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这时已是井冈山地区闻名遐迩的人物了。可这么一位年轻秀丽的姑娘怎么变成“山大王”的呢？原来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已崭露头角，曾是永新首任团支部书记、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3月，中共永新县委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委任她为县委妇委书记。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银圆）都是永新县委委员。贺子珍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遇到湘赣反动势力的联合进剿。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南门，打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并缴获了百十枝枪。打这次战斗以后，贺子珍的勇敢和枪法几乎被传为神话。这些，毛泽东也多少有些耳闻。后来，永新县守不住了，贺子珍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率队上了井冈山以后，住在茅坪的八角楼。房子是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腾出来的。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几步之遥。毛泽东出出进进，或晚上到茅坪河边散步，或坐在枫树旁边找人谈话，经常要经过袁文才的家门。那时贺子珍临时住在袁文才家养病，由于疟疾初愈，身体虚弱，时常坐在袁文才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经过这里时，只要贺子珍在，他总要走过来同她讲几句话，问她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态度非常和蔼可亲。有时候，毛泽东不忙，就坐下来同贺子珍谈天说地。
这次，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因工作而相遇，两人心中都由衷地喜悦。或许是因为毛泽东到塘边村后一时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住处，或许是因为愿有情人终能成眷属，工作队也把毛泽东安排到了贺子珍她们住的固春姬孤老婆婆家里。老婆婆高兴地把堂屋腾出来让毛泽东居住。
毛泽东一住下来，就立刻听取了贺子珍和工作队同志们的汇报。毛泽东一面认真地听，一面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并不时地提出问题：对这种土地分配方案，满意的人多，还是不满意的人多？满意的是什么人？不满意的又是什么人？他们的阶级成分和政治态度如何？贺子珍她们对这些问题一时还归纳不出来，她只能如实地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贫协主席怎么说等等。由于没能很好地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贺子珍感到很羞愧，白皙的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之意，他和颜悦色地对贺子珍和工作队的同志们说：
“调查研究也是一种学问，学一学也就会了。”
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体会，风趣地谈起应该如何搞调查研究来。首先是调查者自己要心里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调查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进行，否则，费了很大劲，收集到的是一堆无用的材料。另外，要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不同的调查对象，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对土改的积极分子，我们就可以开门见山，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是向富裕中农做调查，我们就要转两个弯，因为他们的肚肠也有几个弯。
贺子珍睁大眼睛听着、领悟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接着，毛泽东提出要召开几个调查会，请工作队帮助组织、安排一下。贺子珍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项任务。她心里暗暗地想：“这可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呀！”
毛泽东不仅在塘边村做了深入的调查，还到附近的村庄去做调查。他了解的内容，有农村土地分配情况及不同层次的人对土地分配政策的态度，有工商业分布、生产、销售的情况及对有关政策的态度等等。之后，毛泽东在宁冈，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写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十分惋惜被丢失了的《永新调查》。
这期间，毛泽东因常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分析和研究调查材料。有时脑子太累了，就帮助固春姬老婆婆挑水、种菜、挑谷子等放松一下。对毛泽东早有爱慕之情的贺子珍看到毛泽东工作如此繁重，便主动默默地担负起照料毛泽东生活的工作。贺子珍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对毛泽东的爱慕之情就越深。
这时，在塘边村，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有一天晌午刚过，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一起分析关于土地问题的调查材料。
突然，村东方向传来“砰！砰！砰！”几声枪响。不大一会儿，一个手持梭镖，跑得满头大汗的暴动队员闯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一支四五十名全副武装的地主保安队正向村里袭来，扬言要捉拿毛泽东领赏，现在离村子只有两里多路了！原来塘边村地处遂川、莲花和永新三县的交界。虽然永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塘边村附近几个县仍是敌人的天下。从塘边村逃出去的地主向附近的地方保安队报告，说共产党有个中央委员毛泽东正在这里活动。蒋介石正以五万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呢！保安队这些家伙贪财心切，立即纠集起来向塘边发起突然袭击。
贺子珍听完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因为警卫班和跟随毛泽东来的一连红军，都到别处分散做群众工作去了，眼下只有几个暴动队员，而且他们的武器只有大刀和梭镖，显然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贺子珍一时没了主意，她用焦急的眼神望着毛泽东，似乎在问：怎么办？
毛泽东遇险不惊，非常沉着冷静，他仍然稳稳地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抽他的烟，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事实上，毛泽东正在分析眼前的局势。贺子珍想到的，他都想到了。如果硬拼，不仅会陷入被动危险境地，而且还会危及塘边村群众的安全。于是，他用力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说：“通知乡亲们，马上撤出村子，到山上躲一躲。”
塘边村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走出村落就是山。山高林密，隐蔽性极好。毛泽东随同贺子珍、房东老大娘以及村里群众，一起撤上了山，隐蔽在密林深处。
敌人进村后，见空村无人，知道已有了准备。他们怕中了红军的埋伏，不敢久留，打了一阵乱枪后，便悻悻地撤走了。
事后，贺子珍问毛泽东：“敌人怎么不上山搜查？”毛泽东笑了笑说：“敌人也怕呀！当时如果我们还手，敌人从枪声里就可判断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弹不发，空村无人，他们不知深浅，岂敢贸然上山？三国时诸葛亮唱空城计，也是如此呀！”
在这次意外的事件中，毛泽东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强烈地震撼了贺子珍的心灵。贺子珍感到，毛泽东的这种沉稳、自信的力量，正是她所缺乏的。打这以后，贺子珍的感情起了微妙变化，产生了一股质朴、挚爱之情：“要是能够永远在他的身边工作，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点，该有多好！”
1928年6月的一天，边界党的“一大”结束不久，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结合在一起了，热心的袁文才为他们在茅坪象山庵举行了婚礼。
此后，贺子珍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携手战斗在井冈山上。
在向赣南进发的途中，毛泽东在大余和圳下两次被敌人包围，险情至极
1928年的冬天特别冷，井冈山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寒风呼呼地吹个不停，满山的落叶乔木光秃秃的，简直像一个冷库。
红四军冬季整训结束了，红五军也分赴茅坪、茨坪、大小五井一带休整、训练。近半个月来没有战事，偏隅的山乡倒也觉得平静。辛劳了一年的山里老，此时也一家一户的躲在茅屋陋室，煨冬了。
本来，军队没有战事，应该是感到宽慰的。可是，毛泽东仍然是紧锁眉头，郁郁寡欢。
原来，自从12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上山以来，部队陡然增加八百多人，无论吃的、穿的，都愁煞人。红四军五千余人，本来已经够紧张的了，每天吃的是红米、南瓜，有时连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南瓜。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的油盐菜钱。战士们天天又像是开玩笑，又像是发牢骚，说什么“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冬天来到了，好多战士还是穿着两层单衣，棉衣也供应不上。现在红五军上山了，部队无疑是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可是军需供应的困难也增大了，真是雪上加霜啊！总不能让五军兄弟到山上更吃苦呀，怎么办呢？……严重的经济压力困扰着毛泽东。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的消息，由永新传到南京。总统府中，蒋介石气得脸色铁青，甩掉了黑绒大氅，重重地一拳击在桌上：“娘希匹！彭德怀又和朱毛联袂了，朱培德真是饭桶！立刻换何键围剿！剿，剿，剿！非把井冈山踏平不可！”
随即，一份由蒋介石签署的任命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的电令，从南京飞往长沙。
1929年1月1日，湘赣“会剿”总部在萍乡成立，何键宣誓就职。在一片喧嚣声中，何键出任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刘晴初为参谋长，刘鹏年为秘书处长。
经多方策划后确定：调集湘赣两省六个旅共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至此，湘赣敌军的第三次“会剿”布置就绪。
顿时，井冈山根据地四周，妖雾弥漫，杀气腾腾。敌人“会剿”的信息和动态，很快传到了边界的红军总部。
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为之一惊。好家伙！蒋介石这次调集了六个旅十八个团来势汹汹，比前两次大不一样。“不可大意呀，大意是会失荆州的！”毛泽东对身边的战友们说道。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显得异常的镇静、谨慎，他正思考着“破围”之策。……
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六大”决议等一包重要文件。
于是，毛泽东立即与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商议，决定：立即召开军队与地方的联席会议，传达“六大”决议，研究迎战破“围剿”的方略，元月4日一早在柏路村集合见面。
1929年1月4日，毛泽东以井冈山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柏路村召开了前委、特委、各县县委、团特委和红四、五军委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何长工、何挺颖、袁文才、王佐、李灿等六十余人到了会。大家说说笑笑，似乎忘却了冬日的寒冷和大敌压境的紧张气氛。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由毛泽东传达中共“六大”文件。这些文件是刚刚从莫斯科传到边界，辗转千里，整整晚了半年。
会议的第五项议程是讨论如何打破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为时四天的柏路会议，终于形成了打破敌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策略，即“围魏救赵”。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迂回敌后，吸引和打击敌人，迫敌穷于应付，改变“会剿”部署，以解井冈山之危；红五军和袁、王部队留守井冈山。
一个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存亡和命运的抉择带来的，却是变幻莫测的胜与败、喜与悲。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余人，在小行洲、下庄集中出发了，踏上了出击赣南的征途。
3600多人成一路纵队，沿着只有猎人和药农才知道的羊肠山道，艰难地疾进着，稍不小心就会掉入无底深渊。“小心！”“注意悬崖！”一声声叮嘱，一人传一人。部队像一条游龙，在山野林间忽隐忽现，起伏盘旋。
毛泽东显得很伤感。苦心经营了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现在远离而去了。茅坪的乡亲，八角楼的温馨，不时浮现在眼前。红五军不知能否守住井冈山，袁文才是否随军而来，王佐不知安稳否，“围魏救赵”的方略如何实现？……这些事总是悬挂在心间。
忽报大汾驻有敌兵！
毛泽东闻之，心里不禁一震。虽说人数不多，只有一营兵力，但打得不好，会惊动前后敌人，带来麻烦。于是，毛泽东传令就地休息、宿营，进行夜袭。
暮色苍茫，雪仍下个不停。借着雪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商研歼敌计划。
马裹足，人下鞍，红四军主力悄悄地包围了大汾之敌。
敌人正在梦乡之际，朱德一声令下：“打！”红四军便干净利索地解决战斗。
“俘虏兵怎么处理？”
“放！统统放掉，让他们去报信，吸引敌人，以解井冈山之危！”朱德命令道。
“把红四军布告张贴出去，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吩咐说。
红军布告贴出后，震动很大。贫苦农民、城市商人极为拥护，纷纷奔走相告。
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未完全上钩，只派李文彬、刘土毅两个旅尾追、堵截。井冈山之危仍未根本解决。
“好一个狡猾的何键，刁钻得很！”毛泽东骂道。
红四军继续向南挺进，李文彬、刘士毅两个旅继续前堵后追，迫使红军在极其困难和不利条件下作战，有两次陷入重围：
1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打下了大余县。这是红军下山后攻占的最大城镇。大余县地处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处，以盛产钨而著名。县城内街道整齐，商铺很多，买卖兴隆，看得出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方。于是，红军决定在这里筹款备粮。疲惫和饥饿的红军战士在这里休整了两天，红军得到了较好的补充，然而也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
就在1月26日的傍晚，大余县城外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国民党金汉鼎部和李文彬部在得知红军进驻大余县后，迅速向大余扑来，很快形成了包围态势。
当时，城内的红军四处分散；城外担任警戒任务的林彪二十八团，麻痹大意，直到敌人到了眼前才发现，仓促应战，根本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结果是节节败退。
毛泽东在城内听见城外密集的枪声，感到事态严重，他把军部工作交给朱德后，决定亲自赶到二十八团督战。随同毛泽东一起出城的有贺子珍、陈毅和警卫人员。
毛泽东快步出城一看，二十八团已乱了阵脚，像一群散兵，从前沿阵地全线溃退下来，毛泽东、贺子珍、陈毅等已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的叫喊声已听得清清楚楚了：
“活捉朱毛，人人有赏啊！”
子弹呼啸着在毛泽东头上和身边掠过。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知道自己一后退，整个军心就会动摇。
“同志们，不要后退，坚决把敌人打回去！”他举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
贺子珍和陈毅守护在毛泽东身旁，也一边射击一边呼喊着。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三十一团过来了，三十一团的火力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进攻的势头被暂时遏止了。
毛泽东知道这样僵持下去对红军不利，要保存实力，必须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他把几位红军干部召集起来，很快布置好突围方案。
第一次突围失败了，独立营营长张威壮烈牺牲。
毛泽东又重新选择突破口，组织第二次突围。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军选择了几个突破口，弄得敌人左右难顾，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空隙，红军突围出去。战斗中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每日靠担架抬着走。几天后，夜行军时又遭到敌人袭击，何挺颖也壮烈牺牲。
2月初，红四军到了寻乌县的圳下村。
圳下村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中间是一块有几百亩地的狭长田垄。村里的老百姓就住在田垄中和山脚下的茅舍里。红军快半夜时到了这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部的领导就驻在田垄中间的文昌祠。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东、朱德作了严密的部署：部队分三部分驻扎，红二十八团为左路，担任前卫警戒，驻在田垄前面；红三十一团为右路，担任后卫，驻扎在田垅后面；军部和特务营驻扎在两团之间。连续的行军使战士们感到十分疲惫，刚一躺下就呼呼地入睡了。可住在文昌祠里的毛泽东和朱德却依然在灯下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警卫们都睡着了，毛泽东走过去把毯子轻轻地盖在他们身上，心疼地说：
“这些小鬼太累了，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