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的同时，外有美国的逼迫，内有桂系的"逼宫"，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寻机卷土重来。12月31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新年会上声称他的下野并不是情愿，"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接着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在："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等条件下，愿意同中共进行"和谈"。他最后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可见蒋介石所作出的要"和谈"和"引退"的表示，核心仍在于维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所谓"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蒋所提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同时指出，人民解放军虽然确有把握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消灭国民党政府残余军队，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共愿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的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对蒋介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蒋介石见以"和谈"来挽救下野不成，不得不准备下野。事先他作好再起的布置：以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方天、薛岳分别为福建、江西、广东省政府主席，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命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现金移存台湾；命令蒋经国、俞济时到浙江老家溪口布署、装修通信网络，以便幕后操纵指挥。作好部署之后，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发表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的下野，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头一回合的破产，此后便由李宗仁出面"备战言和"了。蒋的下野还表明，蒋介石并未放弃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他仍在幕中操纵一切，作垂死挣扎。虽然如此，还是表明了他作为旧中国国家元首的地位被推翻了。
北平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12月5日开始发起平津战役，到1949年1月17日，先后消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塘沽之国民党军队，随即百万军队兵临北平城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鉴于北平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为保护其免遭战火，决定尽最大努力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北平；只有在和谈不成功的情况下才以战斗方式解决之。
国民党华北军政大员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他在平津战役开始之前，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地位，不愿离开华北，因而拒绝了蒋介石调他任东南行政长官、率部南下的命令，自信自己有一定实力，可以抵挡一阵，以便同国共双方讨价还价，形成独立力量。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消灭其在平张线上的嫡系部队并包围北平之后，才开始考虑实质性的谈判。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在平津战役开始后，就通过各种关系（比如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进行劝说），劝傅停止内战，进行谈判。傅作义也曾先后派李腾九、张东荪等人同中共地下党组织及人民解放军进行接触和谈。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之一的聂荣臻向张东荪指出：傅作义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之外，别无出路。但是此时双方只是接触，并未进行正式和谈：傅作义在于试探和谈条件，并非真意和谈；人民解放军是"利用此机稳住傅作义，解决中央军"。
到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包围之后，傅作义才下定决心进行和谈。12月14日，傅作义要李腾九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派人同其代表出城谈判。12月19日，东北解放军参谋长刘亚楼对傅作义派来的代表崔载之表示：欢迎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保证傅作义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给傅留下2个军，但傅部须把蒋系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此时傅作义目的在于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因而说北平城内蒋系兵力比他的部队多，逮捕其军官没有把握。因而，这次谈判未取得进展。这时蒋介石已察觉傅作义正同人民解放军秘密谈判，有起义可能，相继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次子蒋纬国前来劝傅、拉傅；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前来劝说，表示美军支持傅。傅作义斗争激烈，十分矛盾，他一面声言要同北平共存亡，一面于12月23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赞同新民主主义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准备起义，向全国发和平通电，呼吁停止战斗。
月22日、24日，傅部主力在新保安、张家口被消灭以后，傅作义见大势已去，和谈的积极性又进了一步。1949年1月7日，傅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商谈。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表示："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3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依此原则，双方9日又进行商谈，并签订《会谈纪要》，规定傅作义在1月14臼午夜前答复。傅作义表示同意，要求北平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再次出城联络。
月15日，双方代表在通县会谈。聂荣臻告诉邓宝珊：由于傅作义拖延太久，人民解放军已下达攻击天津命令，故而此次谈判不含天津。这一天，天津解放。1月1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向其指明两条出路，任其选择："（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致函指出不容许再借和谈拖延时间，限于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14时止，考虑准备改编。随即双方商谈和草拟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傅作义顶住蒋介石17日来电将蒋系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及重武器用飞机运走的压力，并于22日宣布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的方案，向北平国民党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自即日起，北平守军按照指定地点开出城外，至31日移动完毕。1949年1月31日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从西直门开入城区接防，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胜利之后，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承担着伟大历史责任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在全国胜利前夜所面临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1948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决定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出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祖涵、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等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等19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作为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通过了《巾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关于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全会根据三大战役后的形势，认为今后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所谓"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即用和平的方法将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即暂时让其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全会指出，用天津方式解决国民党军队虽然仍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是按照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强调野战军各级领导"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
.关于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心是在农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完全成功的。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根本变化，"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决不可以丢掉乡村，而必须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全会认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而"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全会号召"全力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全会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不能"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全会明确指出，在城市斗争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全会首先分析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全会据此分析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并规定了实现这个总任务的基本政策，即：在政治上，全会充分估计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还会继续进行各种侵略、捣乱和破坏活动，因此必须强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全会详细分析了旧中国的经济状况，确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利用和限制城乡私人资本主义，以及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改变分散的、个体的性质"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政策。在外交上，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但要保护普通外国侨民的合法利益；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于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只要他们不改变其敌视的态度，就决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要同外国人做生意，既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鉴于中国革命胜利即将来到，全会告诫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贪图享乐，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要警惕糖衣炮弹。毛泽东强调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明确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进行歌功颂德。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及时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分析了中国的各种经济成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生产建设任务和这个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问题，探讨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次全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作好了准备。
国共和平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