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呻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和三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象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
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一二十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
唐武宗灭佛
佛教在隋唐时期非常盛行。隋文帝“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于是“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百倍。”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修佛寺，造大像，所费巨亿。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及朝廷贵戚也竞相崇饰寺观，奏度人为僧。玄宗时虽一度淘汰僧尼，整顿寺院，但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统治阶级更大力提倡佛教。肃宗、代宗均在宫中设置道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宰相元载、王缙、杜鸿逐渐都喜好佛法，他们不仅造寺无穷，还为皇帝言因果报应，甚至上朝也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弄得政治刑罚日益紊乱。有唐一代还多次为迎送佛骨兴师动众，大事铺张。宪宗时为去凤翔（今属陕西）法门寺迎佛骨，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百姓“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佞佛的情形在唐后期也一直有增无减。武宗时祠部的统计数字表明，当时全国有寺院4600所，兰若（小寺院）四万所，僧尼260500人。遍设各地的寺院不仅占据了大量的良田美地，而且了利用它们的免税特权，包庇了众多的人口。当时除了富户多丁，削法避役，将寺院当成最好的庇护所外，许多贫苦百姓为不纳赋税，也投靠依附寺院，成为寺院的寺户或佃户，他们耕种寺院的土地，为寺院提供无偿的劳动，使得寺院经济大为发展，而封建政府的纳税人户却日渐减少。此外，天下佛寺大量销铜铸造佛像，使得市场上铜钱大为减少，加重了唐后期钱重货轻的矛盾。
武宗即位以后，深感佛寺和僧尼众多“耗蠹天下”，对国家财政也影响极大。会昌三年（843年）唐朝廷对泽璐用兵，军费不足，而关中、河东等地，又连年发生蝗灾。在这种情况下，冲击佛教寺宇，没收僧尼财富，就成为可行的一途。武宗本人原来就倾向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武宗决心灭佛。他首先下敕没收僧尼的私人钱物田庄，减少僧尼所畜奴婢的数量。会昌三年，长安左顺两街勒令还俗的僧人共3400余人，同年三月下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并不许置供及巡礼者”，犯者即受春杖处置。由此“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灭佛之举在会昌五年达到高潮。其年八月。下敕省并天下佛寺。规定长安、洛阳两街仅各留二寺，诸道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等州各留一寺，并将寺院分为三等，上等留僧20人，中等留10人，下等5人。其余26万余僧尼笄冠勒令还俗充两税户，还有寺院的十五万奴婢，以及人数超过僧尼笄冠—倍，投附寺院充使令的良人（即寺户百姓等）也同时放为两税户。除上述应留寺院之外，44600余所小寺院均限期毁撤，并遣御史分道督察。寺院的财产也没收充官。其时共收良田数千万顷。拆下的佛寺木材用以修葺官府和驿舍。中书又上奏将废寺的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也销付国库。而且限令衣冠士庶之家所藏金、银铜像也必须如期纳官，否则就按禁铜法处理。在此之后，管理僧尼的部门也从祠部改为主客（祠部、主客为尚书省礼部所隶二司，但祠部主祭祀，主客掌接待外国宾客），以明其为外国之教。与此同时，武宗还在八月的制书中，明确指斥佛教“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逾此道”，并指出其僧尼“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寺宇招提“皆云枸藻饰，僭拟宫居”，是造成民间物力凋耗、风俗浇诈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还将这次废佛称作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的一件大事，进一步表明了他灭佛的决心。武宗灭佛之举取得很大成功，大批寺院迅速被毁废。唐朝廷也在这次灭佛中获得不少财政收入，并借助它消灾了企图割据泽潞的刘稹。此外，这次运动波及江南、岭南，影响很大，武宗李炎也因此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字文邕以及五代周世宗柴荣并称为历史上主持灭佛的“三武一宗”。
武宗灭佛后不久就死去，宣宗即位，修复废寺，“度僧几复其旧”，重新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崇奉和寺院的物权。懿宗、僖宗时也都进行大规模迎送佛骨的活动。这些佞佛的举动，使佛教得以再度繁荣。
唐代的传奇小说
唐传奇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六朝小说即“志怪”小说，内容主要是“列异”和“搜神”。中国人一直有信巫的习俗，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演愈烈，后遇小乘佛教传入中土，才开始流传，它们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因而自晋至隋，鬼神志怪的书很丰富。六朝也有专写人事的作品如《世说新语》等，或采拾旧闻，或记述近事，但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大都从“史”的角度来要求这种摹写人间情事的丛残小语的。当时，文人裴启作了一部《语林》，在民间和士大夫间颇为流行，但由于其中有关谢安的某些言语记载不实，谢安就极力诋毁它，遂使此书废绝。唐传奇与此不同，它从内容上摆脱了专记神仙鬼怪的束缚，从形式上则有意识地从事虚构和艺术创造。往往于小小情事中，见凄婉欲绝之情致，因而是与诗歌同类的靠想象、联想、虚构等形象思维方式写成的文学作品。
唐传奇的创制首先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围绕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而遍全国的大小商业城市的崛起，使官僚地主、文人、士子、豪侠、商贾、手工业者，以及僧、道、歌妓等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人物，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关系不仅是产生奇闻逸事的场所，也是需要大量新鲜刺激的地方。六朝志怪篇幅短小，缺乏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强烈刺激，显然满足不了整个市民阶层的需要。唐传奇便在此基础产生并发展。它还与唐时科举制度的“温卷”风气有关。唐代科举考试有“行卷”、“温卷”的风气，应试文人为了让考官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的文章，第一次送的叫行卷，后来陆续送的叫温卷。而传奇文既可叙事，又可抒情，还可议讼，从一篇文章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史才、想象和说理能力，因而多被文人名士所采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称为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当时兴起的古文运动为唐传奇的兴盛开辟了道路。传奇最初不受朝廷重视，也不受文人重视，古文运动以后才成为潮流的。韩愈自己写过《毛颖传》，沈既济受古文家萧颖士的影响，沈亚之又是韩愈的门徒，其他如元稹、陈鸿、白行简、李公佐等人，也都与古文运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联系。唐传奇本来是古文运动的副产品，后来却蔚为大观，从元、明、清的戏剧、小说的发展来看，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反而比古文更为重大。唐传奇开始创制时，并不被朝廷重视，文人名士亦不屑为之，“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
初唐时期（618年—712年），传奇开始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还没有完全脱离“怪”的范围，但是篇幅已经很完整，描写也渐趋细致，情节也多变化和曲折。其代表人物是王度、无名氏和张。王度（585年—625年）是文中子王通之弟，诗人王绩之兄，他的《古镜记》以一面古镜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把十二段故事贯串成章，为唐传奇的结构创制了新形式，成为公认的唐传奇的开山之祖。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人、猿相交，生子如猿，情节虽未尽脱搜奇猎异之牢笼，但其着重人物活动，情节更为曲折，环境描写也极为出色，为唐传奇的兴盛提供了表现手法。张的《游仙窟》唐时已流传到日本，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交接的故事。张对于创制唐传奇的贡献是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对于人间现实生活的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特别是大历（766年）至大中、咸通（873年）年间，是唐传奇最兴盛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土地大量兼并，贫富日益悬殊，封建伦理道德日趋动摇，许多社会问题出现，给传奇提供了很好的题材。同时，教坊、妓院为异事奇情的交叉地和集中点，文人名士交相出入，他们便可能从这取之不尽的材料库中撷取丰富的营养，繁荣创作。这一时期，也是唐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沈既济的《枕中记》、《任氏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等许多流传千古，成为后世小说、戏剧取材源泉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不仅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即使是谈神说鬼，也具备丰富深刻的社会人生的内涵。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写作方法灵活多样。特别在一些爱情传奇中，以“朗才女貌”的爱情取代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标准，人的价值观发生重大改变。晚唐的乾符（874年）到天佑（907年）时期，唐传奇的创制以大批专集形式出现，例如牛僧孺有《玄怪录》，李复言有《续玄怪录》，牛肃有《纪闻》，薜用弱有《集异记》，袁郊有《甘泽谣》，裴铏有《传记》，皇甫枚有《三水小牍》等，表现了晚唐文人名士对传奇这种文学形式的重视。这一时期，是战乱四起，社会极度不安时期，人人自危，个个恐怕大难临头，无意识中希望有“神出鬼没”的豪侠出现来除暴安良，拯救被压迫被欺凌者。这种无意识在晚唐传奇中有突出的表现，《红线》、《聂隐娘》、《虬髯客》、《郭元振》等都属这一类。
唐传奇的创制，对后来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这不仅表现在它为后世文学提供了现成的材料库房，而且，连“传奇”这个名称亦被后代笼统接受而将它命名为新起的文学样式，例如宋人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以杂剧为传奇，明朝人又以南方戏曲之长者为传奇，以区别于四折的北方杂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