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自开创以来就以统一中国为祖训，这一点无论北宋南宋都没有忘记过。只是对手军力太过强大，难以实现。几次努力与尝试，一直没有成功。为了统一中国，宋人联合野蛮的金国出卖了百年和好和对中原文明更亲近的辽国；还是为了统一中国，宋朝又联合更加野蛮的蒙古灭了给中原文明造成巨大灾难的金国。说高宗怕迎回二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这只不过是一些人的主观臆想。赵构在即位诏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可见赵构在即位之初就下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迎二帝是赵构首先提出来的，而有意思的是，“二帝”也根本就不想再当什么皇帝了。徽宗不想当皇帝，所以42岁就传位给钦宗；钦宗在金国也托人捎信给赵构，告诉他只要把他们迎回来，他做平民都是高兴的。一个亡国之君哪还有脸面再做皇帝？可见，说高宗因怕迎回二帝而主张和谈根本就不成立。主和是稳妥的做法，先保存实力，修养生息，以图日后再战。主战是冒险的做法，成功则收复失地，不成则国破人亡。高宗决定采取主和的观点，完全是经过通盘考虑后做出的稳妥策略。秦桧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和平的谈判道路也并非平坦，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秦桧也曾一度被罢免丞相之职。公元1137年，徽宗客死他乡。同年，高宗任命秦桧为主持与金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公元1139年，在秦桧努力下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25万两，帛25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如果协议达成秦桧无疑算得上头号功臣：（1）迎回二帝；（2）收回领土。虽然一时纳钱称臣，但若知耻而后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宋国终有一天会报仇血恨。当时，人们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绍兴和议”签定后，宋高宗就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后赋闲优养。如果高宗不想迎二帝，“绍兴和议”签定前就可以在谈判时不让二帝回来。而事实是，和议的内容是金国答应迎回二帝……
岳飞也打算辞职，他呈给高宗的奏章言：“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他在《乞出师札子》上还写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宁德皇后梓宫，奉迎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归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可见，这个和约在岳飞及大多数宋人眼力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条约，人们也对秦桧这些年来的努力艰苦的谈判成果非常满意。同时也说明，“迎二圣”根本不是岳飞与赵构矛盾的根本所在。如果秦桧是卖国贼，如果是卖国条约，那签定“卖国”协议也不会长达七年之久，那人民也不会欢欣喜悦了。
但历史是无情的，秦桧注定不能成为千古名相、人民眼中的英雄、宋国的头号功臣。转年，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兀术政变成功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金人扬言要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让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金人对汴京的百姓说：“让你们的旧主人来做这个江山。”兀术把钦宗当一张王牌和宋高宗争斗。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兀术就是主战派，金国主战派掌权后，金兵大举分兵南下。战争也成就了岳飞。当时双方国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虽然岳家军取得胜利，但其它的几路宋军皆败。
岳飞的死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时代的悲剧在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条件不允许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骑兵主力。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在平原地区还可以与金国的精锐骑兵较量。但若劳军远征准备不充分，在金国的土地上和大量的骑兵精锐较量，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人民的愿望、国家的政策相冲突。个人的悲剧在于，是他个人性格所至。岳飞忠事不忠人，违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续12道金牌才把他召回，就是说他连续11次抗旨。不听圣旨召唤，意味着是和赵构对着干。岳飞是赵构一手提拔的大将，襄阳大捷之后，皇帝赵构和宰相张俊对岳飞十分倚重。在解除刘光世兵权后，有意把这支部队并到岳家军中，并在《御札》中提出以“将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重任交给岳飞。岳飞被杀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作为大将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他本身有能力对高宗的地位构成威胁，作为拥有众多兵马的武将参与立储之事确实是超出了一个武将的范围。
需要说明的是，秦桧还想救岳云一命，以刑部大理寺的名义上书，主张保全岳云性命。“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流放）”，“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但结果是全杀。在宋朝，皇帝杀普通的臣子原本是少见的，更何况像岳飞这样的朝野重臣。若没有皇帝的许可，秦桧是没有能力杀岳飞的。岳飞的死，秦桧有责任，但撑死了是帮凶。谁当宰相谁负责岳飞这个案子，结果都是一样的。秦桧，岳飞，主战派主和派不是完全对立的两派。主战派是爱国的，主和派也是爱国的。他们的出发点不同，都是为国而想。秦桧除了谈判和平之外，根本就没有出卖南宋的举动。他并也没有试图把南宋纳入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下。秦桧能够使残破的宋朝有机会休养生息，使宋朝的人民体验和平、富足的生活上百年。最终宋国还是报了血恨，联合蒙古把强大的金国给干掉了……
应该说岳珂对祖父是秦桧害死之说起了关键作用。岳珂据野史记述写书，丝毫不提幕后真凶赵构。至于说岳飞为什么成了民族英雄，那还是因为三代之后，宋朝自认准备充足，开始大举讨伐金国，为岳飞平反以鼓舞士气。作为皇上的赵构自然是不能说的，所以只好委屈一下死去多时的秦桧了。
评价曾国藩——正耶，邪耶
评价历史人物，从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曾国藩评价问题上，分歧显得更为突出。曾国藩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又被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不过，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又不乏赞誉之声。
“文革”结束以后，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历史及曾国藩的研究翻开新的一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出版以及历史小说《曾国藩》、历史电视片《太平天国》问世，又推动学术界研究曾国藩的巨大兴趣，出现了思想活泼、观点纷陈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从各个不同视角衡量曾国藩。一位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总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活动、有军事方面的活动、有经济方面的活动、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一位历史人物，他的造诣也是多方面的，有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有伦理道德方面的造诣、有科学技术方面的造诣。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自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从不同的角度评价曾国藩得出的不同观点。
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筹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唯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见也。”这是从曾国藩效忠清王朝建立军队的角度进行评论的。
又有人评论曾国藩说：“国藩以执两之道，贯经世之学，于社会之改造，则恢复民族固有美德，此之谓守旧；于民族之前途，则接受西洋文明，此之谓革新。二者同时进行，乃其对我国近代史之大贡献也。盖徒然恢复旧礼教，则不能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机械科学，何况旧礼教之本身，亦复百孔千疮，有待救正乎？若徒然接受新文化而不恢复固有之美德，则此腐化之旧官僚社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更何况社会民族之立场，有何术以全盘改造之乎？吾人之所以佩服曾国藩，诚以其眼光远大，订此救国救民之方案，与后日国父之民族主义如出一辙矣。”这是从文化的角度，即既恢复中国固有文化又接受西洋文化的角度，亦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衡量曾国藩，并从“救国救民”的角度肯定曾国藩是与孙中山一样的“民族主义”者。
还有人评论曾国藩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唯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是从学术造诣和军事指挥能力的角度衡量曾国藩的。
也有人对曾国藩作如下评论：“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反满革命的角度批评曾国藩的。
更有人认为：“曾国藩是被满清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人，因为他以血腥的手腕暂时扑灭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暂时拯救了满清统治者的大危机。”“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的代理人，认为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这种评价是从反对清廷屠杀汉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角度，批判曾国藩“丝毫没有民族思想”。
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会得出不同的论点。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总的标准用以统率从各个不同视角的评价，即从各个不同视角评价历史人物都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标准？答案是肯定的。
这个总的标准就是，衡量他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是否比他的前辈向社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以上述总的标准衡量曾国藩，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金田起义是一场危害社会的动乱，还是一场正义的事业？
这个问题是导致在评价曾国藩问题上意见分歧、对立的关键。清王朝自中叶以后日益腐朽。在经济上，大地主巧取豪夺，田连阡陌，贫困者无立锥之地；在政治上，各级官吏苟且谄媚，贪污腐败；在学术上，空疏无用，脱离实际。鸦片战争前夕，思想家龚自珍敏锐地觉察出当时已经是一个“衰世”。他希望清政府主动进行改革。他说了一句十分深刻的话：“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但清王朝充耳不闻，不考虑做任何改革。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主张并呼吁改革的人增多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主张，曾国藩也奏陈民间疾苦，建议清廷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以上种种呼吁都没有促使清廷觉醒，社会依旧一步步腐败下去。正如一位广西籍官员龙启瑞所说：“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形势逼出来的。从现象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从实质上看，则是清王朝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社会停滞，只有自下而上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王朝统治，社会才有前进的可能。太平天国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无疑，它是正义的事业。如果将以暴力为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腐朽的政权扫除历史发展的障碍视为革命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战争无疑是一场革命。
正由于这样一种性质，太平军在早期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与拥护。李汝昭是湖南的一名普通知识分子，他在《镜山野史》一书中描述太平军在武昌、南京的情况说：“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大清王朝已沦落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使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太平军冲击清王朝统治，冲击传统文化，亦即在客观上冲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障碍，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
曾国藩竭力维护清王朝统治，反对太平天国，从《讨粤匪檄》看，他倡导的是中国传统的、一成不变的文化，维持现状——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太平天国，从其兴起开始，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但不能因为它有缺点和错误而否定其革命性。
农民军兴起以后本来有两个发展前途：（1）不断克服缺点和错误，将旧王朝推翻，达到扫除中国社会发展障碍的目的；（2）缺点与错误逐步扩大，在推翻旧王朝统治以前就逐步腐败灭亡。太平天国走的正是后一条道路。太平天国到了后期，内部矛盾激化，政治紊乱，官员腐败，经济萧条，文化停滞。李秀成总结“天朝十误”，其中四条属军事指挥方面的，其余六条均为政治方面的失误。李秀成等都向洪秀全提出改革的建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施。十分明显，太平天国已不能完成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扫除社会发展障碍的历史任务，而太平天国自身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早日结束内战，为社会取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和平环境，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有益选择。而正是曾国藩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第二个问题是：在“洋务运动”方面，曾国藩是实践他人的创新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创新？
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兵工厂、派遣第一批出洋留学生、制造出第一条大轮船、设立江南制造局并翻译泰西科学书籍，有人誉之为“中国现代化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