役。1940年她死在监狱中。
在普列维茨卡妮一案的审判中，原告称，根据侦探局的调查结果可以判定，米勒是被劫持到了苏联大使馆里，在麻醉以后，给装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用“福特”公司的一辆卡车把他送到早已等在勒阿弗尔港的苏联货船上。有几个证人还看见那些人往船上搬箱子的情景。与库捷波夫不同的是，米勒不仅经受住了麻醉物的作用，他还经受住了前往莫斯科的这般颠簸旅程。一到莫斯科他就受到了刑讯拷问，然后被秘密枪决了。然而，就是审判和除掉米勒，也仍不能使苏联权力中心高枕无忧地认为，白匪军再也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了。在米勒被劫持后的一段时间里，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对俄国军人联合会总部的监听工作一直未有突破，在他窃听的谈话的记录中，再也找不到新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阴谋的迹象。于是，情报中心便认为。特列季亚科夫（化名伊万诺夫）显然是和阴谋分子串通一气了。情报中心给在巴黎的机构去了一封电报：“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在欺骗我们，交给我们的并不是谈话的真实内容，而是纯粹的伪造品。”
劫持米勒的行动给予俄国军人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一些白军分子还错误地指责他的秘书长库索斯基也参与了这个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后来将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由新任头目阿尔汉格尔斯基领导。但此时的俄国军人联合会已比米勒时期更像一个气数已尽的组织了。尽管如此，比利时则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和实施下一次政治谋杀的地点。
1938年初，9年前逃到西方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在被长期跟踪之后被别动队除掉了。与此同时，别动队还开始了对另外两个继阿加别科夫之后逃到西方的人的追捕行动。这两个人一个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荷兰的机构负责人克里维茨基，一个是共产国际后备组织的创建人维利·明岑贝格。1937年，两人没有遵从命令回到莫斯科，因为他们明白，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法国国防部内的超级间谍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叛逃到西方的多名克格勃军官就曾披露，在法国高层内部暗藏着一名克格勃高级间谍。尽管戴高乐总统对此一直存有疑虑，但他始终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戴高乐年轻时英姿勃发，当了总统后也很有作为。
1961年以后，戴高乐多次向美国提出应该在北约建立集体领导原则，反对华盛顿独揽大权，但他多次遭到拒绝。1962年初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接见法国驻华盛顿大使时说：“你们总统有什么理由想执北约的牛耳？他知不知道，他身边的人已把北约出卖给了苏联！”
对于美国总统的出言不逊，倔强的戴高乐一直咽不下这口气。为了澄清事实，以堵住美国人之嘴，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搞清这一事实。1962年底，带着戴高乐的指令，领土监视局领导人杜斯坦和国外情报及反间谍局的专家们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审讯克格勃叛逃人员。
审查的结果确实让法国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大吃一惊。叛逃者向法国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提供了苏联向法国渗透的大量情报，此外还进一步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高层内部潜伏的克格勃高级间谍20年来一直在出卖法国，北约领导机构的各项决策也被他透露给了苏联；苏联方面确实已详细掌握了法国和北约各部门之间来往的秘密文件，甚至一些只有总统、总理和少数几名部长掌握的核心机密也被苏联方面所掌握。但是，他说不出这些间谍的姓名，因为这是克格勃的最高机密。
杜斯坦返回巴黎的当天，告诉总统秘书处：“事情非常严重！”他向戴高乐总统汇报说：“那人确是苏联叛逃者，他知道底细，在我们内部进行调查很有必要！”戴高乐将军听罢此言，大为恼火，他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间谍。
反间谍专家一返回巴黎，立即着手清洗间谍的工作。首先审查那些已被苏联所掌握的机密文件在传递过程中，都经过哪些部门何人之手。经过几天的核查，反间谍人员开始把目标缩小到法国国防部总参谋部。
接下来，反间谍人员在总参谋部内部开始进行全面普查，最后又把目标集中在“情报处”。因为，凡是与北约有关的所有文件都必须经过此处。情报处共有200多名工作人员，经过反复的调查，捕捉的目标最终集中于乔治·帕克等4个人身上。
反间谍局的专家们迅速调来了包括乔治·帕克在内的4名嫌疑人的档案。30年代中期，乔治·帕克就读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法国沦陷后不久他来到阿尔及利亚，被任命为“自由法兰西”广播电台政治部主任，后又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办公室主任，当时他才年仅25岁。法国解放后，临时政府迁回巴黎。从法国解放到1963年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他深受几任总理的青睐。在每届内阁里，他不是在这个总理办公室，就是在那个部长办公室里做主任工作。也正是由于工作职位的需要，特别是作为现任总参谋部情报处联络员并兼任北约组织新闻处领导人的职位使他比别人更有机会接触法国国家的最高机密，并与北约国家有所往来。
乔治·帕克作为一个内部间谍，终于被法国反间谍人员抓住了狐狸的尾巴。
遗憾的是，审查结果表明，在乔治·帕克档案材料中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相反，另外3名军官，无论是他们个人或是他们亲人的生活中却多多少少发现有某些不清不白的问题值得怀疑。此后，反间谍人员对这3名军官进行了重点监视，企图从他们那里打开突破口，而对乔治·帕克则进行了一般性的监视。然而，监视的结果却出乎反间谍人员所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