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始于反对罗拉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大党团结起来，竭尽全力支持英国，以期获得战后的印度自治。英国首相迫于形势压力也做出了这种许诺。但是，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不仅没有让印度自治，相反却制定了一项新的严厉镇压人民反抗的法律——罗拉特法。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为了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甘地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印度全国将以死一般的沉默表示抗议。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组织一次哀悼日，使印度全国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1919年4月6日，甘地领导全国人民举行哀悼。这一天，印度人关闭商店、停止营业；走出学校，进行罢课。有的到寺庙里去祈祷；有的干脆闭门不出，以示声援甘地的反抗心声。甘地祈求神灵：“让整个印度沉寂无声吧！让印度的压迫者们聆听这沉默的启示吧！”甘地的祈祷发挥了效力，印度人民被发动了起来，他们从驯服的奴隶开始变为反抗的斗士。
1919年4月13日发生的阿姆利则惨案使甘地彻底失去了对大英帝国的幻想。那一天，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的数千名居民为抗议英国人对该城采取的报复措施举行和平游行示威。集会遭到英国人的禁止。当时，游行人群刚刚在广场上聚集起来，突然该城军区司令戴尔率领50名英国士兵闯进会场，向人群开枪射击，打死打伤1516人。这一惨案使甘地得出结论：英国人再也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和合作。由此，他产生了不合作的思想，以“不合作运动”作为他的行动纲领，指导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他呼吁印度人民在各个方面抵制英国：学生罢课抵制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律师抵制英国人的法庭；政府官员拒绝在英国机构任职等。至此，甘地把他在南非形成的非暴力思想同不合作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
在之后的几十年内，甘地共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迫使英国人退出了印度。不过，甘地发动的四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其直接目的看都没有实现。但是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长河中看，这些运动都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正是由于这些运动，才迫使英国当局于1947年8月16日同意了印度独立。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绝非偶然，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深刻地动摇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基础。
英国殖民统治者以极少的兵力统治着有3亿人口的印度，其原因之一便是印度人民善良、驯服的民族特点。自从英国女王宣布印度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一块殖民地那天起，印度人民很少起来反抗，他们在殖民者的高压政策下，逆来顺受，度过了长达百年的漫漫长夜，至多不过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采取合法的手段，向殖民者发出一些微弱的抗议和要求。
但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彻底改变了印度人民这种驯服的性格，把全印度的人民都发动了起来跟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甘地曾经这样说过：“英国人妄图迫使我们到机枪阵地与他们较量，因为他们手里有武器而我们却没有。我们击败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决斗引到我们有武器而他们没有武器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战场。
在这块战场上，印度人民完全被发动起来了，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到不可接触的“贱民”，从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到犹太教徒，从老人、中青年到幼小的孩子，从男人到一直受奴役受压迫的妇女，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从各个领域一齐向殖民当局展开了斗争。他们一次次地使印度社会陷于瘫痪状态，一次次地迫使殖民当局无法运转其统治机器，一次次地削弱英国人的力量，一次次地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总而言之，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起了印度全国人民，对殖民当局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不但如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还使印度人民彻底丢掉了幻想，摆脱了恐惧。正如尼赫鲁所说：“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人的主要心情就是恐惧，是一种普遍渗透的使人窒息的绞勒一般的恐惧；怕军队，怕警察，又怕广布各地的特务；怕官吏阶级，怕那意味着镇压的法律，还怕监牢；怕地主的代理人，怕放债人；怕经常待在门口的失业和饥饿。正是在这种弥漫一切的恐惧中，甘地的镇静而坚决的口号响起来了：‘不要怕……’不合作运动鼓舞人们毫无畏惧地坚持真理。于是，人民肩头上的一层恐惧的黑幕就这样突然地揭掉了。”
面对这样一支强大而又人员众多的非暴力运动大军，英国殖民当局束手无策。面对这支大军的独一无二的领袖圣雄甘地，更是爱恨交加。他们对甘地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对甘地既怕得要命，怕印度人民跟着他走，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合作力量，动摇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同时他们又离不开甘地，担心没有了甘地，印度人民会脱离非暴力斗争的轨道而走上暴力斗争的道路。
无论如何，印度人民还是跟着甘地走了。尽管他们时不时地采取一些暴力手段，但在总体上，他们仍然沿着甘地指出的道路前进着。英国当局迫于战后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产生的结果，不得不派出一位年轻有为的印度副王蒙巴顿勋爵前往印度处理印度独立的有关事宜。蒙巴顿同甘地以及印度其他几位宗教领袖经过几轮较量之后，终于于1947年6月向全世界公布：“1947年8月15日，将正式宣布印度独立。”
在印度正式独立这个历史性的夜晚，圣雄甘地平静地和他的同伴们同住在新德里贞利亚加塔大街一座寓所里，按照他以往的生活习惯，躺在铺在地上的一块椰树叶编成的席子上，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时，当印度正式步入自由和独立的时刻，甘地正在沉睡。这位印度人民的伟大领袖便是以这种方式迎接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民族独立的。
甘地是印度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他的伟大人格几乎举世公认。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诚，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坚忍的耐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他待人谦恭、诚实、光明磊落，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道德修养堪称楷模。正因为如此，甘地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敬仰和爱戴。尽管他去世已经将近50年了，他为人类留下的一些“遗产”仍然值得后人咀嚼、品味。
作为一位出色的政治领袖，他低调做人，不张扬，没有个人野心。有不少政治领袖，尽管他们在带领人们打江山的时候表现极为出色，但是在权力的争夺上也往往不择手段。然而，甘地却没有这样做，甚至想都不曾想过。在他那颗智慧的大脑中，除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外，从来没有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从来不去争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尽管他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这些权力。恰恰相反，他不仅辞去了党的领袖的职务，而且拒不到政府任职，以致在全国人民庆祝印度获得新生的时候，他却躲在自己的小屋内用纺车纺棉花。
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拖着布满伤痕的双脚，走遍了印度遥远的偏僻地区，巡视了成千上万个村庄。甘地云游四方，几乎一无所有，两袖清风，全部财产仅仅是一部《薄伽梵歌》，一套白铁餐具（在耶拉维达监狱羁旅期间的用品）、一尊象征教祖的三只猴子的小雕像、一只用细绳系在腰部的价值8个先令的英格索尔老怀表。他没有教派偏见。历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执、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事例举不胜举，而甘地作为印度教的首领却没有丝毫门派之见。在他随身携带的书籍中，不仅有印度教经典，而且有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经典，并且他还能够把它们兼收并蓄，灵活运用。在印度这块宗教、种族冲突相当严重的国度里，甘地对人民一视同仁，甚至为了挽救穆斯林难民而不惜引起自己同教者的不满，以致最后死在同教者的枪口下。
尽管在世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中没有“甘地”，但谁都知道“甘地”这个响亮的名字。
甘地是伟大的，此躯虽微，其形昊昊；此生虽短，其名悠悠。
身价飙升时别忘悠着点
有一位跟随老板在商海中打拼了十几年的廖先生，尽管已过了不惑之年，但最后毕竟还是做了他为之奋斗了多年的公司业务主管。可令人惊讶的是，正值年富力强且颇有胆识与阅历的他，此时却不得不离开他服务了15年的公司。
15年前，他来到这家原本是家小电器行的公司工作。廖先生忠诚能干，甚得老板的器重。廖先生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气，每天不计报酬、不辞辛苦地做事。老板也未亏待他，两人情同手足，事业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
后来公司扩大，进口外国家电，廖先生花了半年时间建立了全省的经销网，可说备尝艰辛，老板对他的表现相当满意，待遇薪水也是不断增加。
当公司具备一定的规模，新人也不断成长的时候，廖先生的担子放了下来，开始有空休假旅游了。在老板的指示下，他把很多重要工作交出去，成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元老”，他对自己能在立下战功之后享“清福”也大为满意。谁知半年后，老板拿了一张支票放在他桌上，要他离开这家公司……
廖先生对此十分不理解，但在朋友及老部下的点拨下，他对个中原因有了清醒的认识，虽感到遗憾，但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事例就是“杀功臣”的明证。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老板都会“杀功臣”，但功臣被“杀”，也总是有原因的。
就老板这边来说，有的纯粹是出于私利，不愿功臣来分享他的利益，抢他的光芒；有的老板是为了保持唯我独尊的绝对成就感；有的则认为“兔子”死了，“狗”已经没用了，而打天下的功臣也有点碍手碍脚，所以就决定把功臣扫地出门。
就功臣这边来说，有的自以为帮老板打下了天下，自己正可以握重权、领高薪，甚至威胁老板顺从自己的意志；有的因为功绩不凡，颇受属下爱戴，因而结党营私，向老板勒索权利；有的则不断对外炫耀自己的功绩，忘了老板的大价之身……
总之，功臣让老板产生威胁感、被剥夺感，老板自尊被损，又不愿功臣成为负担，于是不得不假借各种名目把功臣“杀”掉。
说老实话，有时候功臣还不得不“杀”，因为有些功臣在立下战功之后，会认为自己的功劳巨大而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杀”了他，反而可以使大局清明稳定，所以，“杀”这件事并不见得都应受到责备。
不过，再怎么说，“杀”之事总是令人伤感。但一个人若有能力，也不必拒做功臣，倒是天下打下来之时，自己的态度要有所调整：
急流勇退，另谋出路。功臣不会必然被“杀”，但被“杀”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与老板共处得越久，危险性越大，不如在老板还珍惜你时，以最光荣风光的方式离开，为自己寻找另一片天空！也许你走不掉，至少这个退的举动也是一种甘于低就的表态，老板会欣赏你这个举动的。
隐姓埋名，不提当年勇。也就是说，如今只有老板的名字，你的名字消失了，一切荣耀归于老板，你从此“没有声音”！也不可提当年勇，你一提，不就在和老板争锋头吗？他是不会高兴你这么讲话的！
淡泊明志，终生为臣。利用各种时机表现自己的胸无大志，无自立为王的野心，永远是老板的人。你若野心勃勃，老板怕控制不了你，又怕商机被夺，迟早会对你下手的！
与时俱进，自显价值。很多功臣认为理所应得很多利益而不必再做什么，然后成为退化的一群，因而被“杀”！因此要保全，必须随时显露自己的价值，让老板觉得少不了你，否则一旦成为废物，就会被当成垃圾丢掉，谁在乎你曾是功臣呢？
廖先生的遭遇显然是他从没考虑过的。尽管他令人同情，不过，恐怕他在低调做人方面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一些大成者“棋高一筹”。孙武是我国春秋战国时的著名军事家，当时楚国一直是全中原诸国畏惧的大国。孙武所在的吴国根本不是它的对手，但却在孙武的策划下击败楚国并打下了国都郢都，致使楚国长期一蹶不振。
破楚凯旋，论功当然孙武第一，但是孙武非但不愿受赏，而且执意不肯再在吴国掌兵为将，下决心归隐山林。吴王心有不甘，再三挽留，孙武仍然执意要走。吴王乃派伍子胥去劝说，孙武见伍子胥来了，遂屏退左右，推心置腹地告诉伍子，说：
“你知道自然规律吗？夏天去了则冬天要来的，吴王从此会仗着吴国之强盛四处攻伐，当然会战无不利，不过从此骄奢淫逸之心也就冒出来了。要知道，功成身不退，将有后患无穷。现在我非但要自己隐退，而且还要劝你也一道归隐。”
可惜伍子胥并不以孙武之言为然。孙武见话不投机，遂告退，从此，飘然隐去，不知所终。
后来，果如孙武所料，吴王阖闾与夫差两代穷兵黩武，不恤国力，最后养虎贻患，栽在越王勾践手下，身死国灭。而那个不听孙武劝告的伍子胥却早在吴国灭亡之前就被吴王夫差摘下头颅挂在城门上了。
所有的历史事件虽然都已化做烟云，但它带给人们的警示却是永存的，对我们理性地处世有极大的帮助。
乌龟与刺猬的力量孰大
在动物世界里，各种动物都有其求生的本能。动物求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是带有攻击色彩的觅食行为，另一种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自我保护行为。数不清的动物，求生的本能大同小异，也各有其生存的空间。其中有两种动物，它们的习性对人类具有很大的启发。
乌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它动作慢不说，遭遇外力干扰时，便把头脚缩进壳里。它不会反击，可是你也拿它没办法。一直到外力消失，它认为安全了，才把头脚伸出来。这是乌龟的自我保护方式。刺猬则不同，一有外力靠近，它就坚起全身的刺，让外力知难而退。在自卫行为上，乌龟采取的方式和刺猬完全不同，乌龟不会伤人，但刺猬会伤人。
在社会生活中，人也有遭受外来侵害，需要进行自我保卫的场合，但不同的自卫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人际效应。这是因为人的世界比动物世界更复杂，而人活着也不只为了生物性的存在。
以人性的观点来看，乌龟式的自卫似乎好于刺猬式的自卫。
乌龟把头脚缩进壳里，对外力的反应可说是有些“迟钝”，但因为有硬壳的保护，想吃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乌龟对外力的侵凌采取的是“逆来顺受”的方式，直到对方倦了、腻了为止。但刺猬却是一有风吹草动就竖起尖刺，让其他动物不敢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