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一名近臣向国王报告了巴黎的消息，路易十六吃惊地问道：“是一场叛乱吗？”近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于是，路易十六有点清醒了，他告诉议会，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答应召回内克尔，并表示要去巴黎会见群众。
7月16日，议会委派由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巴黎，受到巴黎群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成员巴伊由于长期担任议会主席、在网球场宣誓时表现突出而被常设委员会任命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则由于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功勋以及在议会中作为自由派贵族的杰出代表而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7月17日，路易十六来到巴黎市政厅，从新市长巴伊手里接受了蓝白红色帽徽（红蓝二色代表巴黎市，白色代表波旁王室），表示批准新官吏的任命。这一行动象征他已承认了议会，承认了巴黎市新政权，承认了这场革命。
以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革命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因为议会与巴黎的革命民众表现出联合的迹象，所以国王屈服了，使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存在了。
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庆典在巴黎举行。清晨，来自全国各公社各县的代表，各郡的结盟军、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巴士底狱废墟出发，穿过城区，在礼炮声中进入马尔斯广场，宽阔广场的四周草坡上聚集着四五十万观众。广场中央筑起一座高高的祖国祭坛，祭坛周围观礼台上坐着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军队和结盟军的军旗迎风飘扬。400名身穿白袍、佩带三色飘带的神甫站在祭坛四角，奥顿主教塔列朗登上祭坛，在军乐声中举行弥撒。接着，当天被任命为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法耶特登上祭坛作公民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制宪议会的议员们也作了同样的宣誓。国王路易十六起立表示自己拥护宪法。此时，广场上欢呼声四起，旌旗飘拂，人民相信君主的诚意，君主相信人民的拥戴。人们快活地唱起了《前进曲》，联盟节就在这感恩的歌声中结束。
联盟节是法兰西统一的象征。自此以后，法兰西民族统一的基础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共同国王的服从，而是根据为各个地区所共同接受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国家已高于国王，一切都不再冠以“国王的”形容词，而称作“国家的”了。
（第三节） 狂热激情的大革命
“攻占巴士底狱”是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法国近代政治制度直接起源于这场大革命。在大革命拉开序幕之后，怀着除旧布新的坚定信念的革命者们即展开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者们以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为依据，在对旧的政治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同时，也对新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周密的考虑和设计。
法国大革命给法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法国大革命也给法国后来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使近代法国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的局面。这种负面影响至少可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法国形成了内战式的政治文化。自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社会内部似乎开始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内战，以左右两翼形式出现的“两个法国”之间的对抗，始终伴随着大革命时代那种强烈情绪化的尖锐方式，呈现着势不两立的极端形态。
二是非理性的群众运动。虽然群众运动本身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大众政治参与方式，它在合理的范围内确实也会对政治民主化进程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但是，如果它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尤其是表现出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种“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的严重“非理性”的特征时，它的负面作用同样也不可小看。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所致，在法国大革命中确实不时出现种种异常活跃的“非理性”的群众运动，更有甚者，这样一种传统还在近现代法国社会中得到了延续，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损于法国的政治民主化事业。
大革命时期，7周之内，仅在巴黎就有1376人死于非命。一年之中，法国有3.5万人被处决，而这其中85%的人都是平民。在处死路易十六之后，雅各宾派开始用一种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上断头台。
在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里，有这样的一幕：
一天，罗伯斯庇尔身着布衣和无套裤，只带了一个警卫员，上街视察革命后的形势，迎面撞见一群人。人们马上认出了罗伯斯庇尔，并激动地围住他，七嘴八舌地说，革命中“流的几滴血还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断头台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会继续革命，加速杀人。罗伯斯庇尔看着人们因激情泛红的脸说：“你们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人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人们回答说。
是的，革命需要杀人，只是没有想到，大革命初期的功臣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推上了断头台，而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尝到了上断头台的滋味。
是什么最终导致了丹东的死亡？是自由。丹东为了自由而发动革命，又被“自由”的革命法庭斩掉脑袋。丹东之死可谓奇矣。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他们为了自由而革命，并建立起人民专政的革命法庭，对每一个不符合人民意志的人都采取“迅速、严正、坚毅不屈的正义行动”，也就是最直接的肉体消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丹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无止境的自由让他思考到自由的另一面约束，太多的鲜血让他反思这种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有一次，丹东和友人在残阳如血中沿塞纳河散步，丹东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
丹东开始对绝对化的人民民主的自由产生了怀疑，怀疑这种自由与妓女一样，“是世界上最无情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他隐隐约约感到，“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好，炉火烧得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烫焦的”。于是，在审判丹东的人民法庭上，丹东对旁听席上的人们指控罗伯斯庇尔等人：“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如果说苏格拉底之死是对雅典的“民主”的讽刺，那么丹东之死就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提出质疑。他提醒人们，不能听见“自由”就兴奋，最好先搞清楚，“自由”是什么意思。
丹东死后，罗伯斯庇尔通过一项法律，它要求革命法庭只在死刑和宣判无罪间作出选择，法律和秩序其实已然不复存在。
由于专制主义在旧制度盛行的法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们虽然一方面执着而不切实际地追求“自由”与“平等”，但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传统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故此，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借口，一些人在革命进程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诉诸专制主义的强制手段。这一点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那种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在这方面可谓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更有甚者，这样一种做法并未随着雅各宾专政的倒台而终结，而是仍然不时地、程度不同地在法国表现出来，而这一切对法国社会后来的发展显然是负面影响居多。
启蒙思想也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了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于谈论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一个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富人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的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们凭空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政治改革反而刺激了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
（第四节） 人权宣言
早在1789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更名为制宪议会，就有代表提出要在宪法之前加一个宣言，以说明制定宪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此议因7月间巴黎和各地的革命而搁置下来。8月12日起，又回头讨论宣言问题。8月26日，制宪议会正式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深受18世纪自然权论和启蒙学说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范本。
《人权宣言》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人权宣言，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人权宣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1789年《人权宣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这些权利，从而使基本人权原则成为宣言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人权宣言宣告了人民主权原则，指出，“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宣言确认了分权原则，“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把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作为宪法的基本任务；还宣告了立法权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不溯及既往的要求，为法治原则的确立作出了独特贡献。
可以说，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郑重宣告的基本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和法治原则，充分体现了近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奠定了近代宪法的基础。
《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实际上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以法律面前的平等代替了贵族的特权，以个人自由和法律统治代替了君主制度下的司法专制，以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政府代替了君主专制制度。它在7月间城乡人民革命的背景下承认了群众使用武力反抗压迫的权利。它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针对的目标主要是政府对人民财产的随意掠夺。
《人权宣言》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原则，在当时起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鼓舞他们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成为民众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锐利武器，它等于宣告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