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战史，务隘设伏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磨道等驴”，即针对敌人的活动规律和作战特点，在其必经之路上预先选好伏击点，设网待机；一是“请君人瓮”，即把敌人主动诱进我伏击圈，迫其就范。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需要有良好的阵地和严密的伪装·，都要采取速战速决、快打快撤的战术原则。尤其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伏击点的选择和伪装更为重要。伏击阵地既要是敌必经之路，又要便于我隐蔽配置兵力和发扬火力，还要有利于我实施机动，阻敌空中增援，可攻可退，以利于避开敌人反伏击的快速反应力量。
六、用众务易
《吴子兵法·应变第五》：“用众者务易。”意思是，大部队作战，要选在平易的地形。又《百战奇法·众战》：“凡战，若我众敌寡，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易宽广之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无有不胜。”又《司马法·用众第五》：“用众进止。”这是在我众敌寡情况下应掌握的原则。在冷兵器为主要武器的时代，兵力多寡无疑是战胜攻取的基本条件。但地形条件好坏，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在战争史上，不会利用地形而败北和利用地形条件而取胜的例子不鲜见。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苻坚恃众轻敌，把几十万大军摆在淝水一岸，地势狭窄，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前锋稍后撤，整个阵势大乱。晋军乘机渡水，大胜。这次苻坚以百万众败北，不会“用众”是一个重要原因。
1805年，拿破仑选择奥斯特里茨作为同俄奥联军决战的战场，巧妙运筹，一战制服俄皇奥帝，世界震惊。
在北非的阿拉曼，在苏联的库尔斯克，坦克机械化兵团都曾大显身手。但是，在越南的山岳丛林地，在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区，美军和苏军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则一筹莫展。用众与用少，受地形限制由此可得到深刻说明。
山岳丛林地，沟深谷险，大兵团无法展开，利于游击、设伏，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这样就可以做到进退开合，灵活机动，倘若使用机械化兵团，则如拳头打跳蚤。
黄牛力大，常被群虻叮得乱跳，唯有灵活的尾巴能御敌自保；重兵陷于险地，会被小股游兵乱其阵脚，唯以轻兵搜剿而自救。然而，开阔的平原地，则是另一番情景。这里便于大兵团、特别是机械化兵团展开，最适宜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四面包围，进行战役乃至战略决战。
孙武讲兵，十分重视“度”（忖度、判断）、“量”（容纳的限度）、“数”（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数量）、“称”（权衡）、“胜”这五步法。并提出：根据战地地形的险易、广狭、死生等情况，作出利用地形的判断；根据对战地地形的判断，得出战场容量的大小；根据战场容量的大小，估计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根据敌我双方可能投入兵力的数量，进行力量优劣对比；根据双方的力量对比，预见作战的胜负结局。聪明的指挥员都是在这种科学计算的基础上选定对策，决定行动的。唯有那些靠瞎估计办事的鲁莽汉子，才不顾战场的容量，一味强调集中兵力，多多益善。
随着军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军队编组和作战样式不断变化，促使战场空间也不断扩大。
在十八到十九世纪初，当军队还使用滑膛武器交战时，一个重大战役的进攻正面一般只有六至十二公里，纵深四至六公里，总司令还可以直接指挥战役。到了日俄战争中的奉天（辽宁）战役时，因进攻正面达到一百五十公里，时间持续到十七昼夜，于是也就相应地出现了集团军战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曾使用十七个集团军，在三百四十公里的正面展开进攻；俄军使用六个集团军，在五百六十公里的地段进攻。这样，组织集团军战役也不够了，于是出现了方面军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2年苏军向宽度一千四百公里、纵深一千二百公里的敌区反攻；1944年苏军向正面三千七百公里、纵深一千二百公里的敌区反攻，都集中使用了大量的坦克、火炮和飞机，形成了方面军群战役。这种似乎纯粹由技术的进步引起的宽正面、大纵深作战，实际上都不能脱离与之相适合的战场条件。
七、并敌一向
《淮南子·兵略训》云：“夫五指之更弹，不如卷手之一桎；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这就是说，五个指头轮番敲打，不如攥紧拳头一击；一万个人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个人同时动手。
拿破仑说过：“进攻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一个是“集中”，一个是用“在一点上”，一个是首先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三条是紧密联系的。倘若你只讲“集中”，而不考虑后两条，可以说，那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制胜之道。
集中与分散是相对而言的，实战中，既需要酌情选用，又常常配合使用。通常情况下，处于内线作战的部队面对多路敌人的正面围攻，则需分出少部力量，选择良好地形阻敌多路，同时集中其主力，突然进攻某一路，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摆脱被动局面的关键。
一般说来，在战场空间许可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里集中使用兵力、火力，要比拉长时间分散使用兵力火力的效果好得多。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英法军队曾对正面十七公里的敌人炮击达七昼夜，耗弹四百多万发，效果并不大。1945年，苏军在奥得河战役中，虽然只打了三百六十五万发炮弹，只因为这些炮弹是在一小时内发射的，则收到了重大战果。
在具体的战场上选择突破地段时，既要有重点，也要注意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目标实行多处突击。1916年，英法军队在进行松姆河战役时，对德军四十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进攻，打了五个多月，伤亡八十多万人，结果只前进了十公里。1944年，盟军在纳思地区组织的“赛马”战役，多梯次配置兵力，向五公里正面的敌人进攻，伤亡很大，仍未奏效。但苏军进行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在六百五十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七个突破地段，则一举歼敌十五个师；进行白俄罗斯战役时，在六百七十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六个突破地段，一战歼敌七十六个师。
八、好战必亡
《百战奇略·好战》云：“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不得已而用之禁暴救乱，不可恃国之富庶、民之强盛而穷兵黩武。盖兵犹火也，勿戢，将自焚。”
“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这里的“好战”，应指不义之战，争霸之战，掠夺和侵略之战。而正义的战争，则是民族解放的武器，新社会降临的助产婆。
战争是力量的比赛，是大量消耗人力物力的场所。经验证明，战争发动者的欲望和目标一旦超过了自己的承受量，失败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
穷兵黩武，不仅会造成财殚力竭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会造成生灵涂炭、民怨沸腾的政治危机。所以，《孙子兵法》开章就讲：“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火攻篇》中还郑重提出，国军不可凭一时恼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可凭一时的怨愤而与敌交锋。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人的感情可以由怒变喜，而国家灭亡了难以再复，人死了不能再生。所以，对待战争问题必须慎重决策。
《列子》中有一则寓言讲道：春秋时期，晋文公率军去进攻卫国。途中，有个叫公子锄的人仰面大笑。晋文公问他笑什么，他说：有一个邻人送他妻子回娘家，在路上遇见一个采桑的女子长得很漂亮，便微笑着向人家搭话。待他猛然回头，却见另一个男人正在向他的妻子招手呢。晋文公领悟了公子锄的意思，立即停止进兵，带领人马回返。还未到家，就发现有人正在攻打他的北部边疆。
力量的消长反映着战争发展的胜负趋势。然而，好战者的欲望大于能量，在这个特性的刺激下，就必然产生错误的力量对比和力量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进攻苏联前根据情报判断：苏军约有二百个师，如果战争发起后德军歼敌数字能在短期内达到这个限度，便可征服苏联。然而，战争爆发后，当德军歼灭苏军的数字已经接近这个指标时，苏联非但未被征服，反而完全出乎德军意料地动员了更多的部队参战（四年内组建了一千零二十二个预备师），使德军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困境。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条历史规律。革命人民和革命党，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坚持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就需要把握这条历史规律，认清霸权主义者的虚弱本质，增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以便相应地采取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军事策略。
九、忘战必危
《百战奇略》云：“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黄帝制五兵，以备不虞。是以古者春搜、夏苗、秋弭、冬狩，皆以农隙以讲武事。”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这里所说的“安”，是暂时的，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应当居安思危，加强武备。
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萨多瓦和色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尔曼的小学教师。”俾斯麦的这句话是指，十九世纪中叶，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了德国。
由此可以看出，战争的胜利结局，与战前的长期准备分不开。而在各种准备之中，对民族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倘若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动员令”发布之后的事情，那就很容易陷入敌手的掌握之中。所以，一个英明的军事统帅，不仅善于在战争中进行谋算，更重视在战前深谋远虑，从长远战略着眼谋划制胜的法门。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主张“富国强兵”政策，无不重视通过组织围田、狩猎等军事演练活动，使习武与学文占据同等的社会地位，使每个国民都以从戎为荣，而不因眼前处于安逸的环境轻视“大兵”，轻视武事。
经验证明，长期的和平生活，很容易消磨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之耽于安乐，忘记战争，整个武备戎行的社会地位由此随之降低。唐玄宗时代，天下太平已久，战备废弛。等安禄山、史思明突然兴兵作乱时，文官不熟悉军事，军队无战斗力，几个月工夫，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便相继失陷。唐玄宗只好带领皇亲贵戚和左右臣僚仓皇奔逃。
古罗马在强盛时期，它的居民有一种为保卫祖国而尚武、任勇的传统美德。后来，外患解除了，生活暂时安定了，这个可贵的“棱角”就给磨掉了。罗马人不再以服兵役为光荣的义务，反而把保卫祖国的责任交给外籍的雇佣兵，于是，强盛的罗马不可避免地衰亡了。
瑞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说过：一个国家，不管它的政府采取什么形式，为了避免受到子孙的谴责和国家的独立受到威胁起见，提倡尚武精神、尊敬军事职业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政策。他还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面，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去保卫国家的勇士们，其社会地位反而不如大腹便便的商贾，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就一点都不冤枉。
在当今社会，只要有霸权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自古知兵非好战。”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处于正义和非正义斗争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可不知兵，不可不尚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