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与孙策同龄，两人从小交情甚厚。孙策之父长沙太守孙坚起兵讨伐董卓时，把家眷放在舒县。周瑜腾出一所朝南的大宅安顿其家，并登堂拜母，待孙策之母如亲母一般。待孙策十七岁时继承父业后，周瑜便随其左右，协助孙策渡江南下，转战江东，不久便把丹阳、吴郡、会稽诸郡拿下，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孙策每遇要事，总爱与周瑜商量。199年，周瑜协助孙策发动了三国时期有名的一次战争：皖城之战。
当时，驻扎在皖城的是庐江太守刘勋。198年，袁术被曹操击败后沮丧而死，其弟袁胤率残部及袁术家属投奔了刘勋。本来就兵强马壮的刘勋，又平添了许多兵马，自然十分高兴。然而，日子一久，粮食供不应求，非常棘手。于是，刘勋便派其弟刘偕去上缭借粮。可惜，上缭官吏不肯满足刘勋所需。刘偕束手无策，只好请求刘勋发兵袭击上缭，抢粮！
打败刘勋的机会来了。经过一番谋划，孙策致书刘勋说：“上缭宗民一向欺侮我郡，几欲征讨，无奈交通不便。上缭乃天然富庶之地，希望您能出兵讨伐，我愿当外援。”并且送给刘勋不少珠宝。
刘勋大喜，举兵讨伐上缭。兵至海昏，彼方得到急报，皆空壁逃迁，刘勋毫无所获。
闻听此讯，孙策和周瑜领兵二万，奔袭皖城。兵力空虚的皖城，一攻即破，并得袁术、刘勋之妻并部卒三万余人。
刘勋听说皖城被破，急忙回师。兵至彭泽，吴军在此埋伏的八千精兵突然杀出，又给刘勋一顿迎头痛击。刘勋只好败走流沂，并求救于黄祖。黄祖派其子黄射率五千士卒乘战船前去援救，以保流沂。
然而，孙策和周瑜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乘胜攻击，大破流沂。黄射逃遁，刘勋投靠曹操去了。
皖城一仗，不但彻底击溃了刘勋，收纳降卒三千余，获取很多粮食、辎重和船舰，增强了实力，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吴军拆除了一道屏障，随时可能长驱直入，一统江南。2OO年，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亡。临终前，孙策将印绶交给了其弟孙权，嘱咐他要保住江东这份基业，并嘱托身边的张昭，希望他和周瑜能尽心尽力辅佐孙权。
周瑜当时驻扎在巴丘，奉命连夜带兵返回吴中，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共掌众事。
当时，孙策虽然占据了江东六郡，但还有些偏远险要之地不服管辖，不听指挥。东吴内部也有些人认为安危难卜，意欲观望一阵之后再说。真可谓臣将不安，民心不稳。
周瑜虽然重权在握，亦有不服者。老将程普以老自居，数次轻蔑周瑜。周瑜从不与其计较，委曲求全，一再忍让，致使程普转而对周瑜敬佩不已，俩人成为忘年交。
由于周瑜顾全大局，严于律己，竭力帮助孙权，促使东吴的局面很快就稳定了下来。
曹操为了笼络孙权，用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征虏将军，兼会稽太守。次年，即2O2年，曹操为了控制孙权，令孙权“质子”。质子就是把儿子送去当人质。若质子，就等于降服曹操，就得唯命是听，否则儿子就有杀身之祸；若不质子，曹操则可借口发兵，征伐东吴。
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张昭等犹豫不决。孙权便领着周瑜来到吴老夫人面前议定此事。吴老夫人问周瑜是何主张。
周瑜说：“当年楚国创业时，土地不足百里。由于后代贤明能干，不断开拓疆土，居然西据荆州，东占扬州，南达南海，代代相传，乃至九百余年。如今将军继承父兄的大业，拥有六郡之土，且粮多兵精，将士听命；又可凿山石铸铜，取海水煮盐，物产丰富，人不思乱，有什么力量能逼迫我们质子呢？质子一人，那就一举一动都受到曹操牵制。既然受其所制，若曹操召将军入京都，看来也不得不去。如此受制于人，将军最高不过被封个侯王而已，仆从十余人，车数辆，马数匹，怎能与自在江东称雄相比呢？依我之见，不如不质子，慢慢观其变化。曹操如果想暴乱天下，必自取灭亡，焉能害人？”
吴老夫人听后，对孙权说：“公瑾所言，甚合我意。公瑾与伯苻（孙策）同岁，公瑾小一个月，我把公瑾视为儿子，你也要以兄相待。”
于是，孙权决定不质子。
事果如此，孙权拒不质子，曹操亦未敢动兵。
选贤任能联孙抗曹
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大增，领兵进击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江南四郡纷纷不战而降，刘备还乘机占据了荆州附近的大片土地，争取了刘表在当地的旧部，推举刘琦为荆州剌史。刘琦病死后，郡下诸臣推刘备为荆州牧。刘备占据了荆州，积蓄实力，准备伺机向益州进军。他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诸葛亮为确保前线军需，没有住在郡城，而是以水陆交通便利的临烝（今湖南衡阳市）为驻地。在临烝期间，诸葛亮遇见了襄阳时的朋友庞统，于是向刘备推荐他，希望刘备重用。刘备召庞统来谈论时事，为他的才思计谋所折服，委以重任。
公元2O1年，孙权听从周瑜建议，准备联合刘备攻取益州。然而巴蜀之地是刘备觊觎的目标，当然不容孙权染指。他一面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托词，表示无力出兵相助；一面“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刘备自驻孱陵”，诸葛亮也从临烝调驻南郡，使孙权无法过境伐蜀，他也只得作罢。
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请刘备入蜀，代为抵御曹军并讨伐张鲁。刘备让诸葛亮、关羽、赵云、张飞等留镇荆州，自己以庞统为军师引兵进取益州。一路夺关掠地，进到洛城（今四川广汉），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正值进军益州的决战时刻，军师阵亡，刘备急令诸葛亮、赵云、张飞率部西下，入川助战；留关羽总督荆州诸郡事务。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关羽，指出荆州是川蜀的门户，可以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公元214年，刘备、诸葛亮进占益州，消灭了巴蜀一带的割据势力。占领益州后，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并将后方政务一概交给他料理。诸葛亮全力以赴地协助刘备治理巴蜀。
选贤任能是诸葛亮治国的首要措施。为了招纳贤士，他在成都筑起了招贤台，又称读书台，“筑台以集诸儒，兼以待四方贤士”。诸葛亮“用人不限其方”，广揽人才，使蜀汉政府的官员不出自一个地区一个派别，而是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割据集团。在蜀汉朝中任职的既有荆楚人士蒋琬、董允、宗预，又有蜀地人士李邵、马忠、王连等；既有刘备的部属，又有刘表的部属；既有刘璋的旧部董和、李严、杜微、秦宓等，又有外部投奔来的姜维等人。诸葛亮还注意在下层普通人员中发现挖掘人才。他选用人才不拘出身门第，不论资历，做到任人唯贤。“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诸葛亮不仅自己留意选用贤才，而且十分注意教育下属官员不要嫉贤妒能，注意向上推荐有才德之士。广汉太守姚伯曾向诸葛亮荐举自己有才能的部下，受到了诸葛亮的称赏。
发展生产足食足兵的首要条件是形势安定，政治清明。诸葛亮把严明法治，整顿吏治放于首位，以获得良好的政治局面。他主持制定了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公布于众，作为蜀汉政权实行法治的基础，使“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以求“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与此同时，他还制定出“训励臣子”的科条：八务、七戒、六恐、五惧。诸葛亮不避亲疏，严于执法，他告诉属僚：“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他不仅建立法度，做到依法量功定罪，而且强调执法公允，奖惩不能因人而异，而应该一视同仁，以维护科条法规的严肃性。
诸葛亮还十分强调以身作则，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本身就带头遵守一切法令。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由于街亭失守而失败，他觉得自己身为军队统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主动上书后主，请求降职三级，以示惩罚。
这样的政治措施使蜀汉朝廷法威大振，政令严明，官吏不敢作恶，百姓人人向善，“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
关系到人民生活和国家收入的盐铁开采经营权被收归官府所有，专门设置了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等官职，选拔有理财能力的官吏担任此职，管理食盐和铁器的生产。他还常常亲自过问盐铁生产情况。这些措施扩大了蜀汉政权的财政收入。
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干也表现在治军的一整套方法上。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克敌制胜的军队，而蜀国幅员小，人口稀，国力有限，诸葛亮为补其不足，十分注重苦练精兵，建立纪律严明的军队。蜀军经过诸葛亮的严格训练，战斗素质大为提高，达到了“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的程度。
公元217，刘备听从法正之谋，亲率大军北进汉中，与曹操攻战达两年之久，终于以黄忠斩夏侯渊，刘备占据汉中而结束战事，自立汉中王。
公元219年7月，据守荆州的关羽，按照刘备、诸葛亮的部署，发动襄樊战役。关羽一举夺下襄阳，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大将于禁投降，庞德被生擒斩首，一时“威震华夏”。曹操一面发兵救援，一面遣使劝说孙权抄袭关羽后方，并答应割江南地区分让孙权。孙权背信弃盟，派吕蒙暗取江陵。关羽大惊，不顾诸葛亮当年的嘱咐，挥军南返，回救途中被孙权派兵包围，而后擒杀。孙权于是占据了荆州各郡县。
公元22O年，曹操病故，儿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第二年，诸葛亮劝说刘备承汉统，即帝位，建蜀汉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刘备在成都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称帝三个月后，即领兵伐吴。诸葛亮、赵云苦谏无济于事。
公元222年，蜀军在犭虎亭扎营。吴军避其锐气，待蜀军疲痹后，吴将陆逊用火攻把刘备打得溃不成军，数万军队丧生，损失惨重。刘备带着残兵败卒退归白帝城，羞愧痛心中一病不起。
公元223年2月，刘备病危，火速派人赴成都，诏诸葛亮到白帝城，托以后事，将统一大业和幼子相托付。“君子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涕泪交零说：“臣定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同年4月，刘备病逝，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又兼任益州牧，事无巨细，完全取决于他；而诸葛亮为报效刘备，亦苦心孤诣，殚尽心血。
诸葛亮纵观天下风云变化，深谙蜀汉的国力与兵力，制定了正确的外交路线，以确保主动，共御强敌。他又着手重修“孙刘联盟”，派尚书邓芝出使东吴，重申结盟的重要意义。邓芝见到孙权，透彻地阐发了蜀汉对联合的看法。三国鼎立，蜀国、吴国是弱小者，两国联合，“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若不联合，孙吴必“委质于魏”，就会丧失独立，最后被吞并。孙权认为有理，亦派张温回访蜀汉，使吴蜀联盟的关系再度确立。
公元229年，孙权即位称帝，要求蜀汉互尊帝位，蜀汉大臣多表示反对，而诸葛亮从大局出发，要求保护“孙刘联盟”，共同对敌。“今若回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顿兵相持，必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他派卫尉陈震到东吴，庆贺孙权称帝。双方重定盟约，“自今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这以后，“孙刘联盟”基本保持稳定。诸葛亮大举北伐，可以“无东顾之忧。”有时甚至和东吴协同作战，共同对付曹魏，这是他深谋远虑，奉行正确外交政策的结果。
罢武备诸
却说晋武帝以为天下平息，四海晏然，聚集文武商议罢州郡武备。大臣山涛谏曰：“州郡之兵，留防境患，古来有之，岂宜去也！伏望陛下学古制而获大治，慎先谟以怀永图。”武帝弗听，自主决之。次日出诏，往发州郡去，命州郡悉去兵政。其诏曰：昔在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为汉氏故事，悉去州郡之兵，大郡置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为例。敬此悉闻。
时交州牧陶璜见诏，以为不可，亦上言曰：
交州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余户，服官役才五千余家。二州唇州，惟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益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州郡之兵，宜存卫边城，不可约损。
时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俱不纳。至永宁以后，盗贼蜂起，州郡无备，不能擒制，天下大乱。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入居辽西棘城之北，号慕容部。至孙涉归迁于辽东之北，内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至是始叛，以兵五万寇昌黎，此乃戎乱之始，如涛、璜所言。因此各州郡雪片上表，入朝奏知武帝。武帝大惊，急与群臣计议，颁诏去各州郡，命刺史各兼兵民之政，因是州郡镇之政，尤繁重焉。天下不宁。其后诸故因忿愧，杀害长史，渐为民害，是因此起。
郭钦进书
当时御史郭钦等入朝，上疏曰：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戎庭矣。伏望陛下以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
武帝览之弗从，曰：“秦始皇时，筑墙万里，以防胡虏，谁知祸发萧墙之内，不在匈奴之中。今天下一统，谁敢贰叛？”因谓群臣曰：“朕闻治天下有道，在于得人，卿等何如不举贤良方正有才之士入用，专进迂阔之言？”言讫，命有司发诏往各州郡，命举贤良方正才学之士，赴选朝用，颁诏去讫。大臣何曾上言曰：“窃闻广陵华谭，有殊节操，好学敏慧，陛下若能用之，国政可定。”武帝曰：“既有此贤，即宣至京中，亲试策之。”于是遣使往广陵，诏华谭至金阶之下。
谭拜舞毕，武帝亲策之，曰：“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泯斯患，混清六合乎？”华谭对曰：“臣闻圣人之临天下也，祖乾纲以流化，顺谷风以兴仁，兼三才以御物，开四聪以招贤。故劳谦日昃，务在择贤俊，义龙跃，帝道以光也。”武帝嘉其对，又策之曰： “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兴周。夫制化在于得人，而贤才难得。”谭又对曰：“今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贤良，譬南海不少明月之宝，大宛不乏千里之驹也。”武帝悦之，以为郎中。于是罢朝。
北魏祖逢天女
却说北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此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记事而已。时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后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危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南下，是以载籍无闻。积六十七代，至成皇帝，讳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宣帝时，南迁大泽，方千百余里，厥士昏冥沮洳，谋更南迁，未行而崩。献皇帝时，有神人言：“此地荒遐，宜徙建都邑。”献帝年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滩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似马，其声似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传至拓跋诘汾，为人孤弱，诸部各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