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觉悟社成员在学习研究各种新思潮著作的同时，领导天津学生积极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后仅两天，由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爱国团体推选出的代表团一行6人来到天津，请求天津学联邀集全国各省代表到北京为山东问题再来一次大请愿。天津学联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出名约集。并派出代表和山东代表同赴上海。在他们的提议下，上海全国学联邀集各团体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约定全国各地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行动计划。9月20日。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长辛店、通县等地的代表共31人集结天津，随后在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召开会议，详细讨论了晋京请愿的内容和具体步骤。10月1日，代表们在北京中央公园集合后，向总统府请愿。为支援代表们的斗争，周恩来率觉悟社成员同车到京。代表们在新华门前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晚10时，反动军警实行武力镇压。31名代表被逮捕关押，其中有觉悟社社员郭隆真、关锡斌和黄正晶等。代表们被捕后，周恩来立即和北京学联磋商营救代表事宜。10月10日，周恩来推动和领导天津各界群众5万人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了双十节示威大游行，并派出代表赴省公署请愿。请愿遭到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武装镇压。10月1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发表由周恩来用白话文起草的短期停课宣言。宣言要求惩办杨以德，并表示了学界罢课的决心。在这次斗争中，觉悟社的社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当了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印标语、写传单等。在觉悟社的影响下，从这次罢课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联联合办公。觉悟社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力量。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为了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觉悟社于2月间推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召开了3万多人的国民大会，提出了撤换日本领事、赔罪、赔偿、惩凶等项要求，并当场焚毁了搜查出来的日货。接着，觉悟社又推动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和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1月25日，天津反动当局对群众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强行封闭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并逮捕了前往省公署请愿的各界代表20多人。1月29日，在觉悟社周恩来、谌志笃等骨干分子领导下，天津各校学生3000多人走上街头宣传讲演，散发传单，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示威，坚决要求反动当局启封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结果，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四代表在示威中被捕，50多人被打伤。在狱中关押期间，周恩来和其他同学与反动当局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与警察厅长杨以德当面抗争。周恩来还向狱中同学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论及马克思传，多次组织讨论会，讨论国家形势和社会改造问题，并写下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目录》。在周恩来等代表被捕期间，全国各地掀起了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运动。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全部获释出狱。8月初，觉悟社在天津法租界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并且指出，当时的团体虽多，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趋于一致，才能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会后，周恩来等11位社员来到北京，于8月16日上午和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的代表共20多人在陶然亭聚会。会议由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邓文淑（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活动的经过，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把觉悟社在天津年会上议论的几点关于"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说明。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指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惟有如此，对内才能够团结一致，对外方可以与人联合。其后，各团体又先后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和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几次会议，决定成立"改造联合"，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呼吁"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到民间去"，"切切实实的做点事"。约章规定"即须举行之事业"为："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改造联合"会议之后，觉悟社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领导下，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为了寻求探索救中国的道路，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刘清扬等觉悟社的骨干分子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继续求学、就业，分散各地。此后，觉悟社逐渐停止了活动，但分散的社员之间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3年春，邓文淑（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员在天津《新民意报》创刊不定期副刊《觉邮》，第一期即发表了周恩来给她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及其他几封信。第二期又发表了周恩来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在此前后，觉悟社的成员有半数以上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觉悟社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中国革命运动洪流的典型。
福州惨案
自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日本帝国主义割占台湾，掀起"割地狂潮"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既得台湾，更觊觎福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扩大在福建的势力，并对福建人民的反抗行动予以镇压。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福建各界群众纷起抗议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有时焚毁日货。但驻福州的日本居留民团，竟于11月16日午后6时，集众数十人，持械寻衅，故意与学生发生冲突，结果日人殴伤学生7人，殴毙一人，并伤市民多人，一时全国震动，是为"福州惨案"。
惨案发生后，驻福州的日本侵略当局，不但不对凶手严加惩治以谢罪，反而电请本国政府借口保护日侨派舰来闽，进行讹诈。消息传出，福州学联率起抗议。学联向全国各地的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电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北洋政府的媚外丑态进行了揭露，指出："衅由彼开，损失均在我国，……只论强权，不问是非，军阀卖国政府昧心隐忍，与之交涉处处让步。虽因外交暗弱，究竟由于亲日关系造成失败，不能彻底坚强抗争，反而摧抑民气。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之责任。"接到福建学联请求声援的急电后，刚刚成立一周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自11月17日起，便连日急电各地团体、报馆，请一致声援。23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又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决不供给日本一切米粮煤铁及各种原料"。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12月1日就闽案电告各地学联，要求各地每日多派学生游行演说，痛陈日人野心，唤起国人一致力抗，并敦促北京政府外交部与日本政府严重交涉。在全国学联的号召下，各地学生抗日怒潮再起波澜。11月29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齐集天安门，议决分为30队游行示威。学生们的这次游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有组织专人侦察日本使馆和反动军警方面动静的。游行队伍沿途散发了100多种传单，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福州不可失"、"力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还散发了《泣告全国同胞书》。12月7日，学生们又联合北京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强硬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福州的领事，要求日本惩凶、道歉，并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大会还决定北京各商店一律不卖日本货，并由北京大学等20多个团体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接到福州学联的来电后，立刻在11月30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时复电福州学联，表示慰问和支援。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各团体相继上台讲演，并通过了致北京政府和复福州学联的通电。会后，当场焚烧了自"1895"半年多以来因违约而被没收的10余车日货，内有肥皂盒、脸盆、手巾、东洋钟等。焚烧日货后，数万名由学生、工人、商界、报界、宗教界、教育界等170多个团体，其中有30多个学校、80多个行业的商界公会和码头搬运工、人力车工人等组成的游行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各举旗帜，高呼口号，情绪之激昂热烈，为"五四"以来所仅有。游行队伍所经之处，各马路店铺都在门前备好茶水，欢迎和慰劳游行队伍。在上海，上海各界大会于11月23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参加者达3万人。大会邀请福建代表报告"福州惨案"经过，并议决八项要求，要求北京政府外交部迅即交涉、坚持：（1）更换驻闽日本领事；（2）由日本政府谢罪；（3）慰恤死伤者；（4）惩办犯罪日人；（5）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6）惩罚驻闽日本领署警察长；（7）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8）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上海学生会评议部还决定：福建交涉关系中国存亡，为唤醒国民，激励民气，上海学生罢课四日，全体出发演讲并散发传单，劝阻各商店不进日货等。"福建惨案"的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各界即在12月3日召开大会，表示对闽案声援。接着山东学联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学生来省于12月25日开联合大会，并拟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以声援福州学生，加强闽案交涉。但济南反动当局竟于23日将学联取消。学生要求恢复未准，遂于24日一律罢课，并拟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命军警包围各校，强阻学生外出。学生们奋不顾身，冲出重围，被军警殴伤多人。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职员工的极大愤慨，纷纷宣布停职罢教。除北京、天津、上海、济南之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嘉兴、南昌、如皋、武汉、九江、长辛店、南通、镇江、昆明等地都开展了声援闽案的活动。一时间，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日爱国运动。声援闽案运动成为全国性五四爱国运动的殿军一战。
李超之死
五四运动期间引起各界展开妇女解放运动讨论的事件。李超，广西梧州人，父母双亡，姊妹三人。父有一妾，李超随其长大。李家财产殷实，但依照传统的伦常，女儿无继承权利，因此招来一个侄儿（即李超名义上之兄长），按照封建家族的传统，承续香烟。李超自幼上学，曾在梧州、广州等地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7月，赴北京入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初为旁听生，后改正科生。同年冬，因体弱多病，经医生确诊为肺病，人首善医院治疗。因心情抑郁，经济拮据，病又加重，于同年8月16日病死于法国医院，年仅二十三四岁。李超死后，初始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只是在她的书信被朋友们整理时发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李超因其性别，在家中备受歧视，被其兄嫂视为眼中钉，没有丝毫的家庭温暖。还在她20岁时，其兄嫂即想把她很快嫁人，以便独吞家产。但李超执拗不已，坚持用家庭的钱财来供给自己上学，因此益发为兄嫂所忌恨。他们不仅断了李超的经济来源，甚至还写信告诉她的姐夫，不许对其进行接济。李超远离家乡求学，告贷无门，又碍于自尊而不愿将此家庭丑事外扬，最后于贫病交加中死去。李超的境遇震动了全社会，由此引发了妇女界、教育界的大讨论。人们普遍认为，李超之死并非个人问题，而是反映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切实问题。它向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男女平等的问题，即有女为什么不算有后，女子为什么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2）女子教育和经济独立问题，即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必然阻碍着妇女的思想解放，而如果妇女不在经济上取得独立，也就无法取得受教育的权利。李超事件由此被各界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由她的朋友们发起召开追悼会。1919年11月30日，李超追悼会在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召开，到会人员踊跃，达千余人以上。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学者均到会并发表演说，全场感动，满座恻然。到会的男女学生也纷纷上台发表演讲，控诉封建的家族专制制度和旧的道德观念，呼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和呐喊。这次大会还收到了追悼挽联近千幅。蔡元培等人也都送了挽联。蔡元培的挽联是："求学者如此其难，愿在校诸君，勿辜负好机会；守钱虏害事非浅，舍生计革命，不能开新纪元。"胡适还写了一份约有六七千字的《李超传》在会上散发。胡适认为，李超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嗣的大问题"。他号召人们对宗法社会制度展开抨击。追悼会从下午2时到5时整整开了一个下午。事后，女高师的学生还为李超之死编写了话剧，到天桥等地上演，并将收入所得举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识字班等，一直坚持了几个月。李超事件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后，要求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女子高等师范即将毕业的本科学生，希望到北京大学深造，有些女生甚至直接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详论男女同校的理由。在教师方面，主张男女同校者也愈来愈多。在这种情况下，1920年2月，北京大学一改以往旧例，正式招收女生入文科旁听，不久即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就读。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此后，全国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风气，即逐步传播开来。
湖南驱张运动
至1920年间，湖南人民在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领导下进行的驱逐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