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练就绝世武功的大侠。那样，便可飞檐走壁、来去自如，实现打抱不平、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侠行壮举。更为重要的是，胆敢有坏人欺负自己，定打得他满地找牙，叫他吃尽苦头。其后，伴随着八十年代以来各类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的盛极一时，这个“痴梦”一直做了很多年。犹记得，“小人书”系列中海灯法师的侠胆慈心（《海灯法师》）、杜心武的豪爽率直（《南北大侠》）、大刀王五的义薄云天（《大刀王五》）等，这都给成长中的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此后初中阶段大量武侠小说的阅读，愈加使我对行走在江湖世界中的他们，艳羡不已，恨不得自己身处其中（这可能就是时下所说的“穿越”方式之一种吧）。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总是塞填在鼓囊囊的书包中，甚或就压在上课课本的下面，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养分”，“daydream”式地臆想着这些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打打杀杀、爱恨情仇、英雄救美、江湖大义等主题的渲染，更使得我常常不能自已，为主人公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扼腕叹息，对他们的侠肝义胆和表现出的任侠大义钦佩地五体投地。不惟如此，一段时期内，除了与“志同道合”的武侠迷们互换书籍、共同交流心得体会外，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学着好勇斗狠的侠客们，有了各自的帮派与“圈子”，并开始苦练自己瞎想的所谓“功夫”，五花八门，“拿来主义”，甚至有人还想尽办法多处去拜师。而我缠着母亲，让她给我做了一副绑腿的沙袋，据说每天带着它，可以练就一身轻功。遗憾的是，一周之后我即放弃，因为如果再绑着它，我连放学后走回家的劲都没有了。
高中的紧张生活，并没有冲淡萦绕在心头的侠客梦，周末或假期的休憩，时不时将一整块的时间让渡给了武侠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对于不同的武侠小说，开始有了“挑食”习惯，但无论如何，我对江湖中行侠仗义的他们，始终充满着无以言说的钟爱和崇敬，大有一种“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大学学业结束时，我选择了继续上学，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导师常金仓先生是位道德文章的学者典范，他视我们这些门下弟子如己出，手把手的教我们读经典、学理论，那些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古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苦读了三年，钻研了三年，临到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我与众不同，研究的兴趣点落在了历史上真正存在和影响甚深的侠客们身上，我知道，那是我的心结。但有意思的是，造化弄人，正是从这个研究开始，我发现我的侠客梦与我渐行渐远。原来，历史上真正存在的那些侠客们，并不像某些小说家所言，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更不是整个社会价值标准和道义的最后坚守者。他们或为政治权力场斗争中的一工具性人物，或为民间自组织的强权人物，并时常违法乱纪，凭一己喜好断人生死。虽然他们通过暴力复仇和民事调停，以及政府之外的私力救济方式，弥补了传统帝国统治措施的许多缺漏和不足，但究其实质，他们构成了正常社会和政府之外的亚社会组织形态，其行事标准和道德准则有悖于日常社会，因而，它的存在，弊大于利。
基于此研究认识，再反观我十几年来的侠客梦，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任侠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看似绚丽多姿的精神“罂粟花”，它既会让孩童们迷恋于此，更会成为成年人恒久咀嚼的童话与美梦。它真实地反映了传统时代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利无助时的一种无奈“情结”，即在困厄之际寄希望于能及时出现超级“拯救者”。但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实现的社会里，仅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发愤一击”，是不能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实现的。换句话说，民众普遍渴求大侠出现和侠行高唱的社会，恰恰证明了它法治的不成熟和道德转型的不彻底。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