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
林纾，生于1852年，卒于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字琴南，号畏庐，原名群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
幼时家境贫寒，读书刻苦，于古文尤其着力。光绪8年（1882年）中举，光绪25年（1899年），与友人王寿昌合译《茶花女遗事》，出版后，风行海内，从此开始文学翻译生涯。1901年就征赴京，主讲金台书院，又受聘为五城学堂总教习。1903年，任职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与曾宗巩、魏易二人合作，每日译五六千言。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讲习，为预科及师范馆讲授伦理学。
戊戌变法前，已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誓为清室遗老，思想趋于保守。1912年《平报》创刊，开辟“铁笛亭琐记”、“践卓翁短篇小说”、“讽喻白话诗”等专栏，并任编纂，从此自着小说。新文化运动爆发，着文反对，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妖梦》两篇，对新文化运动有影射、攻击之意。
译着除《茶花女遗事》，还有《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不如归》、《离恨天》等共180多种。自着小说，长篇有《剑腥录》、《金陵秋》、《劫外昙花》、《冤海灵光》、《官场新现形记》5种，短篇《畏庐漫录》4卷，传奇有《天妃庙传奇》、《合浦珠传奇》、《蜀鹃啼传奇》，诗歌有《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遗着有《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并着有《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等专论。
刘鹗
刘鹗，生于1857年，卒于1909年，近代小说家。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原名孟鹏，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身官僚家庭。幼时聪颖，青年时以风流旷达自命。
1880年从太谷教派李光炘求学。1888年赴河南投效河工，黄河决口不久即合拢，推功于兄孟能。1889年写成《历代黄河变迁图考》。1891年任黄河下游提调职，与罗振玉订交，过往甚密。1897年，由山东巡抚福润推荐，得知府任用。因遭人嫉妒，所志不获，消极颓唐。后应外商聘请，主办山西矿务。
1901年迁居北京，与友人办“东文学社”，并学习日文。1902年，收得大批殷墟甲骨，后几年，在北京收购大量鼎彝、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1903年开始创作小说《老残游记》。1906年两次赴日本游历。1907年，续写《老残游记》续集。1908年被清政府明令革职，流放新疆。《老残游记》写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在他的游历途中的见闻和活动，着重抨击那些所谓的清官，揭露其酷吏行径。
小说的艺术技巧较高，写景自然、逼真，对人物心理刻画也有特色。除小说《老残游记》外，着有天算着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金石着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集《铁云诗存》等。
曾朴
曾朴，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近代小说家。字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自幼笃好文学。光绪17年（1891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
1895年受甲午战败刺激，入同文馆学法文，萌生维新思想。1897年到上海，结识深谙法国文学的陈季同，在陈指导下，较系统地接触了法国文学、哲学名着和英、德等国名作译本。与维新派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常相过从，慷慨议政，赞同维新。1899年在家乡与徐念慈等扩办新式学堂中西学社，1902年赴沪经营丝业。1904年与徐念慈等创办小说林社，任总理，提倡译、着小说，并与人合编《女子世界》。同时接过金松岑已写6回的《孽海花》，重新构思、续作。1907年创办《小说林》杂志。曾参加过拒借英款筑沪杭甬铁路及驱逐残杀秋瑾之浙抚张曾扬等运动。
1909年小说林社因资金困难歇业，转入政界，先在两江总督端方幕中作财政文案，后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先后出任江苏官产处处长、江苏财政厅长、政务厅长等职。1927年与长子曾虚白在上海开设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和翻译。1931年《真美善》停刊后，回家休养。
着有长篇小说《孽海花》、自传体小说《鲁男子》第一部《恋》、诗集《未理集》、文集《推十合一室文集》等。《孽海花》为其代表作。译作有雨果的《九十三年》、左拉的《南丹与奈侬夫人》、莫里哀的《夫人学堂》等。
吴沃尧
吴沃尧，生于1866年，卒于1910年，近代小说家。又名宝震，字小允，号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故自称我佛山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18岁赴上海谋生，在江南制造机械局任编译。
1897年办《消闲报》，接着又办《采风报》、《寓言报》等。1903年开始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新小说》创刊号写小说，先后发表《九命奇冤》、《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后为《月月小说》主编，写有《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等。在不到10年时间内，创作内容涉及讲史、公案、言情、家庭、社会、历史等多个方面，成就突出，有“小说巨子”之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其代表作，有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版本。小说从主人公“九死一生”奔父丧开始，到其经商失败止，通过人物20年来的见闻和遭遇，广泛揭露晚清社会种种黑暗丑恶的现象，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除官场之外，还涉及商场、洋场、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包罗了当时的政治、道德、世态人情。表现了作家对当时腐败政治的愤慨，表达了改良社会的愿望。有关他的生平和创作可详见今人魏绍昌所编《吴趼人研究资料》。
茅盾
茅盾，生于1896年，卒于1981年，原名沈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是“左联”时期在创作上获得重大成就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左翼作家。
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母亲管教严格。他很早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古典小说。在中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年轻的茅盾也感到激动和兴奋。但是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变化，学校没有民主空气。茅盾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遭到嘉兴府中学的斥退而转入杭州安定中学。
后来他说过：如果要找出中学教育“曾经给予我些什么，现在心痛地回想起来，是这些个：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这固然使茅盾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和开明的家庭教育对比起来，僵化的生活特别使他感到“我的中学生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后，茅盾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在发表于1920年初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强调建设新文学“要注重思想”，已经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艺术为人生的进步见解。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1910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击，一年后即辞去主编职位。
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茅盾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传统的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当作消遣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从而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中，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并进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以当时中国还没有像高尔基那样“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能够写出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为新文学的一大缺陷。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文中，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他还积极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在与封建复古主义者、鸳鸯蝴蝶派和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茅盾的这些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茅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第12卷号外）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12卷第10号）。他自己早期的译介工作，也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旧文学同样注重。由于欧洲自然主义在其开始时也是以写实相标榜的，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一般还不大了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在大力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曾介绍和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他想利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来克服当时创作上存在着的不真实的现象，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创作中，也留有自然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
1921年茅盾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与了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随后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着的发展和变化。在1925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说明了这一新兴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不仅是一般地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了。
1926年初，茅盾赴广州参加革命政党召开讨论当前形势的会议，同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后来说：“1925~1927，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茅盾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为他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1927年4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举行反共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革命突然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茅盾在这时离开武汉拟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8月回到上海。从这个时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进行创作活动。
《蚀》写于1927年秋~1928年春，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是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恨丑恶，但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没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终处在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而受到强烈的感动，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脆弱的感情，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幻灭，这些恰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有较鲜明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力量，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幅。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劣手段混进革命阵营，以伪装的面具掩盖投机破坏的行为。小说对这个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对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身份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1928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一度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出于阶级局限，又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虽然各有追求，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至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然而《蚀》——特别是其中的《动摇》——描绘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刻画了那个历史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幻灭、动摇、追求以至最终失败的结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这浪潮退落以后反动势力的猖獗。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一些青年受着怎样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经历着怎样曲折、苦痛的路程。《蚀》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小说有关革命主流写得过于单薄，有些细节描写也还缺乏严格的选择，但它仍然对时代生活作了比较广阔的反映，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地写出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