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坛。他赞同“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主张。但与鲁迅在小说中以“我”为主人公深入其境描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同，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以“我”为主人公，运用浓郁的抒情笔调，进行大胆的自我暴露和率直的自我表白，“在重压下的呻吟之中寄寓着反抗”。《沉沦》中的小说《风铃》、《怀乡病者》、《茑萝行》以及《还乡记》、《还乡后记》、《离散之前》等篇，都带有“自叙传”性质。有些不以“我”为主人公而“我”在其中。写于1923年的《茑萝行》，是作者返国初期生活的记录。小说运用给妻子书信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穷苦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处境和痛苦迷惘的思想情绪，感情浓郁，文词凄切，表达了喘息在重重经济压迫下人们的共同心声。为回答胡适等人的无理攻击而写的历史小说《采石矾》，借清代诗人黄仲则的形象寄托作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和抗议。同郭沫若的诗歌中那种明朗、激昂、乐观的调子不同，郁达夫的小说往往谱出一曲曲灰暗、沉重、凄凉的哀歌。这种基调之所以形成，除了作者的生活境遇和思想性格外，也由于他接受了中外富有感伤色彩的文学的影响，特别是清朝诗人黄仲则和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以及某些“世纪末”文学思潮的影响。
尽管郁达夫作品的主要基调是感伤色彩浓重的浪漫主义，但随着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体验日益深入，作品中现实主义因素不断增强。《寒灰集》中的一些短篇就是这样。《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穷愁潦倒、卖稿度日而灵魂空虚卑琐的“我”，同在苦难中顽强挣扎的心地纯洁、性格坚强的烟厂女工陈二妹的形象相对照，歌颂了女工美好的心灵，朴素的反抗精神，暴露了现实环境的丑恶，也嘲讽了“可怜的无名文士”的软弱无能。《薄奠》是一曲人力车夫的挽歌。这个善良本分的劳动者终日辛勤劳动，幻想能买上一部车，但买车的愿望终成泡影，人也在重压下死去。对车夫满怀同情而又无能为力的“我”，只能以纸糊的洋车表示“薄奠”。《微雪的早晨》写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悲惨故事。这些小说描绘了被压迫被损害的人物形象，对罪恶的旧社会进行了控诉，作者自己认为“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说不仅表明作品现实主义因素的增长，而且标志作者写作技巧的日益成熟。写于《微雪的早晨》之前的《过去》，虽然从艺术技巧上看确是圆熟之作，人物的描写基本上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慨叹青春和爱情的逝去，思想格调远不如这3篇。30年代初写的《迟桂花》、《瓢儿和尚》、《迟暮》等篇，文笔舒徐清澈，形象新鲜亲切，但赞美隐逸生活、表现迟暮心境，同那时风波浩荡的社会现实的距离就远了起来。
郁达夫在小说中往往赤裸裸地描写“性变态心理”，把性爱放到很重要的地位，使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除了感伤之外又带上某些颓废色彩。从短篇小说《茫茫夜》到中篇小说《迷羊》都描写青年青春期性的苦闷以及狎妓生活。即使以描写女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也不乏变态性心理的描写。这些描写固然同作品中主人公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解放有联系，但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性爱、肉欲，势必削弱以至损害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如中篇小说《迷羊》，从作品情节看，作者原意在写一个青年女伶在悲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倔强性格，但小说却以主要笔墨描写那个“迷羊”似的青年获得性爱的欢乐和失去性爱的悲伤，这样便削弱了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小说之外，郁达夫还写了很多散文，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的不少小说，笔调俊逸，近似散文。他的散文，文笔优美，感情真挚，“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寒灰集》中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悲愤激越，呼唤青年对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断残集》中“琐言猥说”编中20多篇短文，议论时事，讽喻政治，条理清楚，别有情致。但他的游记散文却更有特色。《屐痕处处》中的文字，以清婉的笔墨，描绘平林沃野，水光山色，寄托作者情怀，间有弦外之音。偶尔插入旧诗，意境更见深远。例如《钓台的春昼》是一篇美丽的游记，夜探桐君，朝发富春，沿途景色，写来十分动人。文中插入旧体诗，使感慨愈益深切：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把写景状物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结合起来，是郁达夫游记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给游记文学这一传之已久的文学形式添上了时代的色彩。
在创造社作家中，郁达夫经历的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最为曲折。他随着“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步伐，政治上思想上不断地前进，但时有曲折和反复。他不满新旧军阀的统治，撰文痛斥过蒋介石的叛变，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时时回顾，过了几年隐逸生活。1935年写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中篇），直接表现了农村阶级斗争的主题。尽管郁达夫生活道路和文学道路存在种种曲折和矛盾，但“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始终保持了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高尚而忠贞的品德。1938年，他应郭沫若邀请赴武汉参加抗日工作，随后辗转到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积极投入当时华侨抗日进步活动，主编进步报刊。1945年9月在苏门答腊的武吉宜丁被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秘密杀害。从《沉沦》中发出“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的热烈呼喊到在南洋被害，郁达夫的一生谱写了一曲令人悲愤、促人奋起的爱国主义的诗篇。
丁玲
丁玲，生于1904年，卒于1986年，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女作家。
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前期的作品多写富于叛逆精神而又苦闷彷徨的知识女性，先后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人的诞生》等短篇集。其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描写知识女性莎菲走出家门，漂泊异地，独来独往，探寻出路，终不能跳出旧社会的羁绊，苦闷异常，感伤不已。她也追求过爱情，先后同苇弟和凌吉士恋爱，但一直找不到归宿。因为她所追求的是灵与肉统一的理想爱情，一旦爱情难以实现，便灰心、消沉、绝望起来。以至作践自己，玩弄感情，玩世不恭，企图用自我毁灭的方式表达与世道的不合作。作者创造出一个带有病态反抗色彩的时代女性的典型，小说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丁玲的创作开始由表现个人苦闷，到表现阶级压迫；由单纯表现爱情到表现革命与爱情的关系，实现了创作思想的转变。作为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中篇《韦护》，写共产党人韦护同丽嘉恋爱，沉醉于爱情的幸福之中而忽略了革命信仰，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便忍痛割爱，接受组织的派遣，到广东从事革命工作，丽嘉也跟着觉悟起来。《1930年春上海》描写美琳和丈夫子彬因对工农运动态度不同而产生了分歧，在朋友的影响下，美琳弃家出走，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如果说，《韦护》只是写“恋爱不忘革命”的话，那么，《1930年春上海》则是“革命胜过恋爱”了。尽管如此，仍未能脱离“革命加恋爱”的公式。《水》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宣告革命浪漫情调的终结。
正当丁玲的创作开始转变之时，她被捕了。她以自己母亲为原型而写的长篇《母亲》也仅写了第一部而被迫停笔。当她再次进行创作时已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先后写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着名的小说，其中，有的因对抗日根据地的某些现象有着与众不同的观察和表现而引起争议。除了批评者的某些片面性外，也同作者对革命环境尚不完全适应，对革命群众尚不十分熟悉有关。
代表丁玲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通过华北解放区一普通农村暖水屯在土改当中的变化，完整地表现了土改运动的历史面貌，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时代记录。小说的突出成就在于充分写出了土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血缘宗法关系与阶级关系互相渗透，盘根错节。由于小说的成功，1952年曾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
冰心
冰心，生于1900年，现代女作家。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建福州。
父亲是北洋海军军官。1918年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后改学文，参加过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归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女子文理学院。1934年任《文学季刊》编委。抗战期间辗转于昆明、重庆等地。1946年赴日。1951年回国后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有小说集《超人》、《南归》、《往事》、《去国》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关于女人》、《樱花赞》及儿童文学作品《小桔灯》等。
1919年9月起，以冰心为笔名陆续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小说，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引起较为强烈的社会反响。除抒写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家庭的不满外，还揭露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劳动者的疾苦表示同情。因不满足于只在小说中提出问题，于是把自己所信奉的“爱”的哲学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推荐给读者，这种“爱”的哲学也弥漫于诗歌和散文中。以后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写出《分》等对劳动者的苦难寄予深切同情的作品。
从1920年开始，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哲理小诗的创作，后结集为《繁星》、《春水》。诗作表现对哲理、人生的思考，含蓄、温婉、隽美，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形成小诗创作热潮。有人将这类小诗称为“春水体”。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调优美，感情细腻澄澈，融白话文的明白晓畅和文言文的凝练简洁为一体。
巴人
巴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2年，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原名王任叔，巴人及赵冷、屈轶、碧珊等是其笔名。浙江奉化人。
1920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诗歌，同年参加文学研究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在上海编辑《译报》、《民族公论》、《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从事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并与许广平共同主持《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1941年赴印度尼西亚，开展华侨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1948年回国进入解放区。1949年后历任中国驻印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1960年因写《论人情》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及迫害。
其文学创作以小说数量为多。有短篇小说集《破屋》、《影子》、《监狱》、《在没落中》、《乡长先生》、《皮包和烟斗》、《佳讯》等，中长篇小说《死线上》、《证章》、《阿贵流浪记》、《冲突》、《莽秀才造反记》等。其小说多描写浙东的农民生活及城乡的风云变幻，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有剧本《前夜》、《黄小姐》、《杨达这个人》等。杂文以其文笔的犀利、泼辣、遒劲而颇具影响，主要有《窍门集》、《边鼓集》、《遵命集》等。另有文艺理论着作《川虱集》、《论鲁迅的杂文》、《鲁迅的小说》等。所着《文学论稿》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文艺理论专着。
老舍
老舍，生于1899年，卒于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旗人家庭。父亲是个一月挣三两饷银的皇城护军，在老舍不到两岁时，死于庚子事变八国联军的炮火。从此，一家人“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这位勤苦、倔强、为人热诚的劳动妇女，同时也在精神上哺育了老舍：“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包括20年代、30年代出现的作家在内，大部分出身于社会的中上层他们往往是作为自己原先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逆子贰臣”，开始文学活动的。老舍与他们不同。他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贫困而且艰难自己的切身经历，结合着耳闻目睹的不合理现象，激起了他对于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城市贫民的同情，还滋生了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些，都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他走向人民艺术家的道路以深远的影响。19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先后担任过小学校长、劝学所的劝学员、教育会的文书和中学教员。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已经开始了教学工作他没有直接参加到这场运动中去，但“那时候所出的书”，“都买来看”。“五四”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把老舍原先来自实际生活的感受，提高到新的认识水平：“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应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五四”又使老舍看到用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制造的新型文学，唤起了他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使他“醉心新文艺”。他后来总结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虽然老舍作为作家还是稍后几年的事情，但仍然可以说是“五四”的伟大变革吸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