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事起之后，汉武帝便命江充搜查巫蛊，江充自认为了得罪太子，害怕将来太子报复，于是就利用搜查巫蛊的机会来陷害太子。他先向汉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气，然后从不得宠的妃子夫人宫人搜起，一直搜到卫皇后宫中，据说果然在太子宫找到了木偶人。皇太子刘据得知后，十分恐惧，害怕无法辩白，于是先发制人，发兵叛乱，结果失败。卫皇后在宫中自杀，皇太子刘据逃到湖县后，由于官兵追捕，也被迫自杀。
汉武帝迷恋神仙方术，巡游无度、奢侈腐化、众叛亲离，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没能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
3.自负的人注定孤立无助
一个有才华的人最难战胜的，是他自己。恃才自傲的人，自认为无所不能，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能看见，结果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的下场注定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智伯自负力量强大，薛道衡自负才华横溢，结果不都是以身首异处而告终吗？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豪门”，而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四家最为突出。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
后来，智伯（即智瑶）掌管了晋国的政权。智伯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不想给他。段规说：“智伯贪婪而刚愎自负，如果不给他土地，就要攻打我们；不如给他地，他得到地，必然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他一定会极力对付人家，这样，我们便可以免于祸患，等待事态的变化，再趁机而动。”韩康子说：“很好。”派使者送给智伯一座拥有万家人口的城。智伯十分高兴，就又向魏桓子索要土地。魏桓子不想给他，家相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土地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无缘无故地索取土地，一定引起其他大夫警惧。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必然骄傲。智伯骄傲而轻敌，我们这里却由于警惧而彼此亲近；用相亲之兵去对付轻敌之人，智伯的命运必定不长了。《周书》上说：‘打算战胜他，一定先暂时辅助他；打算从他那获得，一定先暂时给与他。’您不如给他土地，使他骄傲，然后便可以选择能够联合的人去图谋消灭智伯，为什么单把我们做为智伯的斧质、箭靶呢？”魏桓子说：“很好。”也给智伯一座拥有万户人口的城镇。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蔡、皋狼一带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十分生气，率领韩、魏两家的军队去攻打赵氏。赵襄子逃到晋阳。晋阳人民与赵襄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誓死不屈，共同抗击智伯的联军。而先前“忍痛割爱”的韩、魏两家，趁机向智伯发难，与赵襄子三家联手打败了智伯，灭掉了智氏。后来，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史称“三家分晋”，而中国的历史也进入了战国时期。
隋代薛道衡，六岁就成了孤儿，特别好学。十三岁时，能讲《左氏春秋传》。隋文帝时，作内史侍郎。隋炀帝时任潘州刺史。大业五年，被召还京，上《高祖颂》。隋炀帝看了不高兴地说：“这只是文辞漂亮。”拜司隶大夫。隋炀帝自认文才高而傲视天下之士，不想让他们超过自己。御史大夫于是说道衡自负才气，不听训示，有无君之心。于是炀帝便下令把道衡绞死了。天下人都认为道衡死得冤枉。但他不也是太锋芒毕露而遭祸的吗？
自负的人孤独无助，因为他们大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非要让他们接受意见，那就必须选择触动他们心灵的办法。
明成化十五年，权阉汪直受命巡边，防边官吏畏之如虎，甚至坐在路边等候迎接。镇守辽东的兵部侍郎马文升对汪直不满。于是，汪直与陈钺合谋，把陈钺扰边的罪责一古脑儿转嫁到马文升身上。原来，陈钺滥杀边民冒功激起民愤，马文升前往剿抚，才得平定。由于汪直的奸诈，马文升被贬。陈钺细心揣摩汪直的心意，觉得应当为他创造一个立战功的机会，于是，就假报边警。宪宗让朱永统兵，汪做监军，到边境转了一圈，便凯旋了。这次出征的结果有两条：一是杀了许多无辜边民，抢了不少财物；二是朱永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使，汪直加了俸禄。
王越见陈钺升官发财，也依样画葫芦，假称边关有警。宪宗也不问明原委，只管稀里糊涂地下命令，再次让朱永领兵，王越辅助，汪直监军，“凯旋”之后各有升赏，王越如愿以偿，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和陈钺成了汪直的心腹爪牙，时人把他俩比做两把“钺”（古代的一种斧子），莫不畏惧。
偏偏有一个善于戏谑的小宦官阿丑看不过去，就设法在宪宗面前揭发他们。一天，阿丑在宪宗面前扮戏，装作街头醉汉的样子，胡说乱骂，宪宗听了不解。另一小宦官扮做一个行路人，大声喊：“官长到了？”阿丑不理，漫骂如故。一会儿又上了一太监，大呼：“御驾来了！”阿丑仍然不理。最后，小太监上来急呼：“汪太监来了！”阿丑立即显出惊慌之状，小太监故意喊住他问道：“皇上来了，你都不怕，怎么单怕汪太监？”阿丑答道：“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汪太监不是难惹吗？”宪宗听了这些话，若有所思。
阿丑见皇上已被打动，便进一步仿效汪直的衣冠，持两把大斧而行，旁边的伶人问：“你拿这斧子干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又问他为什么要持钺而行，阿丑答道：“此钺非同小可，自点兵遣将，全靠此二钺！”伶人又问道：“什么钺有如此威力？”阿丑答道：“怪不得你是一只呆鸟，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宪宗听了微微一哂。
自此，宪宗对汪直开始有所忌惮。恰在此时，御史徐镛上表弹劾汪直。汪直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把汪直的不法隐情全部报告了宪宗，宪宗终于决定处置西厂。宪宗先撤了西厂，驱逐汪直的心腹死党王越、戴缙等人，因陈钺此前已犯罪被杀，没有追究。
汪直等原来都是宪宗最信赖的人，如果谁直接去说这些人已经危害到皇权的统治，皇帝肯定不会相信，而且敢于直谏的人还会有生命危险。很显然，劝诫自负的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除非是因为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很强的责任心或者很深的感情，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一般人会怎么做呢？让自负的人继续自负，直到自食其果，也就是国破家亡、身败名裂。
自负的人当以此为戒。
4.任用可疑的人等于置自己于火药桶上
“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一方而言，是判断“疑”或者“不疑”；对另一方而言，便是选择干脆继续让人怀疑，或者使用手段让对方暂时不怀疑。“疑人不用”，是兵家的铁律，因为任用让自己疑心的人，双方都时时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倍受煎熬，最后往往反目成仇，酿成大祸。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员也纷纷倒戈，残暴的隋炀帝因此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疑心重重。唐国公李渊（即唐高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纳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大家于是都替他担心，怕他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缩头隐忍，等待时机。于是，他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果然因此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直到他在太原起兵才后悔莫及。
李渊不仅仅用这一招对付了杨广，还同样用这一招对付了李密。
太原起兵后，李渊选准关中作为长远发展的基地，因此借“前往长安，拥立代王”为名，率军西行。此次西行入关，李渊面临的困难和危险主要有三个：第一，长安的代王并不相信李渊会真心“尊隋”，于是派精兵予以坚决的阻击；第二，当时势力最大的瓦岗军半路杀出，纠缠不清；第三，瓦岗军还用一部分主力部队袭奔晋阳重镇，威胁着李渊的后方根据地。
李渊预料，后两个是致命的危险：因为隋军的阻击虽已成为现实，但军队数量有限，且根据种种迹象判断，隋廷没有继续派遣大量迎击部队的征候。但瓦岗军的人数比李渊的军队多一倍，他们的任何不利举动都将使李渊进军关中的行动夭折，甚至有可能由此一蹶不振，永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渊几经权衡，写信给瓦岗军首领李密，详细通报了自己的起兵情况，并表示希望与瓦岗军友好相处。不久，使臣带着李密的回信又来到了唐营。李渊看了回信后，口里说了声“狂妄至极”，心里却踏实多了，笑眯眯地对次子李世民说：“李密妄自尊大，绝非一纸书信便能招来为我效力的。我现在急于夺取关中，也不能立即与他断交，增加一个劲敌。”
原来，李密拥有洛口要隘，附近的仓中粮帛丰盈，控制着河南大部。向东可以阻击或奔袭在扬州的隋炀帝，向西则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取已被李渊视为发家基地的关中。所以，他自恃兵强，欲为各路反隋大军的盟主，大有“称孤道寡”的野心。他在信中实际上是在劝说李渊应同意并听从他的领导，并速去表态。
为了解除西进途中的后两种危险，同时化敌为友，借李密的大军把隋炀帝企图夺回长安的精兵主力截杀在河南境内，李渊于是回信道：“天生庶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篆，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擅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需安辑，盟津之会，未有卜期。谨此致覆！”大意是当今能称皇为帝的只能是你李密，而我则年已五十有余，无此愿望，只求到时能再封为唐公便心满意足，希望你能早登大位。因为附近尚需平定，所以暂时无法脱身前来会盟。这封信巧妙地掩藏了李渊争夺天下的野心，使李密放下了心。李世民看了信，对父亲说：“此书一去，李密必专意图隋，我可无东顾之忧了。”果然，李密得书之后，十分高兴，对将佐们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
果然，李密中了李渊之计，专力与隋朝主力决斗。之后几年中，李密消灭了隋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自己被打得只剩两万人马。而李渊则利用有利时机发展成了最有实力的人，不费吹灰之力便收降了李密余部。
在这两场博弈中，李渊都是胜利者，在“疑”与“不疑”之间，他成功地把隋炀帝和李密放到了火药桶上，而自己则紧紧握着那根导火线。这一点，他显然做得比刘邦要好得多。
韩信平定了齐国，派人对刘邦说他希望代理齐王，刘邦勃然大怒，骂道：“我被围困在这里，日夜盼望你来帮助我，你却要自立为王！”这个时候，刘邦已经对韩信生疑了，但因为汉军正处于不利的时候，他没有条件阻止韩信称王，为了不至于发生变乱，只得派遣张良前去立韩信为齐王，再征调韩信的部队攻打楚军。
这之后，刘邦虽然还是重用韩信，但却随时都格外小心。
不过韩信最初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被怀疑的尴尬境地。齐国人蒯通曾经劝韩信说：“能听别人劝，是事情成功的征兆，善于谋划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听取错误的意见，计谋失识，而能够长治久安的，可就少了。听取意见而没有一两次失误的人，旁人无法用言语扰乱他。安于做杂役的人，就会失去掌握万乘大国君权的机会；固守斗石俸禄的人，不会到卿相的地位。所以聪明的人就会当机立断，迟疑不决是事情的祸害。拘泥于明察毫厘的小计，却遗忘天下的大数，理智上明明知道，决策时却不敢实行，这是一切事情的祸根。因此说，犹豫的猛虎，不如敢于用刺的黄蜂、蝎子；踌躇的骏马，不如慢步前进的劣马；狐疑的勇士，不如能达到目的的庸夫。虽然有舜、禹的智慧，但闭口不说，就不如聋哑人的指手画脚。这说明可贵在于行动。功业难成却容易失败，时机难得却容易失去。时机啊时机，不会再次到来。希望你仔细考虑这件事。”韩信自认为功劳很多，刘邦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犹豫再三，谢绝了蒯通，没有背叛刘邦。即使当刘邦被困固陵，韩信到垓下与其会师，项羽被打败以后，刘邦突然袭击，夺去了韩信的兵权时，韩信也只是猜测到了刘邦的多疑，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任何行动背叛刘邦。因此，汉五年正月，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定都于下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完全相信韩信。
钟离昧事件之后，韩信拿着钟离昧的头，到陈县拜见刘邦的时候，开始刘邦以“有人告发你谋反”为由，给韩信戴上刑具，可到了洛阳，却又赦免了韩信的罪，任他为淮阴侯。如此反复，让韩信彻底明白了刘邦害怕和嫉妒自己的才能，从此他心生怨恨，常常借口生病，不朝见刘邦，也不跟随刘邦左右，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
汉十年，陈反叛，刘邦亲自带兵前往讨伐。韩信有病，没有随从出征，打算与陈里应外合谋反。吕后得知消息，想召见韩信，又怕韩信的党羽不肯就范，就跟萧相国商议。萧相国欺骗韩信说有人从皇上那里来，带回消息说陈已经被捉住杀了，列侯、群臣都要去称贺，你尽管有病，也得去呀。韩信不怀疑萧何的话，去拜见吕后。可一进宫，就被吕后安排人捆绑到长乐宫的钟室杀了。
汉高祖讨伐陈回到京城，听说韩信已死，态度是“又高兴又怜惜”。他高兴的，是终于除了一块心病，怜惜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很多臣子一开始并没有要谋反的意思，只是因为总是被怀疑，没有活路，才不得不选择叛逆的路。所以，任用可疑的人，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