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过天命之年，像多数老人一样，开始喜欢回忆往事。
“一个穿越过蔽天的松林的人还会注视细小的青草吗？一个经历过海洋风浪的人还会喜欢树叶上的露珠吗？”
这是王蒙的话。回答是肯定的：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回忆青春岁月的恋人时依然有一片无限怀念的痴情。
山青青的，水杉一片。
那是生长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爱的水杉树。我爱她，不仅因为她外形颀长挺秀，而且因为她经历冰川纪灭绝物种的严寒之后，依然生命蓬勃地挺立在贫瘠的远山。
妻子是一棵树，一棵水杉树。我对妻子的回忆构成了我的苍凉青春和飘逝岁月。水杉树是我生命的图腾。
我的妻子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但她很能干，里里外外都很能干，委实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女人。她和我是同乡，同学，同从鄂西山区流出的一道山泉，同经过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床。这山泉穿谷绕峡，流南淌北，流淌了五十多个春秋，终于流进长江三峡，栖居在西陵峡口的土地上。
而今，让苦菜花的淡香留在飘逝的往事中吧，愿我深深的回忆沉浸在迷人的蹉跎的梦里……
临下乡的时候，我对建华说：“我想到江西高安清湖村去投亲靠友。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好吗？”这个问题无疑意味着一种准夫妻关系的确立，也意味着在人生路上风雨兼程。建华低头想了想，说：“我自己是愿意跟你去的。不过，还得问问我妈的意见。”第二天，她就跑来告诉我：“我妈说，茂华这个人还聪明，只是身体太瘦了，你的身体也弱，两个人在农村靠工分吃饭，恐怕很难养活一家人。去不去清湖，你自己拿注意吧。”我忙问：“你的主意呢？”她笑着说：“这还用问？去！”我那时真有一种得意洋洋的幸福感。在全校“老三届”结对下乡的登记中，我们是第一对。
离开鄂西时正是冬天，山城起了雾。几位高中同学背着背篓到长途汽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和老同学拉着手在停车场只顾说话，惹得汽车司机不耐烦地直按喇叭催我们上车。待我们跳上车刚刚站稳，车就开了。我只看见雾气中几个朦胧的身影，分不清是谁，窗外闪过几团鬼火似的路灯光，心一下子缩紧了。车过大桥时，我清楚地听见清江汩汩流淌的梦呓，似依依惜别道不尽的叮咛与珍重，由不得人不心酸，那泪水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就是不掉下来。唉，人生最难是别离……
我和建华告别了鄂西山区的恩施城，从巴东港乘船沿长江而下，到九江码头换乘火车到南昌，又从南昌坐汽车到高安。高安是一个小县城，一条锦江穿越而过。清湖村正好有船来县城拉化肥，我们就坐这条船到达了清湖村。一路上，两岸长堤碧野，使我这个看惯了山的人大开眼界，心情变得十分开朗、快乐。我的大妹茂荣和二妹茂玲也和我一起到清湖村插队。她们和建华在船上说说笑笑，都没有一点忧愁的影子。
谁也没有想到，因为我这个知青为参加全县文艺汇演写了一个小剧本，这个剧本与公社书记的意见不和而闹翻了脸，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公社书记的权力可以一手遮天，从此，我从公社宣传队回村了，茂玲从公社广播站回村了，建华从大队学校回村了，一切走出农村的或者说摆脱体力劳动的路都被堵死了。招工、当兵、考大学都没有了我的份，我被监督劳动，当民工、抬石头、修堤。我苦闷、绝望、抽烟、喝酒，甚至想干脆一死了之。眼看着知青们一个个都调回城市，只有我们留在清湖村，留在那封闭的螺壳里。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剧本的缘故，我发誓再也不写什么狗屁文章了。
我和建华自知要跳出农村的圈子，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了。那就结婚吧，在农村安个家，老老实实当个农民，不也是一样的活人吗？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不也是一样的喝酒吃茴香豆吗？难道农民不是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比他们高人一等？建华和我决定结婚．她作出决定时好像视死如归的勇士。
婚礼很简单，由大队贫协主任主持。读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夫妻双双站在堂屋里，向贴在板壁上的毛主席像和红漆涂成的心形忠字三鞠躬，然后就吃饭喝酒，就算结束了。晚上，我和建华走进那间靠天井边的又黑又潮的小屋里，我们都有些伤感，相对无言。
夜，静静的，一轮皓月冲破了云的阴翳。我发现她眼睫上滚落一滴泪珠，不禁想到故乡山岩上的泉水，给那些疲倦远行的过路人，送去爱的滋润，将苦难消溶在它那贞洁的眸子里。
就这样，在清湖村，她成了我的妻子。
她真正承担起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与义务。她学着纺线，那纺车的嗡嗡声，在冬夜格外凄清，却又透出与命运抗争的深沉。老乡教她织方格子土布，那梭子来回的啪嗒声，编织着苦难的经纬却又寄托着欣悦的灵魂。她养猪、养鸡，一双纤细白嫩的手变得砂石般粗糙，寒风中绽开了血花花的口子。她艰难地腆着大肚子，拖着浮肿的腿，扛着耘草耙，到田里劳动，挣那并不值钱的工分。她节衣缩食，卖糠的钱，给我买了包“劳动”香烟，打了二两煤油，劝我看书写字。
她哈了哈气，把玻璃灯罩擦得明亮亮的，幽幽地对我说：“茂华，你爱读书，还是读点东西吧；你爱写作，还是写点东西吧；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里，这些东西都有用处。我知道你心里苦，那咱就把苦水倒出来……”望着她慈善的面容，我忽然间泪如泉涌，多少年了，我做梦都想着读大学写文章，可我怕给她、给我们共同的生活再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啊！我哽咽着对她说：“我已经给你惹了这么多麻烦，我不能再伤害你了。”她忽然间有些生气了，板着脸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一点都不像个男人！真要让我高兴，就把你想做的事都做出来！”说完，她转身朝厨房走去，昏暗的光晕里她瘦弱的身影显得那样踉跄，望着她的身影，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在我心头如火山爆发，我在心头狂声呼喊：我要读，要写！读我们的爱情，写我们的人生……！
从此，我读书到深夜，她就陪我到深夜。口渴了，她给我沏上一杯热茶；天冷了，她帮我披上一件毛衣。她成了我奋发图强的真实的动力，我们的追求像树木一样默默地绕出一圈又一圈同心的年轮……
结婚之后，我们跟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纺线织布，栽秧种菜，养猪喂鸡，忙得不亦乐乎，晒得跟非洲黑人似的，完完全全不像个有知识的青年了。我们添了个儿子后，取名甘雨，本意是渴望春风化雨，救我们跳出苦海。但愿望与现实总是唱对台戏，儿子八个月时，染上了村里正在流行的小儿麻痹症，从此他的右脚落下了后遗症，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落下了终生的遗憾。怪谁呢？只能怪那个惨绝人道的时代、遭难的知青岁月。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更遇顶头风。这两句古小说中常用的话，用在我身上，算是恰如其份了。
那时，天天带着一个有病的孩子下地劳动确实不太方便，我就让建华把儿子送回老家去，暂时让奶奶抚养。建华送儿子回恩施时，在武汉碰见了她的在山西长治市工作的大姐和大姐夫。她把我们的处境给他们一说，大姐和大姐夫就表了态：“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到长治来吧。”当然，不能够直接进城工作，还得从农村转农村，这在知青中叫“转点”。
“转点”的难题是我们结了婚，如果迁移证上的婚否一栏中填上已婚二字，我们这一辈子就莫想出头了。我找大队会计昭银商量，希望他高抬贵手、手下留情，最好填上未婚二字。昭银很为难，说这是违犯政策的事情，他不敢办。最后只好采取中庸之道，把婚否这栏空着不填一个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１９７３年冬天，大雪纷飞，我和建华一起踏上了太行山，“转点”到了山西省长治市郊区的化家庄。我们以未婚青年的形象出现在知青集体户，她住女生宿舍，我住男生宿舍，开始了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一年后，我们又一起被招工到了山西省太行锯条厂。她分配在钢锯车间，我分配在带锯车间，她住女单身宿舍，我住男单身宿舍，平常见个面就跟做特务一样，鬼鬼祟祟，生怕暴露了已婚的身份。待一年学徒期满后，我和她正式向厂部申请“结婚”，不然，厂部就不给你分房子。我们借回恩施探亲的机会宣布“旅行结婚”，这也实在是万不得已的逃避尴尬、逃避自由的下策。
我们从恩施探亲归来，许多工人朋友还以为我们真的是刚刚结婚，送来了脸盆、热水瓶、枕套、相册等等新婚纪念品，还把我们居住的小屋粉刷一新，大门和玻璃窗上都贴了大红喜字。我们哭笑不得，无法也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清楚，只好假戏真唱，举行了第二次婚礼。从这以后，我们才重新恢复了合法夫妻的权利。后来读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我想我应该写一部《第二次结婚》。
儿子五岁的时候，我们才把他接到山西。工人朋友们又惊奇又疑惑，都问：“你们结婚才多久啊？怎么儿子就五岁了？”至此，真相大白，在锯条厂传为笑谈。等到儿子长到七岁，我们才敢生下女儿甘露。阳光雨露的季节，我们的爱情和家庭这棵水杉树枯木逢春，又抽枝发芽了。黄土地上的小屋里，又有了歌声笑声。
《中国知青部落》作者郭小东说：“对于知青文学和知青作家来说，归根到底的清醒和深刻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曾经经历和面对的，是人类本来就在逃避和并不愿面对与经历，而又不可避免地面对与经历的东西。”
是的，岁月如流，许多往事都化为轻烟，唯有知青的一页依然清晰如昨。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涂鸦了我自己知青生涯的平庸和畸形，是因为充满挚爱的生命旅途中留着我的跋涉痕迹，扭结着属于历史和青春的一代人的知青情结。
许多人说过青春不悔的话，实在是阳春白雪。已故的山西知青作家钟道新说过一段话，深得人心。他说：“知青中有成功者，却是极少数幸运儿，是特例。它根本无法淹没千百万知青的不幸血泪。反正我是决不肯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去插队了。”
后来，我和建华都有机会先后重返清湖村。刚走下锦河大堤，在排灌站门口的机耕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就毫不犹豫地跳下车来，笑嘻嘻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离开清湖村的时候，他还是个流鼻涕的顽童呢。村里人提起我们当年的婚礼，竟连细枝末节都说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使我内心觉得亲切、温暖、感动、甚至震撼。
年华如水流去。从江西，到山西，回到恩施，又到宜昌。她从当年那个穿红色灯芯绒上衣、扎羊角辫子、能歌善舞的姑娘，变成了做奶奶的人。我也从南方到北方，从北方到鄂西，从工厂到学校，从文联到银行。当我薄有文名后，当我获得荣誉后，当我工作取得成绩从而职务晋升后，我确实得到过妙龄女子的青睐、痴情姑娘的倾心。说真话不说假说，如果男人在天生丽质的女人面前无动于衷，那么，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身体有问题。关键在于这个女人能不能与你患难与共。每当这时，我眼前便会浮现出那堤、那湖、那炊烟、那村庄。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她在风雨中为我撑一把伞，我能有今天吗？我想，我今年五十二岁了，无论我今后走到天涯海角，都将以二十五岁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我的妻子。我这样说不是矫情，不是伪饰，而是一个过来人的肺俯之言、肝胆之情。就像大白话说的，老婆还是自己的好。因为，尽管在商品社会人心浮躁，诱惑人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但我依然常把纷杂的记忆翻到那珍贵的一页，使我在喧嚣与骚动中保持淡泊与宁静。那一页是沙漠里的绿洲，上面写着一行刻骨铭心的字：真的挚爱与真的人生。我曾给众多同学和朋友说过，她是我的做人的楷模。
哦，山青青的，水杉一片。
那是生长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最爱的水杉树。我爱她，不仅因为她外形颀长挺秀，而且因为她经历冰川纪灭绝物种的严寒之后，依然生命蓬勃地挺立在贫瘠的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