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接着，出了个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
原本应是章含之与乔冠华度蜜月的佳期，却整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他们真正感到精疲力竭。乔冠华一九七一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章含之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天寒地冻，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觉，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他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章含之替他接文件。这样，他就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乔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这年四月，毛主席点名建议邓小平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乔冠华协助。毛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邓小平的掌政总算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之光。
特别联大会议的由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纷纷赢得独立，在致力于建设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广大中小国家对世界范围内贫富悬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改变这一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由联合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设想，他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名义正式提出这一倡议后，立即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坚决支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元首纷纷决定要亲自出席在纽约召开的这一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中国政府宣布将由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一盛会的消息传出后，各方瞩目。大家注意到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出发时，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不过，围绕着邓小平率团出席会议，当时中央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年三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位同志中选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王海容在方便时先听听毛泽东主席有何考虑。
三月十九日，王海容去见毛主席，谈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时，毛主席稍作沉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王海容当晚将毛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外交部于三月二十二日向周总理上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周总理向政治局大部分同志通报后，于三月二十四日先呈毛主席批示，后送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毛主席当日圈阅同意。就在毛主席圈阅同意的那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住处），对外交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部收回此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率团与会。
毛泽东生气了。三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信的大意是，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
同一天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三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策的请示和讲话”。四月二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王洪文虽出席，但心不在焉，显得无可奈何。会后，周总理和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毛主席阅后批示：“好，赞同。”
在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乔冠华协助邓小平开始着手准备赴联大的工作，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是为邓小平起草好一篇大会发言。为此，他“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
邓小平率领我国代表团去赴纽约前在巴黎休息了几天。这是一九二六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后，第一次来巴黎。隔了近半个世纪，邓小平重游巴黎，又是“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第一次出访。他的心情很好，情绪也很高。
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从机场把邓小平等同志接到大使官邸，全馆同志都在官邸列队欢迎，小平同志笑容满面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曾涛大使请他住在官邸里最好的一个房间里，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提出要吃法国的牛角面包（法国人称它为“月亮”，中国人则叫它牛角面包）。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看我吃的是普通面包，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因为穷，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当时能吃一个这样的面包加一杯咖啡，那就是改善生活了！他让国内去的同志每个人尝一尝，再吃午饭。
当时官邸厨师安金生能烧一手很好的扬州菜，邓小平吃得很高兴，早在五十年代小平同志到上海的时候，就很欢喜到上海大厦去吃扬州菜。当天晚上，曾涛大使把使馆的党委成员和主要干部请来陪小平同志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吃饭。
安师傅为小平同志烧了扬州干丝和其他的扬州名菜，小平同志吃得很满意，吃了两小碗干丝。
乔冠华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路过巴黎到纽约的同志很多，有人说，法国使馆的菜好吃，也有人说常驻纽约中国代表团的菜好吃，邓大人，请你留意，等你回来时可要做个结论呵！”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
第三天晚饭后，邓小平在休息室和使馆领导聊天。他讲了些过去他在法国时的情况，也问了现在使馆工作的情况，曾涛大使向小平同志汇报说，现在国内来法国开展经济商务活动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法国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不仅去美国经过法国，去西北欧、非洲等国也要经过法国，各个部委经过巴黎的人都想到使馆招待所来，现有的招待所实在不够，同时商务工作开展了，商务处人员增加了，房子实在太少，他想请组织批准使馆买一些房子。
小平同志听后仰着头，幽默地说：“这个不需要找我吧！”同时用手指指乔冠华。
乔冠华机灵地回答：“我回去就向你写报告。”
小平同志说：“你写报告，我马上就批。”
八天以后，小平同志从纽约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会议后，回到巴黎。毕竟年岁大了，而且“文革”中受了几年苦，在纽约又很辛苦，所以感到有点疲劳。乔冠华和曾涛都劝他在巴黎再休息几天，他同意了。
章含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
“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六十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一九七五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一九七六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茬心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乔老爷”的称号，是小平同志首先叫出来的。
二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得到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所谓“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现在回过头看，那一段时间，即一九七四年夏至一九七五年夏末秋初，是乔冠华和章含之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宁的一段时光。
这时，乔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黄镇从北京回华盛顿，乔冠华和章含之去机场送行。章含之在机场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
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叫道：“饲养员未了！”众人大笑。
章含之不知何意。黄镇的夫人朱霖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黄镇夫妇说得不无道理，既形象，又生动。乔冠华无比珍惜他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他们这个温馨的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章含之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钟爱的碧螺春茶，要章含之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她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 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乔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章含之。她记得：“一九七四年的六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