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沈从文《苗民问题》
远倒不远，离县城也不过五十多里。
因在县城东部，这一带地方都叫东乡。
据传，早先此地是一片荒草野坡，八十多年前肖、严、田三姓人家在此建房成街，不久被火烧毁。在被火烧后的坝中出现一个水塘，故人们称之为新塘，即新生一水塘之意。以后又逐渐建起新房，而形成集镇，而生意兴隆，而引人注目。
这小镇就座落在山上，如闻名全球的意大利风景比萨斜塔，只不过其塔顶已向南倾斜，而小镇的地势向北倾斜，远看近看都还好看。
分新街和老街，土石路面，东西相连。沿街都是木屋，青瓦飞檐，显得很古朴。屁股大块地方，居住近千人，而且大半是土家族人。于是，小镇便成了东乡红土、石窑、双河等地的物资集散地。
每逢农历一四七，赶场的人来车往，设在新街的农贸市场热闹非凡。人们在此竞相交换各种农副土特产品，什么苞谷、洋芋、菜油、猪肉、羊肉、狗肉、鸡蛋、鸭蛋、松花蛋、烟叶、茶叶、药材等等。小镇人搬着指头说，每年由此输出的白肋烟就达两万多担。
由于交通日趋方便，每日有两班客车路经此地；于是，小镇上就有了供销社、副食店百货店，就有了饭店、旅社、卫生院，也就有了沿公路两旁的民族学校、教育站、文化站、广播站。小镇便神气得不得了。
老街西马路口约有二百五十级石梯相连，前几年曾在这里拍过一部剿匪片外景，小镇人更是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况且，人头树就长在这里，长在街头悬崖顶上。
临着谷，白雾贴着陡崖软软地漫上来，漫得人脚丫子都是蓬松松的，好像踩在棉花垛上。树不长叶，有人认成楠树，有人认成樟树，反正都叫人头树。小镇人除了烟叶可以夸口外，就这人头树常年挂在嘴巴上了，说它是风水树，或者是风景树，或者是风流树。
人头树之所以叫人头树，完全是因了树杆上长得圆鼓鼓的树疙瘩的缘故，确有几分像剃光了毛的人脑壳。其实，读书人叫做树瘿。
当然，人头树也确确实实有点来头。
一种说法是贺龙在此闹革命时，有三个红军被埋伏的国民党部队杀害，又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树上示众，故名人头树。可谁也没想到这树竟显了神，当夜就有三个放哨的国民党兵从这里栽下了悬崖深谷。小镇人得意地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另一种说法是解放初期剿匪时，凡捉住土匪就斩首，悬头于树上，让其亲属望而收尸。说来怪异，自那以后，这树就不长叶了，就连米粒大的绿芽也不冒一颗半颗。
再一种说法是解放前几十年的事情了。镇上有年过半百的寡妇和鳏夫相爱同居，儿女容不得，族人容不得，镇上人也容不得，只好一起吊死在树上。莫看镇小，却依然古风遗存，把失节的事看得大。至今在深山石板路上，还能看到精雕细刻的贞节牌坊，好似公园的大门，辉煌得可以。
无论是说古道今，人头树毕竟是小镇一绝。站在树边低头看那几百级石梯弯弯拐拐地转到山脚，如同一条长长的带锯，锯齿上蠕动着黑蚂蚁似的山民。山脚下流着一条河，是清江，河对岸山峰像精巧盆景，青青翠翠一盆连一盆，竟把人看得发痴了。
兴许因人头树长在街尾，故街上刮什么风下什么雨，总与人头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赶场天，从河对岸来了个铁匠师傅，在街上开了个铁匠铺子。大师傅四十来岁的人了，打起铁来照样火星子直蹦、直窜、直飞；抓起百多斤的毛铁，像拎起一只母鸡，爬坡过岭也不歇气。晓得内情的人便说，他是个童蛋子，一辈子没沾过女人，所以元气足足的，精血旺旺的，所以还像年轻人一样强筋壮骨。
铁匠铺子门口有一块招牌。上面是铁匠的大名，当广告用的。下面是质量标准，乡亲们打挖锄打镰刀打菜刀打平常要用的东西时选择的标准。铁匠的名字却往往被人忽略了，坚硬锋利的铁器家伙上没有了名字，只有“方记”二字。人们对质量标准倒背得熟，那招牌上歪着的几行字，竟歪出了名声。写得极黑，又大，反而比排头的姓名还好记些。
比如打挖锄，就是这样写的：“脑壳要周正，马口要平稳，两膀要对称，边角线路匀；不麻面，不起泡，不露锤子印。钢火生清，安钢宽度不少于五指；淬火硬度，挖岩头不卷刃。冷作要过细，皮硝淬火起，开口开得好，无疤无缝无裂痕。”其实方铁匠是不识字的，只不过是很会编顺口溜，这是那个小徒弟用毛笔歪歪地一笔一划地描出来的。
小镇山背后有个小寡妇，才二十几岁，就在赶场天常来铁匠铺子打东西。今天打刀子，明天打火钳，后天打斧头，总是打不完。那红鲜鲜的炉火苗子照着方铁匠的手，也红红地照上来，一直照到炉边的小寡妇眼里，被缩成一小朵一小朵火星子。
于是，小镇上几个缠过裹脚的老婆婆凑着耳朵嘀嘀咕咕，互相传递着“翻脚板”的故事。所谓“翻脚板”，是指人睡觉时放脚的姿势，仰卧时脚跟在下脚趾朝上，俯卧时就翻过来了，脚跟在上脚趾朝下。她们照例指一下山背后，说得白沫子乱飞。男人死得太早了，小寡妇熬不住了，和打铁汉子睡觉了。穷得只有一张床，她只好把五岁的儿子放在床对头。半夜时，儿子说，妈，我这边怎么有个翻脚板？她说，哪来的翻脚板？睡你的觉！第二天吃早饭时儿子又问，妈，那个翻脚板怎么不来吃饭？她生气地说，死啦！儿子便点头说，是嘛，我晓得要死的，昨晚上翻脚板挣扎得好厉害！故事流传没多久，小镇人真的看见方铁匠挑起担子，小寡妇背着背篓牵着一个男娃儿，一前一后地下了石梯子，过了河，走远了。
隔河望见妹上坡，红红的带子扎裹脚；
多情哥哥跑拢去，巴贴的话儿悄悄说……
小镇上的后生很惆怅地唱着。除了几个老汉老婆骂得捶胸顿足之外，镇上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稀奇古怪。耕田的还是赶着牛耕他的田，奶娃娃的还是敞开怀奶她的娃娃，当然老人们还是讲究“一女不嫁二夫”的古训。
山脚下的清江日夜流淌，像那长长的日子去了又来了。小镇附近高高的五堡山、旗山、笔架山，像关得紧紧的一道又一道山门，死守着这块贫瘠而病苦的土地。但自打方铁匠和小寡妇走了以后，东乡一带的男人不敢打女人了，女人也敢站在街上打哈哈、背起背篓闯山门了。究其原因，都说是人头树有了灵性，居然抽出了几片树叶，又绿，又嫩，如蝶一般在风中轻轻盈盈，吓得那些骂过街的老汉老婆跪到树下磕起头来。未必真是一棵神树么？说不清。
女人中胆子变得最大的要数青石沟的青青了。老辈子立下规矩女人不能出山，青青并在在乎，头也不回地背着一背篓又一背篓木耳和香菇，上汽车进了县城又进了州城，乘轮船下了沙市还下了武汉，甚至跑到外省地界，或九江，或广州。她男人起初不放心，怕她把心跑野了，收不回来了。等她赚回了钱，家里盖起楼房开起铺子，并且说起外地人也蠢得很时，她男人才把一颗心放进肚里。
青青把广东人叫广广。青青说广广长得丑死了。高额头，凹眼睛，嘴巴大得能吃天。哪里赶得上东乡男人，眉毛是眉毛、耳朵是耳朵，伸抖得很哪！她男人听得得意，听得性急，便火烧火燎地在青青身上乱摸乱捏。最后，再慌慌地把青青朝床上抱。青青在喘息中说了一句城里话：久别胜新婚，把你急得跟狗一样，你先把脚洗干净了，那臭脚板，薰得要吐。文明么？……
一传十，十传百，小镇人又把“臭脚板”当作新故事讲。而且见了效果，镇上男人睡觉之前都洗脚了，用热水，用肥皂，搓得红红的。女人们拍的拍胸口、拍的拍脑壳，七嘴八舌说卖山货土产都会搞的，青青算不得人物。三个婆娘一台好戏，便纷纷结伴上的上万县，下的下宜昌，或做保姆，或做生意，东乡口音响彻了四面八方。土话把“东乡”说成“冬姜”，把“红土溪”说成“黄豆鸡”，若问她们从哪里来的，便答“冬姜黄豆鸡”，惹得城里人捧着后脑壳笑。
尤其是出过山的妹子，好像走路都跟以往大不一样了。腰肢款款的，胸脯挺挺的，扭秧歌似的。连那两只脚似乎都变长了。说话轻声轻气，举手时快时慢，那叫风度，那叫气质。看得后生们像喝了苞谷酒，浑身发烧，眼睛眨也不敢眨，总盯住一个地方。妹子们越发骄傲，三五成群地在小镇上潇洒地亮相。更有不怕事的，请来照相师傅，倚着人头树照彩色相片。
人头树还是那么精精神神地长着，那日子也还是那么情意绵绵地过着。新塘小镇也就那么神神气气地够热闹了。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岁月也安然，也祥和。青枝绿叶在仿佛枯萎了的人头树上笑得发起抖来。小镇人故作坦白，说人头树发癫了，癫了也就活了。
后来，人头树下搭过戏台子，演古装戏，也演现代戏。办过商品展销会，卖灯芯绒，也卖柔姿纱。还摆过算命摊儿，算命的是远近闻名的秦神仙，据说算得准极了，连祖宗八代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偶尔也有对不上号的，那是你的生辰八字报错了，哪能怪人家算命的先生？有人出难题，要秦先生给人头树算一命，他说天机不可泄露。你就是打死他，他也再不开口了。小镇愈加兴旺。人头树愈加苍老。
我不知道人头树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忧虑，只知道它身上的负担太沉重了，历史的和现实的负担压着它，也常于夜风中暗暗地哭泣着。又总是听到人头树在传说什么，或喜，或忧，或淡，或浓。它始终伫立在悬崖顶上，始终没人觉得长的不是地方。一个女娃儿放肆地说，人头树根本不配叫树，一块干木头而已，死就让它死吧。结果，被她父亲一巴掌扇哑了口，脸上留下五根红指印，好几天不肯消失。
人头树俯瞰着山脚下哗哗啦啦的清江水，浪推浪地流着，娓娓地说着唱着，走了，走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