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6时，武田的骑兵开始进攻。冲锋是以地面条件允许的最大速度展开的，但在渡过连子川河后，骑兵速度就放缓了很多。当骑兵登上河岸来到了木栅前，这时“足轻”枪手开始轮番群射，火力强大。第一次的3轮群射就向武田军射出了9000发大口径弹丸，而所有这些弹丸都是在火绳枪最具穿透力的射程中射出的。在战斗开始的前几分钟内，就有大量的骑兵和马匹被射杀或受伤，其中就包括武田一些最重要的武士指挥官。火绳枪手的队列中还穿插部署长矛兵。他们可以用长长的日本长矛来攻击那些幸存的、冲到木栅前的武田军骑兵。而木栅也让长矛兵在面对骑兵武器时得到了保护。那些最终冲过了木栅的骑兵，则被部署在更靠后一些的武士和“足轻”杀死了。
整个28日早晨，武田的骑兵一直在进攻，但是一波又一波的骑兵只是为“足轻”枪手提供了更多的射击目标而已。而在绕过木栅对右翼实施的进攻中，战斗则陷入了近身搏斗，武田军的武士们作战技能有了用武之地。然而，细田-德川联军的“足轻”部队快速重新部署，击退了武田军的进攻。武田最资深的指挥官、60岁的山县昌景也被一群火绳枪兵射倒。
最后，随着武田骑兵攻势减弱，织田-德川军终于从木栅后冲出来，双方陷入了近身搏斗的混战，一直持续到下午早些时候。织田-德川军曾经一度似乎就要撤退，但是武田军最终崩溃，四散疯狂逃跑，以求活命。
在设乐原战场所部署的还不只是“足轻”火绳枪兵和长矛兵，大约3000人的部队（其中还包括500名火绳枪兵）被组成了一支快速部队，对围攻长筱的武田围攻部队实施了突击。对围攻者而言，这是一次残酷的突然袭击，而守城士兵也从城堡中冲出来，一起消灭了围攻者。长筱战役持续了约8个小时，武田军队阵亡1万人，损失了50％的武士统领。
从军事上看，这场战斗证明了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足轻”现在真正地占据了战斗的前沿队列位置。尽管骑兵在攻击中仍然显示出了机动和速度的优势，但事实已经证明，如果能占据良好的防御位置，那么大规模投射火力的作用就要超过骑兵的冲击作用。织田-德川军的骑兵实际上就是作为一支冲击部队，利用的就是本方“足轻”打击敌军后方已处于弱势的时机。武田依靠的是以传统方式作战的骑兵。他所犯的错误在这之后的军事指挥官们还会再犯，直到20世纪。这种错误就是：认为意志力总是能够战胜火力。
炮兵和炸弹
除了手持武器，火药也促成了东方战场上一支主要力量炮兵的崛起。在讨论火药炮兵之前，有必要对东方战场上，尤其是古代末期和近代早期出现的一些其他形式的“炮兵”有所了解。以扭力为推动力的石头和投掷武器在许多战斗，特别是围攻作战中使用，同时也可以用来对付敌军步兵的密集阵形。这些武器可能是与欧洲相似的投石机，或是其他大型的弹射装置。中国和日本步兵运用这些装置，而他们所投掷的东西相差也很大，有石头、陶土和金属制成的弹丸，甚至是冰块。到了11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投掷用纸或竹子包裹火药做成的爆炸装置了，而到了15世纪，日本也开始在水战和陆战中使用这样的“炮弹”。
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似乎中国最善于运用火药。到13世纪时，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并使用有相当大的爆炸效果、有金属外壳的破裂弹。而自9世纪开始，各种不同种类的喷火装置已经开始使用并能震慑敌人。大约是在14世纪，制造炸弹的技能同时也促进了手雷，甚至是防御性地雷的发展。有些地雷甚至把线连接在一个类似于燧发枪上的装置上，并通过绊网触发。
中国的机动火箭发射兵就是早期形态的轻型野战炮兵。这些有装置的盒子中有成百支细长的火箭，盒子架设在简单的手推车样的装置上，两个人就能够很容易地把它们调整到发射状态。每支火箭和普通箭一般粗细，而精确度并不太重要。实际上，精确度到底有多少并不重要：因为成百支火箭向许多方向射出，本身就能制造最大程度的混乱和杀伤。单支火箭对于一个敌军士兵而言，威胁很小；当数个火箭组一同发射，效果绝对令人畏惧，不但具有杀伤力，而且火箭尖啸声还带来了心理上震慑，以及烟尘等令人窒息的气味。它们最主要的缺点是射程有限。实际上，敌军弓箭手的射程都要比火箭部队远，火箭兵们不仅要在敌方的箭雨中生存下来，而且还要开火射箭。
大炮
和火绳枪一样，大炮也推动了步兵战争的革命。火药大炮最早是用于围攻战，用来击碎防守方的石头或木头墙。这种作用，我们会在稍后的围攻战章节中详细深入地进行探讨。但是，炮兵也被用在战场上对付敌军士兵，但这类情况出现的频率往往因国家和时期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与中国相比，日本炮兵在这方面的使用频率就要低。
曾有一幅中国清朝时期的绘画就描绘了两支军队隔着一条窄河对峙的情形。由于河流阻碍，无法进行近距离搏斗，但是其中一方的火绳枪兵，还在自己阵地前沿部署了一门火炮，并向对方射击。这门炮小而简陋，铸铁打造的炮管长约1米，在炮口下用数个木块垫起炮身。炮兵似乎也不能发挥持续齐射的作用——在绘画的8门炮中，只有两门在开火，其他6门要么是在装填，要么就是在复位或静止不动。
我们必须始终谨慎地从当时的绘画中试图总结出一些普遍规律，因为画家自己也许并没有目睹真实的战斗。我们的确知道，东方战场上的炮兵有着明显的局限之处。到14世纪中叶，中国人已经制造出铸铁炮和臼炮，但只有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带来了后装技术时，这些火炮才达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在火炮技术和专业水平上，西方世界早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因而经常是葡萄牙雇佣兵炮手给中国军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炮兵作战能力。
战场上的机动也是一个问题。许多有关中国炮兵的画作显示，简陋的炮架在战斗时并不适用。一些诸如“虎蹲炮”的火炮，只有两个前架用于支撑，要抬起来放置在炮位上。另一些炮则被捆扎在推车上，变成了野战炮，但是这些简陋的炮架当火炮开炮后产生后坐力时就会有很多问题。无论如何，炮兵还是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机动性：在宁夏战役时，中国军队就曾经在数周之内将400门野战炮移动了480多公里。
撇开水战和攻城用途不提，在东方世界的步兵战争中，炮兵的运用似乎多少都是有局限性的。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军事观念上的保守主义，这种观念有可能是源于担心火药技术会削弱军队传统武器的重要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比如，甚至到了17世纪40年代时，中国的一些朝廷重臣还主张在战争中限制大炮的使用，并建议停止制造自己的火炮。
另一个因素是严重缺乏专业技能。炮是一种操作和战术运用复杂的武器，而在规模庞大、依赖征募兵员的军队中，训练程度与实际需求相比通常极度滞后。其结果有时会达到又可怕又可笑的程度。比如，1605年，一群士兵要解决储存火药冻结的问题，就用斧子劈火药。结果引发爆炸，造成了数百名士兵身亡。
专业步兵
东方步兵的典型组织，是以军队的基本编制体系和武器门类为基础的。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步兵，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称为特种部队的步兵。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专业兵种，但是有一种“步兵”根本就不打仗，他们就是往来于战场运送补给和战争物资的规模庞大的劳工部队。对于在距离自己基地很远以外地区进行的战役，或是对围攻部队而言需要稳定的补给线的攻城战，劳工部队显得尤为重要。在日本军队中，诸如大米、盔甲、箭只、炊具和衣物这样的补给，要么是马匹驮，要么就由士兵背在背囊中，要么就是放在特殊的箱子中，挂在杆子上由两个人抬。
非战斗人员并不只是限于“足轻”的较低阶层。交战双方的指挥官和贵族们都有他们自己的随从人员，承担着从护卫到个人助手的各种任务。在日本，这种人员起源于中世纪时的武士侍从。虽然承担护卫主人生命的作用，但这些被称为“下人”的随从也会参加战斗。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充当主人的武器保管者和马夫。
到了16世纪时，服侍一名武士的各类侍从的数量已经扩大到了相当规模。他们包括“草履”（提鞋者），其一生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武士保管备用的鞋。尽管大部分鞋的使用者寿命很短，但他的工作可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尽管和武士的其他随从地位一样，但“草履”却不能够享用另一类随从即“鑓组”（持枪者）的荣誉。后者不仅要为武士扛长矛，而且在必要时候还要充当护卫。
在战场上，一位武士或大名的旗帜是由一个“马印”扛着的。“马印”一词表示“马的徽章”，也指扛旗帜的人。因为徽章旗不仅用来作为指挥和控制的一种方法，而且还代表附近有一位武士，所以“马印”的寿命一般很短。尽管这不是一个战斗岗位，但是仍然有着巨大的荣耀，因为它需要由具备极大勇气和意志冲向战斗激烈之处的人来担任。
卫士和雇佣兵
在整个东方世界，统治者的身边都有护卫部队，皇帝和统帅会有自己的卫兵，有的卫队规模甚至可以与一支小规模军队相当。比如，1260～1352年在中国，皇家卫队的兵力就从6500人增加到了10万多人。这支军队只听命于皇帝本人，因而与成百万服役的其他军队是分开来的。在战场上，一支相当规模的护卫部队，能够极大地保护统帅，或是获得个人荣耀的概率要比较高。比如，中国的一位军事统帅刘廷（音译），在17世纪时带到战场上的护卫部队就超过700人，而且这些人都以能征善战而闻名。
雇佣兵也是部队的一个特殊人群，尽管他们的军事技能良莠不齐。日本很少使用雇佣兵（下文就要讨论这个特例），而中国则广泛使用。
在某些情况下，雇佣兵不过就是从被占领地区来的机会主义分子，只能增加军队的总人数而已。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却能带来独特的技能。比如通常情况下，蒙古雇佣兵就善于用弓和弩。当然，在这方面，绝大部分蒙古部队在马背上的技能最高——要比在地上好。雇佣兵产生的问题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们的忠诚度值得怀疑，还有他们普遍缺乏纪律性，特别是在获胜或战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3世纪时，中国元朝军队就在跟随着他们作战的劫掠部落身上发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旦战斗结束，获胜成为定局，这些人就会四处劫掠平民，掠夺财物。这样的话，元朝就失去了民众可能的支持或良好期望。如果他们在失败时也能像获胜时那样有纪律，平民们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沉默的战士
虽然本身有些误解“步兵”的种类，但是另一类值得一提的步兵就是日本的忍者。虽然自有文字记载起，军队就开始使用间谍和杀手来达到目标，但要说明东方世界有特种部队，那么忍者无疑是最好的例子。本质上，忍者并不属于日本军事序列之内，而对于传统社会而言，他们的多种行为包括暗杀、破坏、搜集情报等，这些通常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忍者就被排除在了传统军事作战之外。他们实际上经常跟随军队参加攻城或战斗，但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搜集有关敌人动向的信息，或是试图暗杀敌军的指挥官或关键人物。总的来说，正规的“足轻”可能是不会意识到，忍者也是参与作战的一分子。
忍者的起源并不清楚，但到了15世纪时，他们已经成为一支可以被雇佣来从事有违武士荣誉的部队。随着日本进入长期的内部动荡时期，暗杀和谍报对日本大名们之间的竞争至关重要，因而忍者被使用的频率也在上升。忍者士兵一般都从属于某些家族或村子，这里世世代代都传承技艺。大名也会支持自己的忍者军队的发展，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在大名领地之外隔离起来训练，从不和常规的“足轻”士兵混合在一起。
忍者的训练和“足轻”完全不同。一个典型的“足轻”士兵可能只会学习如何用长枪刺杀，而忍者则要学习如何掌握从传统的武士刀到如“星飞镖”“手爪”“锁镰”等大量不同种类且怪异精妙的近身搏斗武器，他们也要在炸药和毒药以及如何实施有效火攻方面进行训练。忍者所使用的其他专门装备包括窃听装置、攀登或穿墙工具。
有关忍者行动的记录通常都会被神话和夸大，但不可置疑的是，他们是日本的数次主要战斗中的一分子。即使是在1600年的关原战役中，我们也能找到忍者式行动的纪录。在和德川家康部队作战中，岛津部队中的忍者神射手们留了下来，躺在战场上假装死尸。当岛津主力部队开始撤退时，他们不时地冒出来对随机出现的目标射击，这些目标当中就有著名的统帅井伊直政，他身中一枪受了重伤，不得不从战场上被抬走。关原战役这个例子说明，忍者绝不仅限于在城堡或城墙的阴影中从事隐秘行动，或是潜入到某个卧室里执行暗杀任务。他们确实执行这些任务，但重要人物的安全保卫随后得到了相应改进（这也包括建立大规模的护卫部队）。这就意味着许多此类行动最后都失败了，或是行动者本人就身亡了。无论如何，到了17世纪失去作用时为止，忍者已经证明了，有用的精英部队是可以用作常规部队的辅助部分，这个经验至今仍不过时。
精英的衰落
随着时间推移，步兵对于东方世界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的实施都越来越关键。诸如中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军队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单个战士的技能最终将被纯粹大规模的步兵力量所超越。如长筱战役这样的战斗，极大地挑战了传承了数个世纪尚武传统的军事精英主义观念。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步兵战斗方面（涉及到武器和战术的完善），欧洲的进步要超过同时期的亚洲。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包括亚洲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到文化上对变革的抵触，而在许多重视传统而不提倡创新的亚洲国家中，后者尤其突出。
这种漠视变革的最好例子，也许就是对于同一时期欧洲军队大规模运用火药武器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可以肯定，当骑兵吸引了历史的大部分注意力时，东方世界自身的历史却更多地被农民、征募士兵还有职业步兵所塑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