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的解放
世纪之交是一道巨大的裂痕，海潮汹涌，惊涛拍岸，常常诞生振聋发聩的声音、翻天覆地的事业和龙腾虎跃的人物。它们经受礁岩的挤压、孤独的煎熬以及暴风雨的洗礼，由一股缓缓运行的潜水，应运而生，应时而起，汇聚成訇然磅礴的洪流。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夹缝中喷涌而出的洪流，对人类思想产生划时代意义的有三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尼采的生命意志学说。马克思着眼于宏观社会的解放，是人类奔向自由乐园的指南针。而弗洛伊德和尼采则注重个人身心的释放，主张从幽秘的潜意识领域和沉睡的生命意志王国唤醒自己，成为自身的主人。
青年毕加索初来巴黎时，就是一本尼采的《权力论》振奋了心灵疲软的他。而在他称雄画坛的时候，他又敏感地发现了弗伊依德。
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的一位精神病医生，他最初醉心于达尔文学说。1881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而后开办诊所。由于弗洛伊德对精神病患者的心理活动有着独树一帜和苦心孤诣的研究，他终于成为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一个特殊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己的愿望冲动、自己的表现方法和特有的精神机制。在潜意识中，隐藏着各种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宗教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动物式本能冲动。
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潜意识是一间大房，意识是他隔壁的一间小房，两房之间有一张狭窄的门，而且还有一个“守门人”——前意识。潜意识中的各种冲动，只有经过“守门人”批准后才能成为意识，因为“批准”的很少，所以有一个小房间足够了。而大多未经批准的憋在大房内，就形成了压抑。
潜意识中有许多冲动，尤其是性冲动，非常调皮，它们往往趁“守门人”夜深休息时分，悄悄溜到小房里匆忙过一回“意识”瘾，赶在天明前又溜回大房去。这就是人们司空见惯而又莫名其妙的“梦”。
早在1897年11月4日，弗洛伊德的代表著作《梦的解析》就被出版商印行，但第一版仅发行了600本，还花了8年才卖完。该书问世后18个月间，没有一本学术期刊提到过这本书。10年后，人们似乎是一夜之间挖掘出了它的价值，接连印了8版，译成几十种文字，风行宇内。
弗洛伊德的学说使毕加索的画风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当然，这主要还是他情绪变化的结果。
他和奥尔佳已处于“冷战”状态。奥尔佳感到毕加索越来越回到他自己的内心，他厌恶应酬，在集体场合总是一言不发。一旦她对刚才的宴会津津乐道，或者不乏嫉妒地赞赏某位女士的衣装，就要招来他严厉的斥骂。奥尔佳被迫从社交场合回到了家庭，她过剩的精力转化为强烈的占有欲，她到富庶的邦德街为丈夫买了笔挺的服装，还有绸领带。毕加索丝毫也不领情，他一针见血：“你这等于为狗买一条金链子。”奥尔佳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昂贵的料子令毕加索眼花缭乱。
毕加索不反对奥尔佳去打扮，但他自己总是穿着那身旧衣服，他惯于把钱花在那些能激发他灵感和幻想的古怪东西上，要不就资助经济较拮据的朋友。奥尔佳最不满毕加索对朋友比对她还好，耶科来得很勤，他和毕加索“耳鬓厮磨”的样子刺激了奥尔佳。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成功地将耶科从家里驱逐出去。
有一天，毕加索外出回来，见奥尔佳正在房里哭泣，他关切地问她哪儿不舒服。奥尔佳支支吾吾，欲说还休。毕加索觉得有些异样，盘根问底。奥尔佳就扑进毕加索的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她说：“你的好朋友耶科来过了，他见你不在，欲对我非礼。我说你马上就要回来了，才把他吓走。你怎么有这样好的朋友啊！”
耶科进修道院以前，是一个怜香惜玉的情种，当初和费尔南多就眉来眼去的。毕加索因为有了伊娃，耶科又是最支持他的朋友，才没有追究。这回，毕加索打算不客气了，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自己中了奥尔佳的埋伏。
翌日，耶科一如平常，兴冲冲地来和毕加索聊天。不料，却吃了一瓢冷水。毕加索看上去是在专心致志地画画，却满脸的阶级斗争，从鼻孔里“哼”出的气体充满了蔑视和绝情。一连几日都是如此，耶科抠不出毕加索一个词儿，他气极了！
耶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他冷静而又诚恳地给毕加索写了一封信，询问事情的原委。毕加索一收到耶科的信，就明白可能是上了奥尔佳的当，但他执拗的脾性使他不能低头，他没有回信。
他们各自都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弗洛伊德学说在艺术领域兴风作浪，造成了流派的裂变和新风格的形成。巴黎的达达主义内部因各执己见而产生了分歧。
1922年，达达主义的干将阿拉贡、布列顿、李普曼、毕卡比亚、扎拉云集巴黎，布列顿还招来了德国科隆的恩斯特和阿尔普。恩斯特1911年才开始学画，那一年他意外地看到了毕加索在科罗那的一次画展，他意动神驰，决心舍弃工作，以画为业。来到巴黎后，他与诗人艾吕雅同住一个房间。
6月的一天，达达主义在圣麦卡尔戏院举办“胡子心扉晚会”，毕加索也应邀来观看演出。于是，他亲眼目睹了布列顿、艾吕雅跳上舞台，宣告与达达主义的决裂。他们用阿波利奈尔发明的“超现实主义”作为新运动的名称。
阿拉贡认为，他在1919年从军队复员时，布列顿和苏波给他看的他们合写的小说《磁场》，是超现实主义的开端。《磁场》是从预先规定好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初次尝试，它描述了战后法国青年的“黑暗的绝望心理”：除了死寂的星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的双唇比荒芜的沙漠还要干涸，我们的双眼茫茫，毫无希望……今日傍晚，我们坐在绝望的河畔。我们甚至于再也没有幻想。而我们扬声欢笑的时候，路人惊奇地回过头来张望，然后急忙地赶回家去。我们是一群疯子，我们甚至引不起别人的鄙夷。阿拉贡一口气把它读完，连声说：“真是太精彩了！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下意识的创作。”他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他后来还风趣而自豪地说：
“我不是超现实主义的生父，而是他的接生婆。”
超现实主义初一形成，即显示出其叱咤风云的力量。演讲画展朗诵会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每个人都为自己能走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前列而感到光荣。他们公开打着“叛逆”的旗号令当局不能容忍，许多人被捕或以违犯公共秩序罪遭到拘留。集团的主要成员们绞尽脑汁，想出五花八门的言行，企图既带有颠覆性和侮辱性，又能免坐班房，因而产生了许多笑话。
罗贝尔·德斯诺斯在人群密集的地铁车站对一个牧师说：“早安，太太。”
艾吕雅四处演讲，每次讲毕，则高呼口号：“打倒军队！打倒政府！”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去了拘留所。
毕加索的那个小老乡米罗温文尔雅，最怕惹是生非，他在街上只是象征性地喊了声：“打倒地中海！”地中海面积那样大，沿岸有十几个国家，是个模糊地区，谁也不会往心里去。于是，人们都看不起米罗，责问他：“你说那种话干什么，那有什么意义？”米罗硬着头皮回答：“地中海是我们整个希腊—罗马文化的摇篮。打倒地中海，意思就是说打倒今天的一切。”这个说法很勉强，但主题还不错，米罗才得以过关。毕加索笑着说：“米罗长期以来一直装扮成天真的小孩子，在滚铁环玩。”
米歇尔·莱利可就没有米罗那么幸运。他喝醉了酒以后骑着自行车上街，碰上警察就骂几句。尽管他的叔父是地方警局的长官，他还是被拘留了48小时，而且足足地吃了一顿皮鞭，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莱利因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925年7月15日，超现实主义的会刊《超现实主义革命》出版了第四期，《亚威农的少女》在问世18年后，首次被布列顿刊出。
布列顿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突然发现，达达主义的内讧在于他们所走的道路越来越窄，他们的纲领狂妄而僵硬，是手足无措的产物。毕加索的天地却是无比广阔，他神游八极，意随心至，手到擒来。他的画，既发自内心，又立足现实，所以人们在短暂的误解之后，总是持久而热烈的赞赏。
1923年7月6日，达达主义临时集会，一个叫皮埃尔·德·马索的人跳起来喊道：“毕加索已经在战场上死去！”布列顿极力为毕加索辩护。他一嘴难敌百口，忿然拿起一个罐头盒朝马索的手臂上打过去。
从那时起，布列顿就在考虑与达达主义分道扬镳。他的想法和艾吕雅、阿拉贡等人不谋而合。《超现实主义革命》创刊后，布列顿首先就找到毕加索，希望能提供他的最新作品。但毕加索不愿与流派和团体发生纠葛，几次婉拒了布列顿。
布列顿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在画商雅克·杜凯的寓所看见了他收藏的《亚威农的少女》，大为震惊。他对毕加索说：“我一定要把它发出来，否则我就不是布列顿！”毕加索深受感动，他同意了。
在《亚威农的少女》刊出的同时，布列顿配发了一篇论述毕加索的长文。文中，他说，现实并不只是肉眼看到的东西，因而画家必须描绘自己内心的模特儿。毕加索的作品超越了自我的界限，表现了无限广阔和无限深沉的幻想世界的内幕，把人的形象推进到一个更崇高的水平上。他的结论是：
“我们现在拥有的地位，当初迟迟无法取得甚或丧失，其关键仅在于未能断然肯定这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