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是中国知识分子于动荡中求变的一年。中国社会的动荡始终是起因于战争和外交——在南方，有7月的直皖战争、8月的粤军讨伐桂系；在北方，则是驻日公使蛮横无耻地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要求直接交涉，从而引发全国各界的示威和抗议。与这一事件同时并行的是王光祈宣传并开始倡导组织"工读互助团"。它代表了知识分子体验人生、改造社会的理想。"工读互助团"虽然寿命短暂，但其团体的兴衰过程却很值得在这一年大书一笔。其原因一则是其在全国的影响甚大，几乎形成一个运动：二则是举凡五四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精英人物大都参加了这一团体。而其不久之后的破产，则更是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大。其后，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即积极研究和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而文化思想界的统一战线也由此而更加分化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曾经创办利群书社的恽代英。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疾速前行：而曾经与之并肩为新村主义呐喊的余家菊，则和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国家主义派分子，滑向历史的右翼；而作为工读互助团的主要发起人的王光祈，则于同年底留学德国，走上音乐救国的道路。作为工读互助团实践失败后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乃至前行的先进知识分子，此时的革命实践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在理论上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其具体标志就是从年初的社会主义大讨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年终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的成立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创建：其二则是先进知识分子投身于切实的实际运动之中。他们在"劳工神圣"的口号中，与工人弟兄们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坐在了一起，开始了与工人阶级的逐渐结合。同时，一批先进分子为探索救国真理，毅然走出了国门，浮槎西渡，勤工俭学，其目的性之明确，使它明显区别于以前的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1920年是继续保持着"五四"的锐气和理想、承上启下的一年。
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
由于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反帝斗争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为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掀起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其中，上海、北京、唐山等地的纪念活动规模较大。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第一次隆重纪念五一劳动节。从4月10日开始，上海各工人团体就着手筹备纪念活动，并于五一节前夕，连续发表纪念宣言。这一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严重注意。5月1日，军警森严，阻止纪念大会的召开。由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虽经数次迁移场所，大会终于开成。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宣传了"劳工神圣"及今后工人应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的思想。<新青年》在五一节前一个月（7卷5号，4月1日出版），即发出《特别预告》，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当作我们’游惰神圣"的民族一声警钟！"《新青年》在5月1日出版的7卷6号，即"劳动节纪念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该刊还约了13位工人题字，其题字内容有"不劳动者之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先施公司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怡和纱厂工人刘光典）、"人的生活与快乐惟劳动界合有之"（恒丰纱厂打包间工人李善让）、"促人类安全之幸福各食其力而已"（新怡和纱厂打包间工人严鉴堂）、"黜逐强权，劳动自治"（植树工人刘朗山）等。此外，该号还发表了各国的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初步结合。除《新青年》外，国内许多报刊，如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情况和发表纪念文章。《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也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在广泛宣传五一节的同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还走向工厂，和工人们一起庆祝这一节日。五一节当天，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和工友一起，在二院大讲堂举行了纪念大会，李大钊和学生代表在会上讲话，何孟雄等8位同学还雇了两辆汽车，到处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邓中夏等几位同学，也在当天赶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对工人进行讲演，并散发《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邓中夏还率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利用春假举行了第一次"乡村讲演"：第一组以丰台为中心，到丰台、七里庄、大井村；第二组到长辛店和赵辛店；第三组到通州农村，短短几天，累计听众即达900多人。经过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和宣传，扩大了工人运动的影响，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当时的舆论界评论说：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的潮流滚滚而来，"劳工神圣"的声浪也就一天高似一天，到了1920年，北京人士虽然感想不尽相同，但几乎没有不晓得劳动节的。单看这一点，中国这一年的进步已不能算不快。
直皖战争
北洋军阀之间爆发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加紧培植自己的在华势力，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美国则扶持直系军阀冯国璋以及冯死后的曹锟和吴佩孚。这种情况在中国政局上的反映就是直皖矛盾的激化以至直皖战争的爆发。1918年9月，段祺瑞御用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冯国璋被逐出北京政府，北京中央权力为皖系所控制。1919年6月，段祺瑞的得力干将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不久又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事宜，使皖系势力伸人西北地区和外蒙。皖系势力的扩张和对北京政权的把持以及对直系势力的排斥，引起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也使奉系军阀受到威胁而深感不安。1919年秋，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龙江都督孙烈臣）结成反皖七省联盟。在反皖活动中，直系吴佩孚充当为急先锋。此时吴正驻守湖南衡阳，处在与南方护法军政府对峙的前线。1918年8月，吴佩孚连续发出"罢战主和"通电，抗命段祺瑞皖系的"武力统一"。1919年10月，吴又与南方政府实力派签定互相援助的军事秘密协定。并于1920年初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撤防北归的要求。段祺瑞认为吴军北撤必将威胁北京政府，而南方政府部队又会乘吴撤防之际乘虚北上，因此决定采取措施阻止吴军北撤。1920年2月中旬，段祺瑞为部署阻吴北归的力量，逼迫国务院撤换与直系有关的赵倜的河南督军职务，改派其内亲吴光新继任，又派御用政客、安福系的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此举不仅遭到吴佩孚的反对，也使赵倜恨恨不已，遂以"保境自存"为借口，对段采取行动，参加了反皖阵线，使七省联盟扩大为八省联盟。1920年4月9日，曹锟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开八省联盟会议，策划对付皖系的武力行动。5月20日，吴佩孚从衡阳撤兵，5月底退至武汉，得鄂督王占元资助，继续北上，6月初行抵郑州。吴军北撤，南方军队随即北进，驱逐了统治湖南的皖系"骁将"张敬尧，占领湖南。此时，奉系部队也以北京防卫空虚，需要"拱卫京师"为借口，一部进入关内，配合直系倒皖。张作霖本人则以"第三者"身份，调停直、皖间的纠纷，但未获成效。双方冲突愈形激化。7月1日，曹锟、吴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7月4日，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皖系军阀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司令等职，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收。面对这种局势，皖系也多方积极部署，指使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联盟，在召回徐树铮时将全部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7月8日，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国务院成员和军政首脑特别联席会议，发布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通电，呈请总统下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瑛等人官职，交段亲自拿办。对此，徐世昌表示为难，不敢下令。段祺瑞于是派兵围困总统府，胁迫徐世昌。7月9日，徐世昌被迫盖印发表惩办曹、吴的命令，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交陆军部依法惩办"；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同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名"定国军"，在京郊团河成立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7月10日，段祺瑞下总攻击令，战幕正式拉开。
为对付皖系的进攻，直系则组织"讨逆军"，设大本营于保定，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指挥西、中两路；东路由曹瑛、李景林为正副指挥。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赵倜等联名通电讨段，吴佩孚等通电宣布段祺瑞、徐树铮罪状。7月13日，张作霖发布派兵入关通电。同日，段祺瑞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檄文。直、皖两军于7月14日正式开战。
直皖战争的战区分为东西两路。西路在京汉沿线，是主力战场；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皖军在直隶涿州、固安、涑水摆开阵势，14日，以刘询第十五师为先锋。向驻高碑店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阻击，双方胜负未分。7月16日，由天津开来日本"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二英里以外。直军防线由此被打开一道缺口，皖军乘虚而人，直军放弃杨村，退守津郊北仓。7月17日，战局突然发生重大变化，在西路，吴佩孚率领从高碑店撤出的直军，向皖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突击，皖军从高碑店败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皖军刘询第十五师原为冯国璋的卫队，属直系旧部。冯死后该部归属段祺瑞管辖，现被迫与直军作战，且情况突变，故不战而退，大部投降，小部逃向北京。7月18日，皖军前敌总指挥曲同丰向直军投降。19日，曲密电段祺瑞请依法严惩徐树铮。曲同丰的投降倒戈，使皖军受到沉重打击，一溃而不可收拾。东路战场的皖军，因西路战败，又有奉军助直作战，也由胜转败。17日，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在廊坊得知西路皖军战败，丢掉战事，匆忙赶回北京。所部失却统帅，不战而降。至18日，直皖战争胜负已决，皖系失败，段祺瑞花费巨大代价编练的所谓"边防军"，仅四五天的功夫即全军覆没。7月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23日，直、奉军进入北京北苑、南苑。直皖战争至此结束。直皖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10万人，主要是段祺瑞、徐树铮直接指挥的边防军和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军，而其余各省两派军阀的部队则基本上未动，战争中被消灭的只是边防军，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则鲜有变动。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权为直、奉两系主要是直系军阀所控制。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
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谈判开始于1920年中，最初是与远东共和国进行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喘息机会，在列强的包围下，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苏俄政府奉行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甚至不惜为此作出暂时的重大让步。苏俄这一时期外交政策的任务之一就是避免在远东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并准备好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旦向俄国重要中心发起新的进攻时予以还击。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抵制波兰军队的进攻，而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苏俄决定在远东地区成立一个"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是在列宁亲自指导下，由原苏俄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具体负责创建的。1920年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克拉斯诺晓科夫为会议起草声明，宣告正式建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该共和国包括阿穆尔省、滨海省、外贝加尔省、库页岛省、堪察加省和划归中东路的地带。1921年1月，远东共和国制宪会议举行选举，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远东共和国对华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其非苏维埃形式，建立和发展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同时，为尽快解决中苏之间的悬案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根据这一政策，1920年5月30日，远东共和国外长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提议两国建立正式关系，并设立领事机构和举行官方代表会议。6月，优林使团来华。该使团的权限很广，不仅能就经济及外交关系等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而且有权签订条约，并被苏俄政府授予解决中东铁路等问题的权力。但北京政府担心与远东共和国接触会引起列强的不满，迟迟未准使团进京，直到8月26日，始准优林以"远东共和国商务总代表"名义经库伦抵达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