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收录写于1934年的短评以外的杂文，形式既比《花边文学》多样，内容也不限于社会批评。当时溥仪已在关外称“帝”，随着天羽独占中国的声明的发表，日本侵略者深入华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对内踌躇满志，对外进一步准备屈服，授意他的部属写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头脑中滋长。鲁迅以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们进攻，他在日文写的文章里揭露日本正在宣传的“王道”，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入侵者总是一面到处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们其实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来反抗的人称为“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在《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里，进一步以抒情的笔调，生动的故事，描绘了被奴役的命运，揭开“韵事”里面的惨痛，“艳传”背后的耻辱，说明“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叫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鲁迅要求人们从历史里得出教训，面对残酷的现实，向国内外的压迫者抗争。在他看来，寻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战斗，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英勇不屈的传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鲁迅指出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有他们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到了30年代，即使这种力量“被摧残，被抹杀”，以至被逼转入“地底下”，却仍然在“前仆后继的战斗”。
1935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文，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鲁迅在书前的《序言》里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其实触及国事的决不止这两篇，因为政治毕竟是鲁迅关心的问题。譬如用日文写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说这篇文章是要阐明：“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这就直接答复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问题：被压迫民族决不能同侵略者和平共居。在《“题未定”草》的最后一节里，鲁迅以北平居民纷纷慰劳“一二九”运动中被警察袭击的游行学生为例，热情充沛地赞扬了他们，他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分析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暇，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及之处的。”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里又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出答复，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革命未来的乐观。在30年代乌云弥漫、波涛汹涌的日子里，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拥护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够以这样开朗广阔的襟怀面对一切，以蔑视的态度再接再厉地同反动派斗争，千夫所指，横眉冷对，却又实在是无逾于鲁迅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在健康极坏的情况下不倦工作的成果。1936年他两次重病，拒绝易地疗养，认为“环境瞬息万变”，不应在这个时候“独自远行”。《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两次病稍起时的作品，或则缅怀战友，或则抒发感情。在这些文章里，反映了疾病对他情绪的影响：在义愤和亢奋中时而带着一点忧郁和焦躁。以行文而论，不仅和《二集》里许多杂文不同，也不及同书里《〈出关〉的“关”》、《我的第一个师父》等篇写得舒卷从容，不过战斗的精神是一致的。《写于深夜里》以悲愤的笔调，描绘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审判和秘密杀人，被称作“童话”的几个场面，正像《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一些平淡然而深沉的叙述一样，渍血透纸，沁人肺腑。这两篇文章在30年代感动和激励了无数正在前进的青年。除此以外，鲁迅还写了一些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驳斥了托洛斯基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后，鲁迅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终篇而遽告逝世。杂文是鲁迅一直运用到生命最后的武器。环绕着每一历史时期的中心斗争，从“五四”当时打倒封建势力和传统习惯开始，经过对反动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的长期鏖战，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在狼烟遍地、短兵相接的反文化“围剿”中，这种文体以其挥洒的自由，接应的迅速，涵容的广泛，在鲁迅运用下发挥了极大的威力。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经说明，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指出杂文和现实生活“切贴”，“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战斗是杂文的生命，它必须具有现实的内容；但杂文又需要给人艺术的享受，发挥感染和陶冶的作用。鲁迅的杂文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的记录。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某一形象的全体”，进而综观他的所有的杂感，则又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巴尔扎克，说他的《人间喜剧》是“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巴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中国，鲁迅以杂文的形式完成了《人间喜剧》的任务，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写出了复杂的斗争，写出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和消长，表现了从“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整个历史的进程。鲁迅的杂文铭刻着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憎恨，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因此具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理论含量。他和以前的现实主义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代不同——前人写的是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威胁，鲁迅则写出了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经过；他们的根本区别还在于对各自时代里两种对峙势力所采取的不同的立场。例如巴尔扎克，就不无惋惜地描写了“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堕落和衰亡，而鲁迅的杂文表达了他自己逐步成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全部思想历程，他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他的作品——尤其杂文是新社会的催生剂。鲁迅的精神联系着未来，永远是一个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鲁迅是语言艺术的大师，造语精密，词汇丰富。他经常向口头语言学习，经过加工而写入文章。还主张适当地采用外来语法，必要时酌量引用古语。他的时用俳句，间有对偶，往往增进语言的变化，加强了文章的气势。鲁迅杂文包含着多方面的知识：社会、历史、科学、文化，古今中外，无不网罗。因而在文章里也出现了和这种知识相适应的博采众长的语言。但就大体而论，作为骨干的仍然是加了工的口头语：简洁、凝练、有力。这种精密活泼的语言不但有助于理论逻辑的准确展开，而且使抽象的概念血肉丰满，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再加上作家幽默的才能，讽刺的手腕，貌似冷峭而内实热烈的气质，这就使他的杂文具有非常突出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启发了广大青年，杂文的“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30年代后期甚至出现了被称作“鲁迅风”的杂文流派，在激烈的斗争中不断地发挥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从“五四”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杂文，也由于鲁迅的实践和倡导，终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运用便捷和影响深远的一种文学形式。
瞿秋白
瞿秋白，生于1899年，卒于1935年，现代作家、文学理论批评家。原名瞿爽，又名瞿霜。原号雄魄，后改号秋白，曾用笔名屈维它、史铁儿、宋阳、陈笑峰、何苦等。江苏常州人。
1920年被《晨报》聘为记者，赴苏访问，写成散文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翻译介绍过马克思文艺论着和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等苏俄作家作品。这些译着对开展左翼文艺运动，克服理论上的错误，起了推动作用。
1931年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从这时到1933年，在上海抱病工作，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发表过《“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论文，驳斥“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错误论调，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和作家不能超阶级的原理。对“民族主义文学”和新月派中的胡适等人，也多次着文予以批判。
他倡导过大众文艺运动，先后写了《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文章，反复阐述大众文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对促进革命文艺的群众化有积极作用。
针对30年代的社会现象，写了一些杂文和通俗文学作品，有12篇杂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由鲁迅收入自己的集子。编选了《鲁迅杂感选集》，并作了长篇序言，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有创见的分析。
出版有杂文集《文艺杂着》、《乱弹及其他》（鲁迅编辑）、译文集《海上述林》（鲁迅编辑）和综合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等。
胡适
胡适，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是五四文学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最早创作白话诗的新人。他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发动文学革命的第一个信号。
他于1920年出版的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1918年，胡适发表《终身大事》，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白话剧剧作。胡适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上，都为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开拓作用，作出了特别的贡献。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出，改良文学要从八个方面着手，认为写文章应该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的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主张用白话代替“之乎者也”的文言文，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诗集《尝试集》虽然艺术上还比较幼稚，但平白如话，浅显易懂，如实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剧作《终身大事》开创了戏剧反映现代社会问题的风气。
由于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胡适对中国社会的前途认识不清，许多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后来他把主要活动转移到政治方面，担任国民党政府官员，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梁实秋
梁实秋，生于1903年，卒于1987年，是现代散文家、学者。原名梁治华，字实秋，有子佳等笔名。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23年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英语系。后入哈佛大学研究所，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国内多所高校任教授。曾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新月》月刊。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国民参政员。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等高校教授，1966年退休。1967年由远东书局出版其40卷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本，并编撰了《英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浪漫的与古典的》等多部学术着作。其文学创作以散文着称。仅抗战时期至去世前，出版了10多册散文集。其中写于四川的《雅舍小品》集、《雅舍小品续集》中的散文，以及怀念亡妻的《槐园梦忆》、怀念北京的《故都乡情》，尤其脍炙人口。他的散文简约，清丽，幽默而风趣。
《雅舍小品》虽写于抗战时期，但均“与抗战无关”。《女人》写女人的“喜欢说谎”、“善变”、“善哭”、“说长道短”、“胆小”，似乎都是弱点，但却是小市民阶层女性常有的特点，并非有意攻击女性，而《男人》——可以看作是《女人》的姊妹篇，则对男人的弱点有更为直截了当的评论，即就是“脏”、“懒”、“馋”、“自私”以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等，但这也并非是恶意攻击男性，只是揭示了一些男人身上存在的劣根性。两篇作品都写得直言不讳而又辛辣幽默，颇有警世作用。
《第六伦》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又发现另一种伦理关系，即主与仆的关系。为主为仆，各有各的难处，但作者显然把同情给予了仆人，认为“过错多半不在仆人方面”，要求主人把仆人“当作人”，以此建立又一种新的伦理关系。
《中年》写人到中年，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不免有“岁月不饶人”的感慨，但“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表现出对人生的一种坦然达观的态度。以上数篇均写人事。
《洋罪》则写风俗文化，认为把外国一些禁忌（例如忌“十三”）和风俗习惯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会变成“桎梏”，无疑是受“洋罪”。
《旅行》则写民族的文化心理。从中国人的怕旅行，写到旅行中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苦恼，又进而写到旅行也有“乐趣”。“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易，连找到一个理想的旅伴也很困难。作者感叹“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有陪着嫌闷”，“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切的”。作者在文中把困难、苦恼、孤寂和乐趣一一把玩，让读者领略其中的滋味，有苦有甜，有感慨有幽默，更有智慧。
《结婚典礼》批判了守旧的、落后的与铺张的陋习。《“旁若无人”》则对社会上不讲公德的、不文明、缺教养的人加以讽刺和批判。
这些散文虽与抗战无关，但也并非超绝尘寰，仍以人道的思想，恬淡的心情观察人生世相，每有所感，遂发为文章。梁实秋的散文简洁精致，自然率真，很少铺排渲染却谐趣迭生。喜欢直截了当开篇切题，又善用平厌，精于选词炼句，具有文调之美，读来倍感亲切，并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朱自清
朱自清，生于1898年，卒于1948年，是现代散文家、诗人。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生于江苏东海县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
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开始写诗，1921年参加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至1925年去清华大学任教前，出版了诗集《踪迹》和诗合集《雪朝》第1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