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原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亲蒋（介石）分子就退出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这样就使青年军人联合会更加纯洁，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团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加人孙文主义学会，孙文主义学会也拒绝共产党人加人，这样该会也成为单纯的国民党右派组织。1925年9月，该会创办了《国民革命周刊》，宣传所谓孙文主义学说。在上海"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宣言中，公开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高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扰乱了我们的民生救济之步骤，阻碍我们国民革命的大团结，在现在的中国，是不能行这种不占国情的主义的"。在其另一声明中，又诬蔑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造成了"亡党之祸"，宣称"孙文主义学会"是"为纯粹三民主义信徒所组织"，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派是不能接受的。在该会出版的《革命导报》的《发刊词》中，攻击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宣称"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面而论，共产党完全是国民党的叛徒"。《革命导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充当新右派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喉舌。有的文章公开提出"合则互损，分则两便"的分裂理论。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在成立前就早有活动。在蒋介石的怂恿支持下，他们经常找校内共产党员"惹是生非、寻衅肇祸"。他们中一些人与"西山会议派"谢持、石青阳等人互通反共声气。"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后，广东"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和活动也有所增加。1926年元旦，"孙文主义学会"拟向国民党"二大"提出反共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凡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跨党党员应无被选举权；凡国民党员不能宣传其他主义及政党事等。但由于当时广州形势对他们不利，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未敢抛出上述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实行孙文主义的旗号，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坏国民革命。他们在《国民革命》和《孙文主义丛刊》等刊物上进行反动宣传。因而孙文主义学会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孙文主义学会专门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作对，千方百计寻衅肇事，监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活动，偷窃共产党的文件，甚至于殴打枪击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倪弼、陈肇英等，还积极参与了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的阴谋活动，充当了蒋介石排挤、打击共产党人，篡夺第一军以至整个国民革命军军权的工具。蒋介石虽然支持孙文主义学会。但看到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之间形同水火的斗争，直接影响到黄埔军校的团结统一，不利于其势力的发展，转而企图对两会的斗争加以控制。1925年12月8日，蒋介石在潮州召集第一军各级政治部职员和党代表开会，提出了两条调和党争的办法：（1）校内共产党员的活动均应公开；（2）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应向国民党特别部声明。《调和党争办法》事实上是想对共产党的活动加以控制。1926年2月2日，蒋介石召集两会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作出了所谓四项办法："（1）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两方面干部互相加入；（2）两会在本党军校及党军，须受本校校长及党代表指导；（3）团长以上高级长官（除党代表外）不得加入两会；（4）两会会员对此有不谅解，得请本校校长及党代表解决之。"这四项办法的目的，仍是企图控制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并未得到解决。"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个人权力，于4月7日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存在"实于集体化、纪律化之旨相妨碍"为借口，下达了"取消党内小组织校令"。上海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11月29日，参加成立大会的会员达600余人，出版有机关刊物《革命导报》。北京的"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于1925年12月。此外，国民党右派石青阳在四川，易家钺、谭基在湖南的长沙和常德也建立过"孙文主义学会"。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同外地的"孙文主义学会"之间虽无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各持独立，但他们的宗旨大致相同，皆为反共团体。4月10日，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布《解散通电》。4月20日，孙文主义学会发表《自动解散宣言》，宣告孙文主义学会结束，但仍表示"本会同志之信仰、研究、宣传实行孙文主义初衷，则始终不渝"。孙文主义学会虽然在组织上已不复存在了，但其反共、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两组织之间的斗争，又转移到黄埔同学会中进行，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
第二次全活劳动大会
5月1日至7日在广州召开。大会是在国共合作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为了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力量，确立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召开的。
此次大会的召开是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是中国工人运动再次高涨的结果。1922年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受苦受难的根源，指出了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大会使全国工人运动从分散逐渐走向统一，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大会未能制定发动、组织工人斗争的纲领，对当时的工人斗争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为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开始执行扶助农工的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时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工农运动从"二七"惨案之后的低潮逐步恢复与发展。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与秘书冯菊坡（中共党员）共同支持工人运动。1924年广州成立了广州工人的统一组织——广州工代会，并迅速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运骨干，建立工团军，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它所领导的沙面工人大罢工，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局面，成为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1924年1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工人部颁发了《工会条例》，推动了工运的高涨。工人们积极组织起来，工会组织纷纷出现，并进一步联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1925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工人罢工，武汉人力车工人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标志着全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共"四大"规定了职工运动的斗争策略：（1）主动力争工会公开；（2）主张工会的统一；（3）在罢工斗争中所提的口号要适当，切勿过高；（4）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切勿模糊阶级观念。大会同时还提出了开展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对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人的政治教育以及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本应由中共中央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负责召集，但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极力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为保持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避免国民党右派的攻击而发生分裂，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团体名义，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4月8日。上述四团体正式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等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刘少奇作为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参加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会议文件。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81人，代表了166个工会组织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代表主要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和部分无党派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奥斯脱夫斯基出席了大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发了贺信。
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破坏工人运动的工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全国工友要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大会讨论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盟、经济斗争、组织问题等30多个决议案。《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中再次强调了无产阶级应成为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领导者。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在《工农联合的决议案》中反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在《组织问题的决议案》中阐述了工会的阶级性和组织形式的灵活性，指出工会组织的性质、工会工作的内容以及工会教育都是阶级的，因此工会会员"不宜包含雇主、高等职员及包工头等与工人利益相反的分子"，但是"职工运动的组织形式不可死板，须特别灵便，不仅要适合本国工业发达的程度，并且要适合本国的政治环境、文化程度以及历史的特点"。在《铲除工贼决议案》中阐明了工贼对工人阶级的危害及铲除工贼的办法。在《经济斗争的决议案》中则强调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指出工人阶级的"每个经济的斗争同时就是政治的斗争"，并规定了在职工运动中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迫切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在《对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中，还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拥护它的一切政策。大会的最大成就是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确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为自身利益而奋斗。大会选举出林伟民、苏兆征、邓培、刘文松、孙云鹏、刘少奇、李启汉、邓中夏、孙良惠、刘俊才等25名委员组成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启汉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全国总工会总机关设在广州惠州会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建立，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领导工人阶级为民族民主革命奋斗的总机关，对全国工运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会的各项决议阐明了工人阶级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工农联盟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和工会组织的阶级性，规定了工人阶级目前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具体目标，确定了中国工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正确方针和原则。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标志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把中国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加速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通过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等决议案的实施，对于发动工农群众，深入开展工人运动，促进以五卅运动为中心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积极的作用。
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
5月1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胜利召开。这次大会的召开成为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标志。
广东农民运动早在1922年就已从海丰开始，其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彭湃。7月29日，海丰第一个农民组织"六人农会"成立。这个农会组织是海丰总农会的初端，也是广东省最早的农会。随后不久，彭湃又把六人农会扩建为"赤山约农会"，并于10月25日在农山天后庙召开成立大会。"赤山约农会"是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团结、教育和组织农民的新型组织，它比"六人农会"更加健全和成熟。赤山约农会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海丰地区农民运动。到1922年底，农会组织迅速地发展到平岗、银镇、河口、公平、西河、青湖、旧墟十余约，共98个乡建立了农会。在各地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在海丰县城正式成立，彭湃亲自主持大会并被推选为总会会长。海丰总农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县一级的农会组织。总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豪绅作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发展农村公益事业，领导农民创办了"农民学校"，农民及其子女可以免费上学；并努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免费为会员看病。
海丰县农会的建立和发展，为全省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发展，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相继建立农会。为了适应农民运动的发展，海丰总农会于5月间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设立县农会。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农民运动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到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惠来一带。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省农会的成立提上日程。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会。省农会执行委员共有13人，彭湃任执行委员长，下设10个部，包括庶务、卫生、财政、仲裁、宣传、教育、文牍、调查、农业、交际等，会址设在海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