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海海战中，“济远”离开战场，第一个回到旅顺军港，由此方伯谦被冠以“临阵退缩”的罪名被军前正法。在关于方伯谦是否被冤杀的争论中，有的学者旁征博引，在“首先逃走”上大做文章，认为海战中“济远”确为首先逃走，非海战基本结束时离开，而是在海战最激烈时逃走，实为临阵脱逃，为国法军纪所不容，斩首罪有应得。有的学者则认为，首先离开战场的不是“济远”，而是“广甲”或“扬威”，以示方之清白，认为方伯谦被正法实为冤案。两种观点截然对立，争论焦点集中于“首先逃（退）走”上。
方伯谦案的核心，不在于“首先”而在于“逃走”。如果“济远”受了重伤，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离开战场，这种行为不为逃走。如果舰无大伤，尚堪一战，就驶离战场，独自回到旅顺，则“济远”纵然不是首先离开战场，而是第二乃至第三个驶离战场，方伯谦的行动也是临阵脱逃，其罪当诛，“按之军法，无冤可言”。那么，究竟是谁提出方伯谦首先逃走的呢？方伯谦的罪名除了首先逃走外，还有哪几项？这些罪名是否属实呢？
“首先逃走”的罪名，是丁汝昌在《海军接仗详细情形》中首先提出，由李鸿章定为“临阵退缩”，并得到光绪帝的认可。1894年9月22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海军接仗详细情形》：“十八日与日开战，尔时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现逐细查明，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船观望星散，日舰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搁礁，连日派船先取炮位，再不浮起，只得用药轰毁……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
据《李文忠公全书·筹议海防折》，李鸿章接电后，当天即上奏：“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数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唯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几小时后李鸿章又电丁汝昌：“济远管带方伯谦，应速撤任，派人看管奏参。”9月23日，军机处寄李鸿章谕旨：“李鸿章电查明海军接仗详细情形，本月十八日开仗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队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着即行正法。”次日凌晨，方伯谦被杀于旅顺黄金山下。
由以上材料可见，黄海海战中方伯谦之罪有三：
1.临阵退缩，首先逃走；
2.牵乱北洋海军作战阵形；
3.撞沉已受伤的友舰“扬威”。
三罪之中，以临阵退缩最为严重。依北洋军规：“（水手）临阵时逃亡者，斩立决。”中日开战后，李鸿章亦对北洋海军重申：“如有临阵退缩，贻误事机者，立按军法治罪，决不姑宽。”
方伯谦的行为是否是逃走，取决于他是否有正当理由退出战斗。从黄海海战后，清军内部通报海战的文电来看，“济远”是受了伤。龚照屿9月18日电云：“除致、经、超、扬外，广甲搁浅在三山岛外，已饬金龙往拖。左一雷艇及各运船尚在东沟口内。其余海军战舰均已到旅，各有伤处；定远尤甚。”9月19日电云：“顷查镇远、定远各伤千余处，余船伤亦甚多。”余船自然包括“济远”。盛宣怀9月18日电义州云：“顷旅电，倭船十二只已与海军接仗，倭船沉四，我船‘致远’沉，‘济远’伤回。”21日电张之洞云：“海军只剩八舰，尚须大修。”26日电翁同龢云：“查海军失船五号，余多被赶修。倭船虽亦伤失，尚有多船游弋。北洋现暂无船可战。”10月5日李鸿章致电丁汝昌、龚照屿云：“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济远”倘是全身而退，则战后何必“漏夜修竣”乃至大修？商承锡又怎么会称“所余七只，或船受重伤，或被火烧坏，或炮伤者大半，修理需时，不能出战”呢？北洋舰队又怎“暂无船可战”？
可见，“济远”无论依方伯谦说还是依清廷文电，它都受了伤。受伤的原因是由于平时保障差，军舰严重老化，旧伤未愈的“济远”在黄海海战中遭日舰痛击，以致成重伤。方伯谦等人描述的伤情大体上是可信的。轻易否定清军内部文电以及方伯谦等人报告的真实性，恐有违实事求是之道。
既然“济远”是因伤退出战场，那么方伯谦回旅顺的行为是否无可非议呢？有人认为，“济远”舰在战斗中途，未经旗舰许可即退出战场，这种行为不论理由如何，都为战场纪律所不容，是有罪的。对于这种看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进行具体分析。“济远”因炮械全坏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继续停留在战场，于事无补。既不能自己修好舰炮，重新参加战斗；又不能逃脱被高速度、强火力的日本军舰击沉的命运。除了远离战场外，别无他路。
“济远”退回旅顺确未得到旗舰“定远”的首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战场“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何况在海战伊始，“定远”桅杆便被打断，无法指挥其他军舰，遑论联络。在“济远”受重伤后，方伯谦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严守“战场纪律”，继续留在战场，由于既无自卫能力，又无攻击力，所以“济远”最多只能向“致远”一样，以撞击日舰，无论怎样最后终不免舰毁人亡。其结果是光荣战死的方伯谦可以留芳千古。二是根据已变化了的战况，临机处置，撤出战斗，保全了一部分有生力量以待来日。此举的后果是方伯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而北洋海军则保全一条主力舰和数百名技术熟练又有实战经验的老兵，这对于北洋海军日后继续争夺制海权意义重大。
可见，方伯谦在“济远”丧失战斗力后，退回旅顺，这不是逃走，也不是临阵退缩，在当时情况下此举无可非议。
方伯谦临阵退缩的罪名已不成立。以现有人们掌握的史料来看，丁汝昌另外还冠于“济远”牵乱船阵、撞沉“扬威”的两项罪名也断难立足。
“牵乱船阵”这条罪状更站不住脚。首先，北洋水师的各舰舰速不一，却混编，“超勇”、“扬威”二舰未开战已形同脱队，结果一旦接战即陷入孤立，为日第一游击队集火击破。第二，两舰队尚距6000米，清旗舰“定远”即以305毫米巨炮射击，不但无效，而且因舰桥年久失修，开炮时竟然震踏舰桥，指挥旗落地，司令官摔伤，北洋水师丧失统一指挥，因此乱阵。第三，日军的本队、游击队夹击战术，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遍为游击队，横掠过北洋水师两巨舰，痛击其右翼各舰，击破超、扬后，迂回至清舰侧后，集火攻击“致远”、“经远”，因为此时北洋水师指挥失灵，各舰各自为战，在日军的灵活夹击战术下，前后不能相顾，导致阵形大乱。综合上述，北洋舰队阵形混乱，并非“济远”脱离队列所导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济远”撞沉“扬威”之事纯为子虚乌有。开战时“扬威”处北洋舰队阵列右翼最外端，“济远”列左翼最外端。“扬威”中弹起火后，被迫于2时23分左右向战场东北方向驶避救火，搁浅于大鹿岛附近，管带林履中投海自尽。“济远”最早是在“致远”沉没后即下午3时30分离开战场，即“扬威”离开战场一个多小时后才向西驶回旅顺基地。两舰离开战场时间相隔颇久，航向南辕北辙，根本不可能相撞。
“济远”既非临阵退缩，又未牵乱船阵、撞沉“扬威”，方伯谦是被冤杀殆无可疑。那么，究竟又是谁制造了这起冤案呢？
方伯谦作为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事发后，未经详细调查和审讯便迅速被斩首，有悖常情。关于方伯谦仓促被杀的原因，有人认为，一是由于光绪急于振作前线将士的士气，他要杀一儆百。二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损失惨重，朝野哗然，为转移视线，李鸿章也急于寻找替罪羊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可除了光绪帝和李鸿章之外，还有谁最希望方伯谦被杀？谁能够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方伯谦被责为临阵脱逃、牵乱船阵、撞沉“扬威”的罪名来看，显然不能忽略丁汝昌在方伯谦案中的影响。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被击沉四舰，自毁一舰，剩余皆伤，“已不能军”。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日本联合舰队却损失较轻，连622吨的小炮舰“赤城”号，铁骨木皮的“比睿”号都逃脱了覆灭的厄运。如此代价，如此战果，丁汝昌难辞其咎。
方伯谦之所以被李鸿章、丁汝昌选为替罪羊，并非偶然。在丰岛海战之后，初时清廷、李鸿章尚对方伯谦大加褒扬。数周之后，关于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的传说开始扭转他的形象。说“济远”在丰岛海战中不仅不救“操江”、“高升”，不同“广乙”并肩作战，反向日舰挂白旗示降。传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所以，早在黄海海战前，方伯谦就已被目为一个畏死贪生、谎报称功的小人。在黄海海战中，“丰岛逃兵”又先回旅顺，自然又是循丰岛故事。在李鸿章、丁汝昌等都在寻找替罪羊时，方伯谦顺理成章地成为最佳人选。李鸿章接丁汝昌第一封海战电报后，即问“何以方伯谦先回？”丁汝昌等人的《海战详细情形》秉承李鸿章的暗示，选择了方伯谦来承担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败的责任，大肆宣扬如果不是方伯谦乱了阵脚，北洋舰队不仅不会败，还能全歼日本舰队。泰莱所说的“方氏因此及前此相类之事丧其颅”那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见，方伯谦被杀案是一场阴谋，光绪帝、李鸿章、丁汝昌乃至微不足道的泰莱都或多或少、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阴谋。丁汝昌转嫁罪祸，泰莱落井下石；光绪帝杀鸡儆猴，李鸿章借以保位。在方伯谦案中，丁汝昌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方伯谦的死，丁汝昌应负主要的责任。
康有为神话的破灭
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然而，随着人们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已跨越百年的康有为神话开始逐渐被打碎了。尽管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否定伟大的戊戌变法和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但历史无疑也无情地揭开了一层新的面纱。一百多年来笼罩在康有为身上的神圣光环破灭了，标志着我们将重新面对那些流传百年的神话，重新认识康有为。
神话之一：儒学大师、大学问家的神话。
康有为用以托古改制、推动戊戌变法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对此，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或否认，这一点梁启超提供的证词也许最值得重视。他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他的本意也许是赞美老师勇于创新，却透露了廖平指控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