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火药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仅仅是火药而让宋朝得以延续,还有其他的因素。长江以南的土地并不适于蒙古人如此钟爱的大规模骑兵战术,而且这些地区也几乎没有蒙古人喂养马匹所需要的牧场。
气候也起着一定作用。蒙古战士和战马发现中国南方的亚热带炎热气候让他们虚弱。此外,南方还潜伏着各种疾病,而这些习惯了风驰电掣在北方大草原的人更容易染病。
但是蒙古人却不愿意在征服的道路上退却。尽管一段时间里,似乎南宋永远不会被征服,但蒙古人还是坚持了下来。渡过长江后,在蒙古人南进的道路上有数个城防阻碍。其中一个是小小的山城钓鱼城,它成为了南宋朝持久的也是成功抵抗的标志。
钓鱼城
钓鱼城是三面环水,位于陡峭山壁上的一座坚固城镇。今天,“钓鱼城”是一个历史地标,距离重庆合川约5公里,靠近渠江、涪江和嘉陵江汇合处。根据一些记载,1243~1279年,在钓鱼城的城墙前,宋朝与蒙古人进行了大小200多次的战斗。
钓鱼城是一个小城堡,但是在宋朝的历史上作用突出。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因其残酷用兵而得到“上天之鞭”绰号的蒙哥汗(1208~1259年)带领一支约1万人的部队出现在这里。蒙古人再一次被这个坚固的小堡垒和勇猛的守城者所挫败。显然,钓鱼城的城墙上有大炮,而且运用得很好。当一门大炮幸运且致命地击伤了蒙哥汗时,这个小小的堡垒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些资料声称蒙哥汗死于某些意外,或是死于疾病,但是一般都认为被炮弹击中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去世引发了继位危机,而当尘埃落定时,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领导者。
忽必烈立志要成为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把征服南宋作为头等大事。与此同时,他也采纳了一些中国的方法,并把自己的政权命名为元(伟大的初始者)朝。但是无论再怎么装饰门面,都不能掩盖忽必烈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事实,不能掩盖他要征服中国人最后一个抵抗堡垒的决心。
樊城和襄阳这两座姊妹城是蒙古人征服的最后障碍,这些堡垒代表着当时的常规的攻防技术水平。守城者有着自己的守城器械和大炮。根据绝大多数记载,对这两个城市的围攻时间相当长而且拖延很久。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们声称,围攻战进行了差不多5年,从1268年到1273年。而当蒙古人带来了一些中东穆斯林工匠——他们知道如何建造令人生畏的配重式投石机时,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城墙被摧毁而蒙古人蜂拥而入之后,结果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襄阳和樊城陷落到了蒙古人手中,使容易受到攻击的南方大门为之敞开。南宋又坚持了数年时间,直到1279年,为忽必烈和元朝统治所代替。如果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帮助延长了宋朝那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么也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在由其他人改变和改进之后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覆灭。
襄阳围攻战(1267年)
襄阳围攻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记得。尽管历史仅仅记住了襄阳,但实际上,这是对襄阳和邻近的樊城这两个城市的联合围攻战。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跨越汉江,而汉江则流向长江和宋朝的心脏地带。
对于中国的南方,汉江就像是一条水上高速公路,是一条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护的通道。这两个城市守护着通道,而蒙古人若想完成对宋朝的征服,就必须夺取这两座城市。关于这次战役,资料记述不同,但襄阳围攻战至少是5年,也许是更长时间的争夺焦点。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说,对这两座城市最早一次失败的围攻战早在1267年或1268年时就开始了。
无论如何,这两座城防都巨大而坚固。对于守卫者而言,意义不仅在于守住一条河,而且在于整个国家。宋朝的皇帝度宗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并任命吕文焕和范顺两名忠诚且著名的将军守城,而且他们都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城市。
这两座城市的城防确实很好,但究竟好在哪里,缺乏具体的描述。也有一些迹象表明,城门入口有不止一堵城墙,这就是说,它们有像南京一样的多层防御城楼。襄阳和樊城之间还有一座浮桥相连,便于军队机动和两城之间的联系。
宋朝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蒙古人会带着中国式的攻城器械,而且可能由中国北方人建造并操作。这就意味着蒙古人会使用中国的牵引式投石机。为了抵消这些器械的作用,守城者加宽了护城河,对已经厚实的城墙进行了加固,并在城墙上放下了网子作为缓冲带。宋朝人还在城里储存了充足的粮食和其他补给,足以支持若干年。据说,这种具有远见的储备工作其实只涉及到了如食物和水这样的必需品。最后,出现了如盐和衣物这类物品短缺的状况。
南宋皇帝还努力确保了补给船队能逆江而上,但蒙古人很快就封锁了这条航线——他们让从朝鲜和其他地方来的工匠建造巡逻船。宋朝的船运物资被迫停止。
襄阳守军至少在前几年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士气高昂。蒙古人最后如预期的那样包围了城市,并建造了野战工事,目的是切断它们和外部的联系。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蒙古人虽无法夺取城池,但设法粉碎了宋朝增派援军和补给的努力。
一些资料记载,蒙古人进攻的是一个点,也许是某一个城门,但却陷入了城楼与城墙之间,宋朝守军很快就消灭了他们。宋军装备有弩,而且可以肯定,还有火器和大炮。
如同宋军预期的那样,蒙古人果然调来了牵引式投石机,但它们没有达到想象的那种效果。部分原因是由于守城者加宽了护城河:对于投石机来说,离城墙的距离太远了,没有几发能够击中城墙。由于城墙上悬挂着网子作缓冲,那些击中目标的石头也没有什么冲击力。
在2~3年僵持之后,蒙古人几乎要绝望了,他们甚至诅咒护城河水快点干涸。每过去一周,忽必烈就愈发愤怒和急躁。宋朝人也未能得偿所愿。被围困的守军偶尔也会采取突围行动,试图打破包围,但都不成功。据说,试图突围而被俘获的宋朝人都被无情的斩首。
忽必烈派遣了蒙古军中的一位中国北方汉族的将军刘整前往襄阳帮助加紧围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部队也是汉族人:是明显不在乎自己为外族入侵者所用的北方人。刘整听令后,立刻建造了500艘船只,封锁所有水道,阻挡了守军的援助。他还建造了两座堡垒控制河道交通。1269年8月,当宋将夏贵以一支3000艘舢板组成的船队试图夺取汉江上的一座堡垒时,双方间爆发了一次主要是在汉江上战斗。战斗十分激烈,而宋军船队最终被打败,损失50艘船只。
此后,蒙古人对两座城市加紧了攻击。1272年9月,一支3000人的宋朝援军甚至最终到达了被围攻的城市,但不幸的是他们损失了绝大部分补给,更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也被围困起来了。最后,他们只是为已经日益恶化的供给链条上又增加了3000张饥饿的嘴巴而已。
波斯的工程技术
即使是食物已经严重短缺,但襄阳仍在坚持。最后,忽必烈的耐心达到了极限——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而且要快。他已经厌倦了僵持,也不想在正面进攻中浪费自己士兵的生命。忽必烈向他的侄子阿八哈汗送信,要他派一些熟悉欧洲和中东围攻战的波斯工匠来。作为回应,阿八哈汗送来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到襄阳,他们是波斯最精明的两名工匠。他们一到,就立刻组织建造配重式投石机——这是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些机械能够把重型投掷物抛出超过500米以外的地方。关于投掷物的实际重量存在争论,但石头至少重75公斤,而另一些说法则认为有300公斤那么重。
所有争论方在这些器械对守城者所造成的震撼上意见相同。有记载说这些新机械在发射时震天动地。樊城是第一个承受这些配重式投石机攻击的城市。在看到巨石飞越城墙后砸进城市的街道和房屋时,宋军士兵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投石机手们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城墙上。被击中的城墙变成了碎砖和灰泥,当城墙缺口可以通过时,蒙古人和中国北方人全力进攻。蒙古军队在几乎5年里没有完成的事,现在几天就完成了。
襄阳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部分原因是它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它是宋朝最后一个堡垒,而投降就意味着宋朝的末日或者说宋朝末日的开始。
襄阳城中的百姓忍受了许多痛苦,但是这些配重式投石机却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些人开始恐慌,想要逃出城。没有什么可以抵挡住这种叫做“回回砲”(翻译过来就是“穆斯林砲”)的新式武器。襄阳的统帅吕文焕仍在坚持,尽管他也知道已经输掉了战斗。当蒙古人威胁要进行屠城后,吕文焕投降了。应该说,直到1279年王朝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死了,南宋才灭亡。
封建的日本和近代的火器
在15世纪,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南下,开启了欧洲的探险时代。达伽玛于1499年成功地到达了印度,随后,整个亚洲都唾手可得。葡萄牙船只很快就来到了中国,并于1517年在广东登陆,领略到了中国的财富。1557年,中国人准许这些“西方野蛮人”定居在澳门,一个永久的亚洲基地也就出现了。
1542年,葡萄牙人首次在日本登陆时乘坐的是一艘中国船只。但这次事件很快就显示出更具永久性的意义——开始是在种子岛,接着扩展到了全日本。1543年,葡萄牙人给日本带来了火绳枪,引发了彻头彻尾的革命。
日本正处在内战之中,大名们相互争权夺势,而权力的天平则向那些青睐新军事技术的人倾斜。1575年长筱之战中,织田信长确实是用3000名火绳枪手轰跑了他的敌人,这是一个深深根植到了日本人脑海中的事件。很快,这些火绳武器大行其道,并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人不但采用了欧洲火器,而且还进行改进,创新出了他们自己的火器种类。丰臣秀吉就是一个火器的热情鼓吹者,而正是他在16世纪末统一了日本。丰臣秀吉野心勃勃,试图要征服中国明朝。当日本人侵略朝鲜,将其作为到中国的跳板时,是火绳枪再次给日本人增添了优势。
尽管学者们对细节有争论,但日本人在作战中似乎运用了大规模火绳枪群射战术。他们的火绳枪是一种蠢笨的武器,装填需要时间,但是一些人则推测一种“开火然后后撤”的战术可能会克服这样的困难。在第一波群射之后,火绳枪手们就要让位给第二列已经上膛了的人,这样每列轮流开火。
出于某些原因,大炮并没有像火绳枪那样激起日本人的多少热情。像德川家康这样的人意识到了欧洲火炮的绝对优势,有时也使用,但只是零星的。这很奇怪,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日本都处于炮火的打击下。当日本海盗突袭朝鲜沿海地区时,通常都是被炮火驱散的。
更令人奇怪的是,日本人在1592年入侵朝鲜时,却没带几门炮。在开始阶段,他们并不需要攻城的炮,但是并非所有朝鲜的城堡都设计糟糕或是处于绝望之中。在晋州的围攻战中,日本人自己就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朝鲜人架在城墙上的大炮迫使围攻军队在血泊中撤退。
当杰出的海军将领李舜臣取得了一连串对日本海军压倒性的胜利时,这样的教训仍在重演。日本人通常更喜好在海战中徒手战斗。他们会钩住并登上敌军的船只,用刀和长枪来与敌人交战。这同样也是与武士展示个人勇气的要求相适应的。
李舜臣将军的船只并不需要达到登上敌船足够近的距离。相反,他们用炮弹和射箭来对付日本人。龟船的防御特别有效,因为它们的上层甲板上布满了钉子,或许还有铁片。而一旦登船者在寻找幻想中的荣誉和胜利时就可能会被刺穿。当然,这是假定一艘日本船只能够靠近并试图登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龟船的大炮武力相当大,而且的确把日本船只炸毁了。
日本人确实从中学到了经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军队是从朝鲜战役开始时使用大炮的,只不过并不像朝鲜人使用的那样好。他们使用的绝大部分炮都是从朝鲜人那儿缴获的。而当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人似乎也失去了发展大炮的兴趣。当然,也有例外,但那些仍然钟爱大炮的人通常都更偏爱欧洲式的大炮。
德川家康从来没有在朝鲜作战过,但是他的精明足以让他认识到了欧洲火炮上的优势。一些用青铜铸造的日本大炮开始出现,但德川更偏爱英国和荷兰的炮。有记录提及他的武器库中就有欧洲的“轻型长炮”和“长炮”式样的大炮。
德川于1615年在对大阪城堡的围攻中使用了欧洲炮,在此之后,就没有使用这种大威力大炮的必要。1638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基督教徒的叛乱。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是,日本当局迫使一艘欧洲船只加入到自己的行列,摧毁了一个叛乱者的要塞。
然而,当最后一点叛乱的火星也被扑灭之后,日本人同时也丧失了对大炮和外部世界的兴趣。1639年,所有的贸易都被禁止,日本人被禁止离开日本,否则将遭到处死的惩罚。造船业消失,军事技术也原地踏步。没有外部的贸易和思想的交流,日本与正在改变世界的西方军事进步割裂开来。
随着时间推移,得到日本人高度赞誉的火绳枪也变得陈旧了,接着彻底过时。但是日本人还保留着它们,就好像它们仍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技术发展水平一样。即使是传统的武士战争方式,也因为多年的和平而变得松懈了。日本是一个岛国,环绕的大海把它与外部世界隔离并保护起来。可是采用这样的孤立方式却是人为的,而且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
日本城堡
在日本历史上,特别是在16世纪时,城堡起着重要作用。那是一个相互间残酷厮杀司空见惯的时代,以“战国时代”而闻名。名义上,日本是由天皇这个所有人崇拜的半神式的人物在统治,而实际上,天皇只是一个受到尊崇但又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
事实上,日本被分为数个大名统治之下的领地,这些封建领主只在名义上服从于天皇,但却抓住每个机会争夺权势。每个领主都觉得有必要构筑一个城堡来防卫和守住自己的土地,并都根据自己的资源和财富程度来建造。
如同欧洲的城堡,日本城堡也是设防的一座或是一串建筑,既有防御也有进攻功能。城镇中的城堡是大名的所在地,从那里他可以在相当安全的条件下来控制周围地区和统治自己的领地。城堡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但是它也是一个可以发起进攻作战的绝佳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