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位居《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后代的历史学家大多采用了《史记》中首创的纪传史体裁。作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巨作与文学名著，后世对《史记》相当推崇，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由司马迁撰写，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内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后来的《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史记》一共130篇，50多万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为通史，它不同于以前史书只记载某一时期，如《春秋》、《战国策》，而是上记轩辕，下至汉武帝，纵贯三千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翔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我国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作为纪传体，它又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2000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纪、传，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纂修《史记》的动机如下：
秉承先父遗志。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由此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在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的缘由所在。
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有些篇幅已经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10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少10篇是因为皇帝没给他，不能说《史记》真的缺了。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
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重视《史记》。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