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侠者另一种聚财的方式是受人钱财，为人报仇解恨。成帝时京兆尹王尊捕杀专养刺客报仇怨的名豪萭章、箭张回、酒市赵君都、贾子光等，都是例证。《汉书·薛宣朱博传》载：
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
薛宣之子重金雇佣刺客杨明，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并且又在皇宫门外，残忍地乱砍申咸，断了他鼻唇，身上又被砍八刀。受赇报仇和政治领域的残酷权力斗争结合起来，充当打手性质的任侠者，其任侠精神的利他性堕落至此，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他们奴性和痞子性的加强，活脱脱变成了追名逐利的职业杀手。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述赦篇》中反映这种现实情况说：
洛阳至有主谐和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坏断绝。
这些“身不死而杀不止”的“职业杀手”，已非个人行为，而是有了专门的组织机构。有专门招揽“生意”、打点官府的人物，并且在整个行凶过程中，受雇杀人的刺客竟也遭严重盘剥，成为特殊的“受剥削”群体。任侠者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蜕变成了如此“规范化”、“组织化”的刺杀群体，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国家与地方统治秩序的危胁者，是国家必须镇压和打击的对象，尽管事实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崔寔言辞激烈地抨击这种社会现象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32
以任侠为名的人，也多借这块招牌，达到个人的特定目的。《淮南子·汜论训》载：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返。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
看来，侠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已完全蜕变为私家的门丁或驱利的“保镖”，任侠精神已无足称道。更有甚者，许多人借任侠之名行无赖、流氓、强盗、土匪之实。这类事例于古籍中随手可撷。《汉书·何并传》：“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富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纵横郡中。”《世说新语·假谲篇》：
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积棘中，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遑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曹操与袁绍的“任侠”，赤裸裸是一幅无赖、流氓像，任侠精神的利他主义颠倒成了彻头彻尾满足私欲的利己主义。再比如，以《北齐书》为例，可见任侠者组织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毕义兴传》说他“少粗侠，常劫掠行旅”；《单义云传》：“义云少粗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高乾传》记载他“少时轻侠，数犯公法。弟昂，初以豪侠之名，结轻险之徒，共为贼盗”；等等。这种病态畸形的成长模式，是社会本身造成的。侠最初秉承的任侠精神，早已被奴性、痞子性、帮派意识所取代，难怪鲁迅先生批评说他们是“取巧的侠”，是“奴才”，是“流氓”。33
（二）名利的驱动与“少年”群体的组织化
先秦及秦汉文献中提及的“少年”，不仅仅是基于年龄范围的相关称谓，而是由表示年龄次第的概念引伸出来的专用名词，指称那些因受任侠之风影响，行为及观念与侠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群体。当然，这个群体是跟年龄分不开的。《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说文·士部》：“壮，大也。”据此，王子今先生推测说：“所谓‘少年’，大约是指三十岁以下的未婚男子。”34遍察先秦及秦汉文献会发现，“少年”群体的纠结一般处在这个年龄段。
从现存文献看，“少年”群体春秋时即已有之，《左传》将他们同任侠者的先躯——“盗”、“贼”混同起来，也有力地证明，“少年”是侠之一类。《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郑）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按：指郑子产），不及于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杀尽之，盗少止。
同样一件事，《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称“郑少年相率为盗”。荀子也视“少年”群体为干犯法令，影响社会安定的不法分子。《荀子·修身》抨击他们说：“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者矣，虽陷刑戮可也。”《战国策·秦策三》说应侯范睢为秦昭王讲故事时，提及“恒思有悍少年请与丛博”之事，也是有关不法“少年”的间接记载，可知“少年”在战国已成为新生社会势力。
“少年”群体，他们崇尚暴力，仰慕任侠精神，在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影响下，“少年”很容易“抱成团”，组织化起来。在社会动荡的历史环境中，他们往往站在现存政权的对立面，战为反政府组织的中坚力量。秦汉的“少年”群体亦是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卫，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项羽本纪》：“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高祖本纪》：“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留侯世家》提到的张良起事，《陈丞相世家》叙述陈平率“少年”投入反秦浪潮，以及《田儋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类似的记载，都说明“少年”群体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发挥过非同一般的作用。
“少年”群体组织化带来的客观效果，是跟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密不可分的，为深入地分析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予以说明。20世纪著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已获公认的社会学习理论表明，青少年，他们的侵犯行为获得的心理机制途径一般有两种：一是通过观察学习；二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的学习。而社会使得侵犯行为的保持机制则有三：首先是外部强化，如抢劫、偷盗等获得的实物奖赏以及对声望、名誉、权力、地位等社会性奖赏的追求；其次是替低强化；最后是自我强化。他以尚武精神为例，说明社会导向及伦理道德对侵犯行为的自我强化：“战败经验成为永久的耻辱，而战胜的自我满足感会强化他们的侵犯行为和侵犯勇气，在这种文化中，尚武精神成了人们保持侵犯行为的内在源泉。”35
“少年”群体的基本成员由于绝大多数属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他们对社会新生事物及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接受能力极强，加之各种自身生理成长的特点，很容易通过直接或间接经验的学习，获得社会化了的侵犯知识，并因此而逐步组织化起来。《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述韩信受“少年”“胯下之辱”的故事，可看出他们推崇的价值观：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