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身类课程在整个北京中小学堂课程设置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给予了相当充足的课时保证，但从教育教学的规律来讲，由于小学生毕竟年幼，过多、过深的经学内容绝非小学生所能理解。当时就有人指出：“经非儿童所能解，施之小学，有百害而无一利。记者以为经之有裨修身者，不妨采入修身书；可作文章模范者，不妨收入国文课本，不必专列此科也。”在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学部不得不在1909年变通中小学堂章程，新修订的初等小学堂章程被迫意识到：“现酌量省并……其读经一科，原设《孝经》、《论语》、《学》、《庸》、《孟子》及《礼记》节本，但有讲解诵习，不令学生默写背诵。现在体察中国学生情形，兼博访日本学堂办法，其学科中亦多须熟读成诵之科，拟将读经一科定为讲解、背诵、回讲、默写四项，不得缺一，惟原定各经卷帙较多，未便一律责以成诵。因《学》《庸》理解高深，《孟子》篇幅太长，恐其记忆较准。现拟专授《孝经》、《论语》，及《礼记》节本三经，缓授《学》、（庸》、《孟子》，将来并入高等小学堂教之。盖多读而不成诵，不如少读而成诵，于诵习经训较有实际。”面对学部的权宜性作法，教育界有人进一步指出：“惟读经讲经一科，深文奥义，非小学所能研究……令之无初辨之稚子，以短促之四百小时，从事于《孝经》、《论语》、《礼记节本》三大古书，恐资质鲁钝者，仅能成诵，尚觉困难；资质聪颖者，亦不过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与其强列此科，扰乱心思，阻伤脑力，何如毅然删除，一归实际。”取消“读经讲经”课逐渐成为舆论界主流，为以后废除读经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后，根据民初教育部颁定的“务合于共和民国宗旨”的教育要求，北京的中小学堂继续开设修身课程，但更加鲜明地提出修身科采取的方针——“注重道德之实践，养成公共及自治习惯二种德目”，同时废止了读经课程。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在范源濂主持下编写的《新制中华教科书》，就比较全面地贯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宗旨，体现出新的道德教育观念。该局在编纂《新制中华初等小学语文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阐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之真义”、“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以及“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的编辑方针，以期达到“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的目的，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由、平等和注重爱国、公德等伦理观念的影响。商务印书馆也在“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以及“注重博爱主义，推己待人爱生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的伦理价值观引导下，编写出一套《共和国新教科书》，这些教材为北京中小学堂按照新教育要求展开教育教学发挥了基础作用。
袁世凯上台后，受其封建复辟思想的影响，北京的中小学校又恢复了读经课程。其理由是“矩镬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阂，尚武以备军人资格，务实以做末俗虚浮，矢其忠诚，以爱国为前提，苦其心志，以猎官为大戒，厚于责己，耻不若人，严则如将领之部其弃兵，亲则如父兄之爱其子弟。此本大总统对于学校之精神教育，尤兢兢于变化气质，而后种种学业乃有所施也。”为此，袁世凯政府推动北京中小学校高举“法孔孟”的大旗，来求得国民道德的长进，所谓“吾国人诵法儒言，盖无不知孔子之为圣矣。而圣学之传，颜曾子思而外，厥惟孟子。吾人去圣既远，舍诵法其言外，殆无以想见其人。孔孟之言，载于《论语》及《七篇》者，至赅且备，其于近世治世修身之要，引信致用，亦未尝不与西哲相合，而厘然有当于人人之心。今……吾国民诵习孔孟之言，苟于其所谓居仁由义而求得共和法，治国为人之真谛，将见朝野一心，共图上理，由是扬国粹而跻富强，其道又奚待外求哉！”京师学务局唯恐各校执行不力，指出“各学校现编教程私人所纂，课本节目不无参差，取材未必悉合（教育部意见）”，明确要求中小学修身科及国文教科书务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并出台了审订各校教科书教授要目的实施方法。这鲜明反映了京师学务局对教育部的完全依附关系，也是京师现代教育改革一段时间内落后于天津、江苏等地的体制上的原因。
随着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的展开，新文化运动勃兴。陈独秀等人在反思民初封建复辟思潮屡屡发生的原因时，提出：“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认为不打倒“孔家店”，共和民国根本无从建设，于是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乃是伦理之觉悟”，喊出“民主”和“科学”的时代最强音，主张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新道德取代旧道德。教育部在袁世凯死后，彻底废除了中小学校的读经课程。1919年5月，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教育学会等新教育团体的邀请来华讲学。胡适、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批知名教育人士纷纷大力推介来自欧美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此后几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从学制的变更到课程、教材和教法的改革，从学校管理的调整到训育的变化，无不深受此种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潮的影响。陈翊林在论及小学课程的变更时说道：“民八以后教育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有许多比较进步的小学在实际上自由改造课程，求其能社会化……因此，前四、五年的规定，只有乡村小学在遵守，城市小学几乎完全不问了。经部分小学的试验和专家研究讨论，而成为十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委员会所拟定的小学课程纲要。”
在新文化运动及新教育思潮影响下，北京教育界同人开始进一步反思民初颁布的教育宗旨的局限性。1919年，北京教育调查会提出：“教育顺应世界潮流，当采英、法、美三国之长，故拟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所谓健全人格者，当具下列条件：一、私德为立身之木，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者：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同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北京教育调查会提出的这一宗旨，并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废止“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铺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民初教育宗旨的决案，明确了推动公民道德教育的措施，即编订公民教材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1、编订公民课本，作为中小学公民课教材；2、编订公民常识表解，作为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的通俗演讲材料。1922年，教育部最终制定了新学制，即“壬戌学制”。新学制规定中小学为“六、三、三”分段制。1923年又制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该“纲要”取消了中小学的修身课，代之以公民课。这是我国中小学课程中首次正式设置公民课。公民课除了注重传统的个人修养外，还特别强调现代性的道德教育，对于学生面对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的德目都有许多新的理念和措施。初级中学的公民课归入社会科。公民教育正式进入北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运行体系。
新学制颁布后，北京教育界同人的德育观念加速了现代性转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教育理念由希圣希贤向平民主义转变。蒋梦麟指出：“世界潮流日趋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愈发达，则和平之基础愈巩固。故欲言和平之教育，当先言平民主义之教育。欲言平民主义之教育，当自养成活泼之个人始。”这种平民教育思想具体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就是要摈弃教师“高人一等”的居高临下意识，而将学生这方面的因素也要一齐考虑。如余家菊所说：“只有建设‘平民的道德’，将种种庸言庸行加以研究，而厘定一个人人不可不做到的标准，而使学生、教师一齐努力于其下。这样，‘以身作则’的功效自然实现，而以‘超人’责望教师之谬见，亦可扫除。”至此，面向全体国民、追求“平民人格”的实现，开始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的理念。其二，德育标准由“私德”向“公德”转变。时人认为：由于受专制政体、家族制度、安土重迁观念、公共事业少诸因素的影响，“我国人独缺乏公德心”，表现为“艳羡官吏之虚荣心；误会束身自好主义，全无责任心；以轻世肆志、放轶不羁，为能自由、能独立，全无服从法律之心”。教育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树立“健全人格”和“共和精神”，必须将德育的标准定位在现实的社会生活方面。如何伸英在提倡积极的道德训练时，提出：“从前只以为不骂人、不偷东西、不怒、不慌、不得罪人……以为无上美德，在今却应从社会进步上着想”，“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的，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换言之，就是能够生出社会效率的为有道德，否则无道德。”其三，德育模式由教师主导向儿童中心转变。时人曾把修身科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由于它的德目每好谈空虚的道德，都是属于抽象方面，是否适合儿童个性，是否按照儿童程度，都未能兼顾到。而且无正当的标准。”随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增大，不少人开始主张德育应当从儿童的生活经验出发，尊重和发挥儿童的道德自主性。关于德育模式的主张，就渐渐由伦理知识本位转向了社会生活本位，由教师主导转向了儿童中心、由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了间接的道德教育。
“五四”时期形成的新德育观，对当时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北京的不少学校在教学内容、课程形态及教学方法都体现出很多新时代的气息。其一，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平民意识和社会进化思想的宣传，注重适应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切近儿童的生活实际。在北京通用的《新法修身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修身》等教科书，虽然依旧沿用以德目为主题的编写方式，但还是发生了很多新变化：一是实行学做并重、寓教于乐的科目联合教育法，如：国民学校（初小）使用的《新法修身教科书》，前4册全用图画，后4册全部选用故事、童话、预言、格言，并将游戏、手工、唱歌、图画联合为一。二是修身课的课文题目和内容白话文化，使儿童接受更加容易，如高等小学使用的《新教育教科书·修身》第二册，其课文标题依次为：“一、应该怎样自治；二、有秩序；三、养成好习惯，要从少年做起；四、身体力气，常要用用他；五、事事要尽心尽力做去；六、爱惜时间，就是延长生命；七、天下无废物；八、把自己做的事情想想；九、有了过失，应该怎样；十、旁人责备我，应该取怎样的态度。”其二，在课程形态上，由独立设课的方式转变为课内外活动式授课的形式。1919年前后，一些学校着手对修身科进行深入改革，突出儿童对教学的参与，突出教学中活动的重要性，如北师附小将修身科分为谈话、作法、训话和时事几个侧面，在教学上又分为群体谈话和表演两部分，新学制确立后，修身科被取消，道德教育的任务主要通过新设置的公民（社会）科和其他各门学科来完成，中小学德育课程实现了由德目主义向生活主义的转轨。其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多元互动的育人方式。与以前的“五段教学法”——“指示目的一预备一教授一应用（含作法指导）一习问”模式相比，北京一些学校采用的《新教育教科书·修身教案》（中华书局版），则按照“引起动机及指示目的一谈话一推究要点一总括大意一复问大意一读讲课文及格言一讨论判断一各自反省一指导实践”诸步骤展开教学，更加细腻、生动、具体，对学生的启发日益加大。
这种新型的德育观念及其德育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北京的学校德育以及社会教育。正是从那个时期起，北京开始系统、全面地建立起现代教育学制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思想自此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种强调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伦理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奠定京城在全国德育“首善之区”的地位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新兴学校取代传统私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波动过程，现代教育在北京的扎根远非当时那种社会政治条件就能做到的。据1919年的教育统计，当年北京的公立、私立学校数目为324所，除去大学和特殊教育学校，隶属京师学务局的京师学校中，中学有18所，高级小学有57所，初级小学有143所，另有北京周边地区的91所小学，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段时期的学校道德教育，其历史意义主要在于突破了体制瓶颈，开辟了德育道路，孕育了社会新生力量，像老舍、梁实秋等一批文学巨擘就是那时在北京读书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