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平萧铣之战，重在“造势乘机”。初，唐高祖李渊遣靖至夔州击萧铣时，靖见无机可乘，久不进兵，渊竟因此以为靖逗留欲杀之，幸许绍救之得免，及萧铣有内溃之势时，乃即乘之，又献平铣十策（史不传）。可见良将用兵，必须乘势乘机，李靖即善于此道。
李靖在此战役中，特别重视奇袭作战。进军时，会值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铣以为唐军不攻，因之不设备；而唐军诸将亦皆请停止进兵，以待水退而攻之。李靖曰：“兵机之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秘密集中）。若乘水傅垒，是雷霆不及塞耳。有能仓猝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成禽也。”结果，萧铣沿江戍军被袭破之后，仓猝召江南之兵，未至即亡。唐舟师已破荆门（山）叩夷陵（今宜昌），铣率勇将锐兵数万迎战，孝恭欲击之。靖曰：“不可！……今新失荆门，悉锐拒我，此救败之师，不可当，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率军进击，果大败。铣兵弃舟登岸，到处抢掠。李靖见敌军散乱，乃纵兵追击击破之。萧铣主力军一破，其余各军纷纷败退，李靖乘机率轻兵五千追击，直抵江陵城下（铣都城），破其二将，俘甲士四千，孝恭帅主力军继至，唐军大振。铣于慌忙之际急召江南兵，不及到，大败而降。李靖军至江陵，号令严明，军无私掠，秋毫无犯。军中有请籍铣将拒战者家质以赏军者，李靖则曰：“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据屯，殴之死守，非计之善者也。”由是江汉列城争先降附。李靖因南循岭南，所至皆下。郡县无不纷纷请降，李靖宽大之举，胜过雄兵百万。（《新唐书》卷九十三）
（二）破辅公柘之役
公柘以水陆军五万守当涂（安徽当涂）水陆诸险，以阻唐军前进，诸将议曰：“彼劲兵连栅，将不战疲老我师。若直取丹阳（今南京），空其巢窟，惠亮等（冯惠亮舟师三万、陈正通步骑二万守当涂）自降。”（就一般战术原则言，此议似甚是）靖曰：“二军虽精，而公柘所自将，亦锐卒也，既保石头（石头城丹阳险要），则牢未可拔。我留（攻）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为全计。且惠亮正通百战余贼，非怯野斗；特公柘立计尔。若不出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遂水陆并进猛攻破之，惠亮等逃去。李靖将轻兵追击，直抵丹阳，公柘见大势已去，出走，李靖追而擒之。
（三）击灭突厥颉利可汗之役
正当突厥部众离叛之时，太宗方图进取，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奉命将劲骑三千，由马邑（今山西朔县）直趋恶阳岭（今杀虎口北），袭击颉利可汗。颉利临敌大惊，靖纵谍者离其心腹，并乘机夜袭定襄（今托克托县境），大破之。颉利逃于碛口，走保铁山（今布鲁台南），在唐军追击之下，无路可逃，乃谢罪，举国内附。太宗遣靖迎之，又遣唐俭等前往慰抚。李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齐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以已与约降，使人在彼为不可。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遂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颉利亡走，擒之，于是颉利可汗被击灭。
（四）灭吐谷浑之役
李靖将五总管兵至鄯州（今青海乐都），由于行动迅速，吐谷浑未及据险以拒，乃引兵西走，李靖率锐卒急速进军，掩其不备，追及吐谷浑于库山（今西宁县西）大战破之。唐军进次伏俟城（青海西十五里），吐谷浑尽烧野草退保大非川（今布喀河）。诸将议：“春草未牙（芽），马弱不可战。”靖不听，乃决策深入，遂逾积石山（今星宿海东），大战数十次，残破其国。（《新唐书·李靖传》）
综观李靖用兵，大抵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然后周密计划。破冉肇则的山地战，一为掩护其指挥部，二为预计其必走之途，设伏击斩之。灭萧铣之战，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作周密的准备（立于不败之地）及待机（以待敌之可胜），故遭“逗留”之罪。及其进兵，则乘秋潦“涨恶”之际（以患为利），使敌不备，用“以速为神”的兵机，于“敌不及知”的秘密行动（藏于九地之下），出以“雷霆不及塞耳”之势（动于九天之上），此正孙子所谓“计利而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神速”、“敌不及拒”的用兵原理。本已克荆门，敌悉锐拒战，则“宜驻南岸，待其气衰乃取之”。孝恭不听，进击大败，而敌人士卒乘胜散掠物资时，则又“视其乱，纵兵击破之”。此乃以孙子“治力”与“乱而取之”的用兵原理。敌主力既败，即轻兵急追，直抵江陵城下，逼使萧铣救兵未及至即亡。此即孙子“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待……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的用兵原理。至于袭突厥颉利可汗之战，靖则用韩信袭齐之故智，此亦足见靖对战争史的熟悉。总之，李靖用兵，皆“因敌变化而取胜”，并无一定的形式与规律。
其目标在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其用兵皆类是。
然战争原理，与实际作战指挥，尚有一甚大的距离，欲填补此距离，非有深远的研究与历练及天才不可。是以孙子兵法已产生于二千余年前，而名将历代并不多出者，即此之故。
至于侯君集、苏定方、刘仁轨等用兵，亦多类此。
其次探讨太宗用兵之道。太宗自述用兵之道：“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面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此即孙膑‘以君上驷与彼中驷；以君中驷与彼下驷；取君下驷与彼上驷’取得一败二胜之原理）。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太宗此说，仅述其对阵时的战法，观其用兵过程，尚有疲敌、拒敌后方补给、穷追、孤立、围点打援等战法。如阻薛仁杲于泾、壤地区（今甘肃泾川、陕西壤县）的守势防御；阻宋金刚于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的守势防御；与窦建德相持于汜水（河南今县）等，皆待敌已疲，乃转取攻势。在柏壁阻宋金刚之战时，致力于断绝敌方的补给，遣有力部队袭击敌方补给线；在汜水与窦建德作战时，亦复如是。柏壁之战对宋金刚之军，由于补给不继，顿兵挫锐之后，不得不北退，太宗乃穷追之，直至将敌人追溃歼灭而后已。进攻王世充于洛阳时，先尽取其周围各州县军事据点，然后再缩小包围圈，以孤困洛阳，使洛阳王世充有如瓮中之鳖。当太宗对洛阳进行围攻之战时，窦建德自河北驰救王世充，太宗乃留兵大部以监视洛阳，而自率精锐击建德于汜水而破之，王世充乃降。此外，太宗征高丽时所运用的斥候战，亦极堪重视。史载“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然”。高丽所遣的谍人，虽“穷道间行，不食数日”犹被擒获。可见唐军深入高丽之境，如在本国者，盖太宗利用骑兵，组成斥候，既控制驻地的全面，又将战场内外所有交通尽行封锁，不使敌人有隙可钻。（见《新唐书》卷二）
三、进取长安之战
1.太原起兵：大业十三年（公元611年）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八月克霍邑、临汾、绛郡。
2.渡河作战：同年八月末渊军分别自梁山、河东渡河，九月克永丰仓，然后东取潼关，西略渭北。
3.围攻长安：同年十月初渊围长安，至十一月初克之。
4.平定河东：同年十二月破屈突通于潼关再攻河东，至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初克之。
5.李渊代隋：同年十一月渊立代王侑为恭帝、炀帝为太上皇。翌年三月炀帝被杀。
长安地处渭水之南，终南山之北，自汉建都以南，历代为都城之所。由于长安为关中之首府，亦为隋之京师，故为天下安危所系。隋文帝于开皇二年，以汉故都制度狭小，历年既久，宫宇朽蠹，乃议筑大兴城于故城东南十三里而都之。长安城北渭水上有三津梁：东渭桥，在城东北五十里；中渭桥，在城北二十五里；西渭桥，在城西北五十里。在城东二十五里灞水上又有灞桥，此数桥为长安用兵时重要之津梁。
一、太原起兵及其方略
（一）太原起兵方略
1.尊隋为其政治号召，以懈隋军的斗志。
2.北连突厥，以保策源地太原的安全，并资其兵马，以加强攻取长安的力量。
3.进兵霍邑，一为左侧的安全，二使隋东都与江都之兵不能西援长安，并南连李密以为盟友。
4.兵至龙门时，及时作好军事部署：遣使者招慰关中郡县，收揽群盗；孤立隋河东之兵，使其军得以直趋永丰仓，进取潼关，以阻隋东方的援兵；同时遣世民进略渭北，与永丰军对长安形成夹击之势。
5.攻克长安后，亦作如下军事部署：一面西据雍城及泾阳险要，以拒薛举；一面东取宜阳、新安（皆河南今县），以据崤函之险，经略商洛（今陕西商县武关之地）以固武关。同时南略汉中、巴、蜀，以为其后用兵以统一中原的资储。
（二）李渊图谋经过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反于黎阳（其年六月），李渊奉炀帝命执化郡留守元弘嗣，代弘嗣为弘化留守（其年八月）。后见天下大乱，结纳豪杰，图谋反叛，但为炀帝所疑，召还行在所，李渊于是纵酒纳贿得以自保。大业十一年，由于炀帝出巡雁门，李渊乃得复出镇守河东。大业十二年，李渊又得为太原留守，以防突厥侵扰。
渊为太原留守后，李密与翟让已起兵河南，进攻东都，隋朝形势益形险恶，遂使李渊图谋益亟，招降纳叛，故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皆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投于渊所。时李渊敢于收留叛乱将领而予以庇护者，则李渊在晋阳的图谋，亦已可知。是以晋阳令刘文静察渊“有四方之志”，李靖且欲诣江都告变（皆见二人传略）。
时渊次子世民，亦“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李渊知其谋。刘文静以世民有命世之才，亦深自结纳。常与议举兵大计。文静献策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时，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以此乘虚人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大喜，乃阴为部署宾客，潜图起义。适逢此时，突厥寇马邑（今山西朔县），李渊遣高君雅将兵拒之，君雅战败。炀帝闻败讯，使系渊与仁恭执送江都。渊为情势所迫，告语次子世民，应立即起兵反隋。时晋阳宫监裴寂，曾以宫女侍渊，恐事露被罪，因亦说渊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计。”渊然之，密为部署。将发，会炀帝继遣使者驰驿而至，赦渊及仁恭复旧任。由是渊谋亦缓，盖渊乃老谋持重之人。同时渊犹以建成、元吉未至，故迁延未发。裴寂、刘文静等又催促之。渊遂从诸人之计。（《新唐书》卷八十八、卷八十九）
（三）太原发难
李渊已从诸人之计，但举事必先激动民情，以顺人心，乃使刘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从军，期岁暮集涿郡击高丽。由是人情汹汹，思乱者日众。时刘武周已据汾阳宫，渊集将佐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皆惧请计，渊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盖渊意若擅发兵，恐为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所拒，故作此言以挑之。威等不知是计，皆曰：“公地兼并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又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曰：“然则先当集兵！”乃一面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即进行募兵，一面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及其女婿太子千牛备身柴绍于长安。
王威、高君雅见兵众大集，始疑渊有异志，欲抗拒不从。渊为翦除起兵障碍，乃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与君雅谋反。十五日旦渊与王威、高君雅共坐视事时，刘文静引刘政会入立庭中，称有密状。渊目威等取状视之，政会不与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阳惊曰：“岂有是邪？”视其状，乃云：“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时世民之兵，已布满冲路，刘文静遂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十七日突厥犯太原。渊乃令军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其果然！”遂斩之。
（四）建大将军府，北连突厥，发兵入关
李渊已斩王威、高君雅，刘文静又建策，北连突厥，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将从之，会见人来报，寇边突厥已退，文武入贺。渊曰：“且勿相贺，当为诸君召而使之！”即自为手启，卑辞厚礼称臣于始毕可汗引以为援，后乃遣刘文静使于突厥。突厥始毕可汗问文静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以渊启呈献，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即命以此意为复书。文静七日返于太原，请从突厥之言。但渊以突厥之谋，与其手启方针相左，故以为不可。裴寂乃请“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亲用绛白（隋帜尚赤），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于是文静再使于突厥，以此议告之，并谓始毕可汗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视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人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币入突厥。”
始毕大喜，即遣特勤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太原，又献马千匹。渊大悦，再遣文静往突厥，更请援兵，然后传檄郡县。西河郡（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县）不从，六月五日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之。军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建成等攻之，至初十日克之，秋毫无犯，远近咸悦，擒高德儒斩之，余不戮一人。此一战役，唐军往返只有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同月十四日建大将军府。遂挥军南下，西图关中。（《资治通鉴》卷一八四）
二、作战经过
（一）霍邑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