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白云和蓝天都是新的
1976年的中国是大事频发的一年，首先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去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鞠躬尽瘁，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被四人帮利用，使文化大革命完全变了味道，成为变向打击报复的政治运动。
但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人民群众对反动势力的斗争是毫不迟疑的，四人帮在万人咒骂声中垮台。中国另外的一位伟大的领袖邓小平担负其管理国家的重任，为了拨乱反正，将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一个被重重迷雾遮住的中国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全新的姿态，开创了新的局面，同时，中国的文化，开始进一步走向世界。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参加欧洲汉学大会，而钱钟书就是里面的佼佼者，当时出国人选的确定是一大难题，国文好的学者，英文未必好，英文好的，却很少涉及中国文化，而钱钟书却是一个例外，所以当时国际派了他跟夏鼐、许涤新等人参加大会。
每个人都需要交出一篇论文，钱钟书的论文题目是《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他的题目新颖而有趣味，一分发到与会者手中，就引出一片啧啧称赞的声音。轮到钱钟书上去演讲的时候，他正了正自己的眼睛，缓缓走上讲台。他说，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如果说现代的中国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的话，或许会说我是职业上的偏见，或许说我夸大其词，来故作玄虚，不过——
钱钟书拉长了音节，他的英文非常流畅，纯正的英国发音，十分动听，因此大家都仔仔细细地听着，生怕漏掉什么重要的内容似的。
“不过，前几天，当《唐诗选》出版的消息被报道出来之后，北京书店门口全是排起来的大队伍，他们是在干什么？是想抢这本古典文学著作，我们在座的有些外国记者肯定对此事进行过报道。”讲台下面的外国友人开始微笑，他们被钱钟书的幽默打动了。
“我还可以拿出一个证据来，证明中国人的兴趣是广泛的。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成果也越来越多，恐怕有的学者还可以跟英国本土的专家一比呢。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我们的哲学指引者，是马克思，我们的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在运用方面，有些人对这个仍有误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这是中国学术的特色与关键。”钱钟书没有谈论刚刚过去的那场政治风暴，因为这在出国之前是有吩咐的，他对马克思主义持有赞同的观点，这也是必须说的话。但钱钟书的语气中肯，毫不做作。
同时，钱钟书还体现出来中国文人的那种固有的谦虚与包容情怀，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外国文学家做得比我们要好，比如，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的‘中国文学史’，这对浩瀚的中国文化来说无疑是一个遗憾，比如我们的诗歌编辑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新的版本不多，且精致程度不够，另外，很多十分重要的作家传记仍然是个空白，这都需要大量的工作。真正需要我们去做检讨的就是如何理解别人眼光的问题，不得不说，很多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很有见解的，而我们却对他们的研究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甚至，没有认识的机会。”钱钟书的诚恳与谦虚引起了一阵阵的掌声，他的确是在说自己的心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苦、中国文人受过的苦还历历在目，文化的脆弱性让他幡然自省。
因为会议是在意大利召开的，意大利语也是钱钟书的专长。当他提到意大利作家的名字时，不用英语，而是用标准的意大利语表达，其口音的纯正让大家惊叹。
为了活跃气氛，也说明中国人的性格，钱钟书讲了孔融的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位神童，他的名字叫孔融，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对这个名字是毫不陌生的，十岁的时候，他去一个政府官员家做客，对于对方提出的问题，他对答如流，这使得在座的大人们十分惊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然有这样的见识，实在是太难得了，为了考验他，其中刚到的一个大人说，人小时候非常聪明，未必是件好事，很多人在小的时候非常聪明，到了老却越来越笨。他刚说完孔融就接上话了，以您的意思，您小的时候是很聪明的喽？”
钱钟书停顿一下，给听者以反应的时间。他讲到了孔融，却对孔融让梨的典故丝毫没有提及。这说明在说话前，他是经过考虑的。他认为，孔融口才好的这个故事，应该更能对外国人的口味。接下来，钱钟书就露了一手，他说：“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个人叫包其奥的，写了本《诙谐录》，说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去见教皇，教皇见他应答自如，十分欣赏，而一旁的红衣主教则说，像这样聪明的孩子，长大了可未必聪明呢，可能变成一个十足的大笨蛋，那十岁的小孩转过头来对红衣主教说，您老人家当年一定是个决定聪明的孩子！”
在场的人哄然大笑，钱钟书讲后一件事，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这两个故事如出一辙，连里面的主角都是十岁的孩子，这无疑会有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隔膜。
晚清之后，蓝眼睛视野中的东方世界，便有了灰暗的基调。扭转他人的看法，并非钱钟书一人所能完成。但是他依然神采飞扬，用最好的状态，做了最恰当的呈现。
2．曾经足迹踏遍
不能不说，钱钟书对西方国家是有感情的，那是他的足迹曾经踏遍的地方，也是他的心灵接受二次启蒙的地方。
他深情地告诉来听讲座的人，“我喜欢西方的文学，因为西方有过那么多伟大的作家，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的结晶，我认为，中西方的文学家应该加深交流，互相照明，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繁荣，意大利有句谚语，傻和尚点灯，越多越不明，我们不做傻和尚，我们做真智者。”钱钟书幽默风趣的语言和渊博的知识，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大家发出频频的赞叹声，就这一个中西方打通的例子，除了钱钟书，想必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接下来是回答各个国家的学者提问的环节。其中有一位非常“调皮”的法国学者，用中文问了钱钟书几个问题。钱钟书莞尔一笑，立即用更加流利的法语回答对方的提问。对方听完之后，大声感叹道：“他知道的法国的东西，比我还要多！”这句话一说出来，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他们不知道，在经历过如此多的灾难之后，中国学者之中还有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大家先是震惊地赞叹，继而表达衷心的敬佩，这是中国学者的风貌，钱钟书真的做到了。
巴黎的一家报纸报道这件事情之后，对钱钟书有简短的评论，现在引用下来，“听着这位才气横溢、充满感情的人讲话，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在整个文化被剥夺近十年后，思想的世界又开始复苏了。”
以钱钟书为代表的访问团，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学者的良好风貌与渊博的学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因这些人而矫健。
这次会议十分成功，钱钟书回国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之后，中美建交，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自然是在必去的人的行列中。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行人来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接待钱钟书的是夏志清，夏志清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博士，凭借自己才华，在美国任教，路走得非常顺畅，因为他跟钱钟书是老朋友了，所以安排他接待钱钟书。
地点是哥伦毕业大学的一个会议室里，大家知道钱钟书来了，争先恐后地涌进会议室，小小的会议室被三四十个人占得满满的，钱钟书见过无数次大场面，对此却丝毫没有显示出那种故作高深的样子，他的表情诚恳实在，使人一看就是一个虚怀若谷的人，当他进门的时候，所有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他面带含蓄的微笑，用英语跟大家打招呼，很自然地坐下。
有一位外国女学生知道钱钟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底蕴，便问道：“钱先生，听说您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很佩服，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指点我几招？”钱钟书莞尔一笑，说道：“过目不忘，是神仙的本事，我没有这个本事，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我想我可能善于打通自己的知识吧，我们中国以前有位孔子，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说，随便在大街上走着的几个人里，肯定有比我某方面强的人，所以指点你我不敢说，但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来，我们讨论一下。”
钱钟书为人十分有主见，但从来不主动卖弄，这样的一番回答，让下面所有的人都十分感佩，另外有一些人开始跃跃欲试，想跟钱钟书谈论一番。
那位女学生接着说道：“钱先生真是一位谦虚的学者，那么，我现在正在研究你们的一本书，叫做《平妖传》，我想听一下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首先，我对你的这个选择表示感谢与赞赏，这是我们国家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这本书不仅体现出来十分博大的时代内涵，而且情节设计十分合理，具有优秀长篇小说的风采，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后半部写得远远没有前半部有味道，这或许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通病吧，《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有这种嫌疑，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红楼梦》，只不过《红楼梦》的后半部早就散失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都是后人续完整的。”
那人听完后，大为折服，她本来以为《平妖传》在中国既不是长篇名著，也不是什么奇书，钱钟书应该不会有什么印象的，可现在看来，他对这本书竟然熟悉到家了，传说中的过目不忘，可能真的是如此。
讲座非常愉快地进行，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从耶鲁出来，钱钟书一行人去了发佛大学，伯克莱大学演讲，最后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差不多，同样的会议室，同样的观众，甚至，还有同样的问题。
一位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女士问钱钟书，对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有什么见解，因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准备写关于这部长篇小说的读后感，钱钟书扶了扶子的眼睛，缓缓开口道：“《金瓶梅》是一部非常好的现实主义小说，不仅仅是细致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这本书还是中国小说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描写手法，甚至人名、回目，很多被《红楼梦》所借鉴，可以说，这本书为《红楼梦》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十分善于读古典小说的钱钟书滔滔不绝地讲着，其他人静静地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
同时，钱钟书不忘自己拿幽默风趣的风格，他接着说道：“但是在中国，《金瓶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传统的文人一听其名，立马先露出鄙夷的神情，仿佛这是一剂毒药，他们认为这部书是淫书，是会让人变坏的，我听说有位老师讲《金瓶梅》，立马吓了一跳，男女之事怎么在课堂上教？”
钱钟书话音刚落，满堂大笑--并不是嘲笑的笑，而是敬服的笑，人们在钱钟书身上不只看到了一个传统的、渊博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还看到了一个善于戏谑、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钱钟书。这个故事传出来之后，有人对钱钟书的做法非常不屑，认为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脸，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钱钟书是在给中国知识分子长脸，--起码，他证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都是古板、老气的。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这其实不是钱钟书仅有的“表演”，之后的演讲中，他将自己读中国小说的体会一一列举，尤其是用历史考据的方法，将书上的不合理之处列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关于《金瓶梅》的例子，他讲到作家的时代性错误的时候，毫不留情地对这本书第三十三回里面的谚语提出了质疑，“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湾。”书中讲明故事发生在北宋时期，是跟这个谚语有冲突的。“但是。”钱钟书并没有因此而宣扬自己的考据功夫有多深，多么善于从细节入手进行研究，他继续说道：“这并不影响读者们从审美的角度来认识这本书，读者要对作者怀有“包容”性的情怀。……”
带着对祖国的敬意，钱钟书和自己的伙伴们从美国回来，他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也很动人，要知道，这次出访，不仅仅是学术化的行为，更是一次外交行为，钱钟书等人的表现是直接关系到外国友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而访问团的人尤其是钱钟书并没有让人失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重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
此后，钱钟书还访问过日本，尽管日本的学术没有中国那么深厚，但他们毕竟距离中国比较近，并且，早在唐朝的时候，日本小国为了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专门派遣人来中国学习，他们那里的礼节、考试制度、社会风俗很多都是从中国过去的，所以，钱钟书他们在日本还是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感染力的。
而当时中国和美国建交，丝毫不把日本放眼里，中国出于大国的容忍与包容，派遣访问团去日本，这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钱钟书因为自己的渊博的知识和幽默的风格，声名远播。
3.托起旭日的手
在钱钟书的好友之中，夏志清算是相交最诚挚的一位了，两人从年轻时候结友到老，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夏志清是位极其渊博的学者，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上，颇有独到的见解，他写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扛鼎之论，而钱钟书也是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的，二人一拍即合，经常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