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辛笛，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举办一次诗歌朗诵会，请来了上海的一批名诗人，其中就有辛笛先生。那是197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华东师大大礼堂里人头涌动，座位全坐满了，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只能关上大门。进不来的同学在外面把大门敲得咚咚作响。这时，坐在台上的辛笛先生站起来拿过话筒大声说：“好！好！这是春天的敲门声！开门吧，让门外的同学们都进来！”门打开了，外面的同学蜂拥而入，师大的大礼堂挤满了热爱诗歌的大学生。那天晚上，辛笛先生是最受欢迎的人。他站在台上朗诵了他的一首新作《呵，这儿正是春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的老巫婆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站在一大群年轻人面前，朗诵如此饱含生命活力的诗句，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1981年深秋的一天，辛笛先生托王圣思带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九叶集》。读这本诗集时，我无法抑制惊讶和激动的心情。我这才明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曾经有过这样出色的诗歌，而以前我们几乎不怎么知道！我一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惭愧，一面为这些险些被历史的风沙湮没的诗人不平。
《九叶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是必然的事情。这也又一次证明了这样的真理：真正优秀的文学，是不可能被埋没的。人们后来把这九位诗人称为“九叶诗派”，也是一件自然而有意思的事情。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景观，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在“九叶诗派”中，辛笛先生是硕大耀眼的一叶，是其中最有影响的领衔人物。不久后，我又读到了辛笛先生的《手掌集》，书中的诗作使我着迷，语言、意象、构思，都令人赞叹，那种深邃、曲折和优雅，展现了诗歌至善至美的境界。这确实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新诗的一座俊逸不凡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辛笛的诗歌一直是被冷落的，原因大概是他的诗歌太讲究艺术，政治意味太淡，缺乏“革命精神”。国内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海外，他的诗一直在流传，后来有机会和辛笛先生一起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外事接待，看到海外来的诗人见到辛笛时敬仰激动的样子，我才真正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在和辛笛先生的交往中，最使我难忘的，是1983年夏天的新疆之行。那次，是去新疆参加“绿风”诗会，全国各地去了很多诗人，其中有邹荻帆、公刘、昌耀等，辛笛先生也去了，那年他七十二岁，是参加诗会的老诗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但他和我一样兴致勃勃。在乌鲁木齐，一位热情的部队诗人要陪我去吐鲁番，辛笛先生听说后，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吧。”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吐鲁番。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吐鲁番，当地驻军派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在如火的烈日下，吉普车穿越茫茫戈壁滩，热风扑面，车窗外极目天地，一派荒凉，只有冒着青烟的公路在无边的戈壁中伸向天尽头。辛笛先生却毫无倦意，好几次提出要停车拍照。那是丰富多彩的两天，我和辛笛先生一起游葡萄沟，过火焰山，走访维吾尔族居民……在吐鲁番的腹地，我和他住在当地的一个部队营房里，屋外是四十几度的高温，屋子里连电扇也没有，热得无法入睡。我们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聊天。遥远的往事，在他谈来就好像是在昨天。老人一点也没有因为历史委屈了他们而愤愤不平。离开吐鲁番的腹地，没能赶上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我们只能在吐鲁番车站的小客栈里再住一夜。那天夜里狂风大作，风把门窗刮得乒乓作响；然而这并未能妨碍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我们的谈兴。那晚，除了谈“九叶诗派”，辛笛先生还谈了他和巴金的交往。巴金是他的老朋友，他说：“巴金是一个难得的真诚的人，我们在一起时他常常默默无言，但他决不会说一句言不由衷的话。”他还谈起他所认识的诗人袁水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辛笛先生曾经帮助过困境中的袁水拍，对袁水拍后来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他颇为感慨。那晚，在窗外呼啸的风声中，辛笛先生的感叹也像是诗句，他说：“人就像一棵树，在风中必须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能随风倒。否则，就会被连根拔起。”
《九叶集》的封面上画着一棵大树，树上是九片硕大的绿叶，它们向四面八方展开自己的形象。我想这是很有涵义的一种象征。在八面来风中保持着独立不羁的大树，它的生命力一定是长久的。大地，是人生的土壤，是母亲的襟怀，是人民的感情，是艺术的源泉，而根须，是诗人的意志、信念和锲而不舍的探求精神。
辛笛说：“诗人应该越活越年轻，今年八十二，明年二十八。”辛笛先生确实像个单纯的年轻人。他对友谊的执着和珍惜，对文学始终如一的真诚和挚爱。这样的态度，正是文学前辈高尚的人格和风范。
上海《文汇报》2004年1月14日
一颗怀旧的心
———怀念王辛笛先生
张错
尽管生命中许多人事，有若雪泥鸿爪、镜花水月，如露如电，如水沤泡沫；但毕竟在经意或不经意中、发生或早已忘却里，一些值得怀念的人与事，暗里不断涌现。王辛笛先生的友情与诗文，正是这种怀念的见证。
我和辛老相识相交，按释家语，是一种难得缘分。本来天各一方的两个人，因为某些机缘，就碰上了。不止是认识，还能见面交往，八年中竟四遇于世界各地，辛老称之为“天然凑泊，顺理成章”，至属难得。
记得是1981年5月春末夏初，当时还在圣地亚哥念书的香港诗人也斯（梁秉钧）打电话给我，约我取途入洛城南边橘郡（OrangeCountry）和辛老见面。地方不好找，尤其对我这没有方向观念的人，更有如迷途浪子，越飘越远，但终于也找到了。握手言欢，不在话下。
早期现代诗人如痖弦、叶维廉等人与辛笛及他的诗歌（尤其《手掌集》）的血缘脉络，不必我在此赘述。其实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色恐怖，以及严禁三四十年代左派作家作品，有着长远的反效果影响。它让我们在大学时就听闻到辛笛诗文，以及《手掌集》内名诗如《再见，蓝马店》……有似传奇。甚至一些零断诗句，也能琅琅上口。到美国念研究所后，更在图书馆翻箱倒箧，搜寻补读一段现代文学史的空白。我极其留意中国新诗发展的抒情主脉，更有意以何其芳、冯至、卞之琳、辛笛等人作为现代抒情传统，因而大量深入阅读他们的诗作。在自己创作中，诗语言的寻找与形成，受影响极大，此是后话，按下不提。
我和梁秉钧去找王辛笛先生时，是有备而去的，因为不止是国共长期分裂所造成中国现代文学血缘的截断，“文革”十年浩劫，也使人在惊愕悲痛之余，急欲相询。然而相见之下，似幻如真，许多问题卡在脑海里，欲说还休。
记得那天下午，因有太多的话要问，一时三刻，却无从问起。唯在漫长交谈里，觉得有一种欢欣，不是劫后余生，而是物以类聚。那种亲切，非外人所能明了。辛老谈兴极浓，微带沙哑的声音，就是他的标签；虽然诗人常有意无意间，以此致歉，但是我们都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声音———纯真、睿智、宽容、有主见、更有所为有所不为。
为了这次初会，我写了一首《春夜洛城闻笛》，当然取自李白诗歌同名巧合，以及内里“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之句。然而大家都会知道，洛城不是洛阳，笛子也只有这一支辛笛最为响亮，唯此一家，并无分店，千古绝响。我说：
今晚我该向你打听谁？
或者请你代向谁致候？
春天的洛城，
橘郡的白色橙花如醉，
“而有一点淡淡的馨凉
可是凝神的眼看了你
就尝有一点野百合的苦味
原来你在美丽中瘦了”
最后四句，不敢掠美，当是取自辛老名诗《姿》。其实何止如此，我在上诗中还不断引用其他诗作如《Rhapsody》内诗句，只示我对他诗作熟谂，当时颇为得意，现在看来则觉有点近乎声闻辟支的小神通。此诗后收在我的诗集《双玉环怨》，辛老也附录在他的诗集《印象·花束》内。
没想到短短不到半年，同年1981年的11月，我踏上了初次中国大陆之旅。由于艾青先生推介，得蒙中国作协邀请，让我有机会见到冯至、卞之琳及沈从文等先生。在北京，也见到《九叶集》诗人杜运燮及陈敬容等先生。“九叶”诗人讫此除穆旦先生早于1977年逝世外，我已见其半，包括袁可嘉先生（也更让我联想并怀念许芥昱）。记得那本1981年刚出版的《九叶集》，也是陈敬容女士交给我的，没有下款，只有“九叶”印章，极其古朴雅致。
我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多日，除作协外办人员外，辛老均全程陪伴，包括联袂赴杭州、绍兴等地，因此有较多时间相处交谈。故国重逢，倍添高兴（辛老后来写有《人生难得是相逢》一诗）。此外，和前辈相处更如沐春风，他背景和我相若，彼此虽分别在不同地方完成学业，但主修都一样。他在清华念的是外文系，在英国爱丁堡念的也是英国文学。我和他交流完全没有隔阂，甚至因他深厚的国学基础，不断得以启蒙。我们在上海、杭州那几天可谓形影不离，不止复旦、豫园、城隍庙等地，就连晚上到市郊看越剧，也是他作陪，在剧场内看到辛劳的他打了一个盹，我才明白他连日对我的照顾与真情。
离开上海前夕，记得我们谈到字画文物，挥别已是深夜，但翌日一早他又来旅馆看我，携来给我写的一副对联，墨迹犹新，看来是连夜给我写的，我只能报以深刻感动。自后数年，辛老及夫人徐文绮女士都有一大段时间住在美国女儿圣珊家。我们两家人交往不算频密，但有固定来往，文绮女士亦是文学中人，交谈没有一点隔阂，我们谈到的文坛，她都熟悉。她绰约大方，谈吐蔼然，和辛老生动的风趣谈笑配合，鹣鲽情深，真是天造地设一对。我觉得那几年是他俩一个调适期，“文革”干校之余，得以享受到西方文明自在。但是终于又决定回沪了，也许他们从没有想到离开过，但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关键性决定。
因为，继续留在洛杉矶又如何？
虽然依依不舍，总觉得他回沪决定是对的，上海等待着他，中国等待着他。他不属于洛杉矶或美国。辛笛是中国的，他是中国的诗人。
天可怜见，1988年5月，我们又在新加坡见面了。真是人生难得相逢，我们却一逢再逢，可谓有缘，而且也是朝夕相处了一星期之久。那是应新加坡文化部及任教在新加坡大学的好友王润华之邀，分别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作家共赴狮城，参加世界“作家交流周”活动。该年我适好在台北客座，并与简、陈义芝成立大雁书店。
那是非常快乐甜蜜的一周。不止与辛老在一起，还加上旧友张润梅、丁晓霞及润华、淡莹夫妇。晓霞是好友诗人林绿的妹妹，为西雅图多年旧识。她工绘画，善煮茶。有一天，润华夫妇带我们到她家赏画品茗，晓霞赠我一幅三鱼图，辛老欣然在画上题字：“春波荡漾，三鱼同在水深处。晓霞作画，付与张错补壁”，后又补记：“三鱼者乃晓霞、翱翱、辛笛”。童心烂漫，亦庄亦谐。我之旧名知者不多，唯老友或如辛老等诸前辈悉之。
后来辛老在其古体诗诗集《听水吟集》内亦有诗记其事，并谓晓霞作画，“丽云满纸，气势之盛足以夺人，笔下鱼群出入荇藻间，宛转自如，其乐更胜于濠梁之上。”诗中更以晓霞嵌字入句———“晓月清风颜色好，霞光绚烂到芳菲”，是妙笔。
新加坡的牛顿圈露天大排档最是有名，润华曾带我们宵夜，辛老亦有《小酌》一诗记述———“灯火通明肆竞张，绿阴丛里菜羹香。故乡风味家家有，远客如归愿暂偿”，南洋风光，如在眼前。那时我们白日谈文说艺，晚上约三五友好，如英培安、林木海等人欢聚畅谈，蕉风椰雨，十分写意，而我和辛老诗观，多所契合，睥睨四合，豪迈谦逊，兼而有之，经常抚掌大笑，莫逆于心。
和辛笛先生最后一次结缘，是为他重新编印《手掌集》。1989年3月，台北大雁书店出版了辛笛的《手掌集》，印刷精美，古雅脱俗，有线装书风味。封面用带有草纹的松华纸，内文用正反面粗细不同的山茶纸，共印二千册。和其他版本不一样的是，这是一本诗集与评介的合集。卷首以“九叶”诗人唐写的评论作为导读，然后才是《手掌集》文本。文本后面又附录多篇评介，包括痖弦、也斯、王圣思等人的文章。最后附“辛笛小传”。王圣思后来对这本书有很好的报道，在她那本《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内，非常详尽地交代了书出版前后的经过。
《手掌集》属“大雁经典大系之四”，前面三本，是卞之琳《十年诗草》、冯至《山水》、何其芳《画梦录》。多年后大雁书店歇业，这些书籍均成为民间的珍藏稀本。
今年年初我收到辛老过世的消息，心中十分难过。随后稍为释然，他终于追随他的老友萧乾、卞之琳———走入历史的另一章了。他是一个好好的人，在忘年的交往里，我喜欢他，怀念他，也舍不得他，他是我心头的一种温暖。一直想写一文以志，但俗务羁身，就是忙不过来。及至执笔构文，一时思潮澎湃，思念欲狂。想起了他《门外》一诗，遂用里面一句来做本文题目：
在这岁暮天寒的时候
远道而来
且又有一颗怀旧的心
我欢喜
仿佛又回到旧时那些日子里，与他漫游天地，听到他开朗的笑声，以及用那沙哑声带说：“我欢喜”。
张错稿于2004年万圣节美国洛杉矶
上海《文汇报》2004年12月1日
追念辛笛先生
张德强
近日整理书柜，发现一本用布袋套起来的别致的书藏于深处，抽出来一看，原来是由台湾诗人张错主编的“大雁经典书系”之一———辛笛的《手掌集》。棉质道林纸的封面，书脊用深蓝宣纸粘起来印上银色书名，精致典雅，质朴厚实；翻开扉页，有辛笛先生的亲笔题签：“德强慧珍贤伉俪存念，辛笛，1989年8月在上海”，所盖图章却是“人间过客”四字。书内还夹着一页剪报，是当年发表于上海《联合时报》的辛笛的文章：《诗缘都自铸情来》。看到这熟悉的字迹，重读那一首首含蓄隽永的诗作，我不禁深深怀念起我所敬重所爱戴的老诗人辛笛先生来。
知道辛笛的名字，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九叶集》。那时我正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第一次接触到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九个青年诗人的诗，十分惊喜：诗原来也可以这样写！辛笛的诗列在最前面，短小精致，宛若随心闲写，不作着意雕饰，朴实的字句间深蕴着人生哲理。我立刻爱上了这些小诗。1980年11月，杭州的几个青年诗歌爱好者自发成立了“我们诗社”，我也是其中一员。诗社邀请辛笛、公刘等老诗人为顾问，我这才得以与辛笛先生面对面直接交往，亲耳聆听他关于诗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