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辉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始人。
陆费逵因家庭原因，早年几乎没受过任何正规学校教育，全靠自学成才。1902 年春，陆费逵在南昌创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兼教学工作，是为踏入社会之始。
1905 年春，在武昌与刘静庵等发起组织日知会，并起草章程。1906 年冬，进入上海文明书局任编辑员。1908 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编辑员。1909 年，改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部长、师范讲义社主任，创刊并主持我国第一个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
1911 年武昌起义后，陆费逵预料革命必成，而中小学教科书将有变革，在建议商务当局未果后，与戴克敦、陈寅、沈颐等自行编写并秘密排校《中华教科书》。以此为契机，陆费逵于1912 年1 月1 日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从此主持中华书局事务达30 年之久。在其主持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中华教科书》等多套中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华侨学校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翻译出版了《物种原始》、《国富论》等中外学术名著；整理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典籍；出版了《辞海》、《中华大字典》等工具书；创办了《大中华》、《小朋友》等著名期刊，建成了国内先进、亚洲前列的印刷厂，建设了遍布全国的40多处分局，一跃成为中国近代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出版重镇。
1941 年7 月9 日，陆费逵病逝于香港，享年56 岁。
陆费逵服务社会近40 年，服务出版业38 年，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 年，并长期担任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主席。陆费逵一生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文化和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总觉得这些问题与困境需要他予以关注、思考与批判，不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于心不安。陆费逵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的职业是出版，他的思考是教育和社会，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紧迫追赶着时代。陆费逵从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起，担任局长、总经理整整30 年，1926—1929 年还兼任编辑所所长。但出版只是他实现理想的一个平台。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施展他的抱负。
他本来可以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但他不愿如此，他成为转型时代的知识人物。更准确地说，清末民初易代之际，陆费逵是与时俱进的一代创业者。
一
陆费逵曾说过他“自己一生只付过12元学费”。曾自述其青年时代的自修，说他儿童时代，读书七年，其中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他的母亲教他阅纲鉴，习珠算，讲故事，进步得很快。13 岁时，略阅时务报及新书，颇受新法影响，便要求不再照旧式读书。母亲就让他自修，他自己定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两小时，史地各一小时，并做笔记，读日报先看《字林西报》及《申报》，后来看《中外日报》。他看报无论新闻、论说、广告、都一字不放过。有不解者，即查字典及类书，查不着即记入小册，问父母及亲友。陆费逵自言道，他从小没有作文造句，母亲主张多读多看，后来随便作文，被四川名士朱虹文见到后说：“你很有意思，文章也不错，不过不甚简练。你如高兴作文，我可以给你改。”于是他动笔写文章，其中有一篇《伯夷论》，内说：“伯夷并非反对革命，而仅反对武王‘以暴易暴’。武王之暴，何以不见史籍，则以周代有天下八百年，无人敢记载之故。”旧时作文，以循规蹈矩中合程序为主，此篇翻历史之案，一语惊人，他的师友争相传阅，认为这孩子前途无限。到了主持中华书局，陆费逵“职务甚忙，不克努力自修，但每日总读书一二小时。遇编辑上有问题时，多与同人共同讨论，或检阅有关之书。现虽年逾半百，患肠病及心脏病，然不求甚解之书，固仍未间断”，他多次强调自己的这种读书精神，多次将这种经历写出刊发在中华书局的《中华月报》以及《进德季刊》这些刊物上，以此告诫中华书局的同人。这种读书的勤奋，对于一位成功人士是难能可贵的，在业界竞争持久力的源头上增强了自己的学养。终身学习是这位出版人与时俱进的一个内在动力。
他是一个实践精神很强的出版家，具有创业者的胆识和魄力，雄心与才干。他在少年时期就“不肯以第二等人自居”。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团体日知会，重要文牍都亲自起草。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他结婚不声张，婚后第二天即照常上班。商务的旧臣蒋维乔对此感叹说：“于此小节，可见陆氏为人之奇突，其能创造中华书局，非无因也！”陆费逵从事出版后，在出版界有“见事明，处事敏”之称。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强干，秉性刚强，大权独揽，办事有决断，有魄力”。用人信任不疑，下面的重要职员都由他亲自选任，下级有了错误，他也勇于承担责任。陆费逵长期担任上海书业公会主席、监察，在同业中有一定威望。这是一位求实精神很强的人，在中华他参与或主持的大型工具书，几乎没挂过主编的名。曾经参与《辞海》编辑出版的人当中，就有人说“伯鸿先生乃《辞海》
之真正主编者也”。但他并没有在《辞海》上署过名。陆费逵一生事业全在出版业，对于出版来自各部门之知识，如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都能窥其堂奥，舒新城赞其在书业界堪称全能。在经历实践的磨砺后，能做到胆识与审慎的结合更为难得。1929 年，陆费逵先生在给同事的信中说：“十八年来，公司之外患内乱，时局之外患内乱，总算尝饱了，‘大头’额角高，总算没有跌倒。现在同业的压力减少一点，本身的生存力增多一点。我想我们审慎从事，不必因为时局乐观而猛晋，亦不必因为悲观而停顿，仍旧审慎其所审慎罢。”形势比人强，形势让这位１９１２ 年的创业青年终于有了一种处事的“审慎”态度，所谓“审慎”即是一种审时度势的经营策略。
“大头”是他根据自己的头大特征的自称，书局中人也常这样称呼他。能做到胆识与审慎的结合，这可能是他创业成功的主要原因。
他是一个有文化并极具文化精神的商人，又是从事商业而有商业精神的文人，亦儒亦商是他的出版企业家的品质。这是近代时势造成的，近代以来确有一批这样的“言商仍向儒”的实业家。
作为商人，他具有两条人所难及的优长。其一，他是有敏锐判断力的商人，善于识人，识形势，从而善于捕捉商机，尤其是他对于时局有较好的把握力，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现代编辑出版家可以学习的地方。识势方面，他说过：“观察力为吾人做事最要之条件”。
他在辛亥前夕对于形势的准确预料，创建中华书局推出新教科书，是世所周知的。另如自30 年代初他即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势所难免，需要停办一切不急之务，集中全国财力人力“快快备战”。抗战爆发前夕，在日益紧张的时局下，中华于1936 年、1937 年分上下册抢出《辞海》，主编者沈颐曾主张《辞海》的每条单词和复词，都加注词性，但这一工作量不简单，因陆费逵为抢时间坚决反对而作罢，陆费逵的指导思想是抢在战争到来之前出版这部大书。他一面督促定稿，一面登报发售预约。如果不是陆费逵的这一决断，再晚一两年，在旧中国《辞海》就不可能出版了。教科书和《辞海》都是极有说服力的事例。识人方面，如对中华重要员工张相的评论：
“献公是君子，是儒者，不过欠魄力耳。……公如以视献者视× ，误矣。× 气量狭，……不能视献之雍容宽大也。前后同事多人，我认为友者已不多，而献则是我师也。其学问道德，我佩服之至。”他物色人选，必事先亲自接谈，招考人员，也要亲临面试，谈吐举止，都在考察之中。中华网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对于陆费逵的善于选择人才，舒新城等是很服气的。如舒新城在日记中就中华招考人员的情况有过记载：“拟定广告时，伯鸿于后批语：‘编辑所以用缮校及学习员为宜，练习生程度低，编辑用之，在我不相宜，在人反误终生。’确系至言，但前时大家都说不出来。过去编辑低级职员与其他各所不分，文理不通之少年至编辑所为学生，终身无出路。”又说：“这次录取标准，第一为对人对事之态度，以忠实为主（不知以中华书局总公司旧址（原上海四马路棋盘街）
为知者，是作人治事之大忌）；第二是中文精通；第三是常识丰富；第四是服务经验；第五是专门知识。专门知识列于最末者，以此次需要之人，不需多专门知识也。”其二，他有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有亲历亲为的实干精神。如也曾在中华工作过的陈伯吹说：“中华书局在人力、财力等各个方面，初期都远不如商务印书馆，但是创办人陆费逵的知难而进、克服困难的这股创业精神，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经验教训，一座工作的座右铭。”对于重大项目，他总能抓住不放，像《辞海》本有编辑所长和总编辑直接抓，但他对重大决策都拿在手里，对重要稿件都亲自审阅，如舒新城日记就有记载，辞海有关条目，“遂决定由子敦看初校样一次，并嘱打二份分送伯鸿与我”。作为决策者他听得进意见。这是企业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如３０ 年代初期，中日民族矛盾激化，陆费逵想用《中国和中国人》为名称，办一个杂志。编辑周宪文提出中华以前出版过《大中华》杂志，新杂志不妨用《新中华》，既包含了同样的意思，也照应了以前的名刊。陆费逵接受了这个建议。《辞海》编纂了很长时间后由舒新城接手，舒提出重新定位另起炉灶，陆费逵爽快接受，所以有人说，如果陆费逵担心旧稿报废不接受建议，《辞海》出版就可能变成不成功的跟风。正因为陆费逵所具有的这样两个优长，使他成为时代商机的驭手，所以在他身上“既体现了读书人匡时济世的抱负情怀，也不乏生意人持筹握算的精明能干”，既有文化追求，又不失商业旨趣，凸显出近代出版人自觉参与文化创造与实现文化性追求的一种境界。
陆费逵以出版办教育，以教育促出版，将教育与出版捆绑在一起，是近代以教育救国，以出版强国的一个典型。教育与出版，是知识分子的传统道路，这两条渠道在传统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只是辅助性的，而在现代知识分子实现其理想的人文活动中则成了主要的渠道。到了现代，这两条渠道合流，是一个很显然的特点。从20 世纪开始，许多知识分子都是集学问、教育、出版于一身，在三方面同时为现代文化作出贡献。而以出版界为职业的一批知识分子，更将教育与出版结合来履行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提升到一个相当的水平。１９０２ 年张元济投身商务时就与夏瑞芳有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从教育与出版的结合点上作为他从事出版的切入点，成为近代出版的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版家。出版作为近代最主要的大众传媒形式之一，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美国学者韦尔伯·施拉姆将它列为大众传媒对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大众传媒的教育功能，往往被突出到一个主导位置。在中国近代社会出版这一功能被充分显现出来，成为近代觉醒的中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去塞求通、教育国民的最有力的工具，陆费逵对于教育问题有着一份不可更易的执著，对于教育市场有着准确的把握，了解和熟悉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情况，关注国家教育政策的变化与教育改革的动向。因此由他这样的出版家来从事出版与教育的结合，正可谓得其人哉，得其所哉。陆费逵的以出版办教育，以教育促出版的思想实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将教育与出版连在一起，对于教育和出版的推动是有形的。1931 年《世纪杂志增刊十年》内乐嗣炳所撰《十年的国语运动》一文有一段这样的话：“以国语运动为发财事业的书店方面的努力，其功也不可埋没。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当国语运动发生之初，早知国语教育势必实现，所以参加国音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制造国音留声机片，出版大宗国语用书，赶造国语教科书，不遗余力。商务印书馆表面上稍稍落后，而追踪的结果，成绩至少不下于中华。1925 年世界书局发行国语教科书，意外卷起了一个推销国语用书底大波澜。当时三个书局互相竞争，只求把国语书推销出去，蚀本奉送不算，有时奉送了还有倒贴。结果三家书局因此亏耗百余万元，而促进国语教育的力量，事实上比无论那项国语运动都浩大。”叶圣陶说，“就广义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经过陆费逵等前辈的不懈努力，将出版与教育结合的思想成为一种共识，30年代前期，浙江流通图书馆创办了一份《中国出版月刊》杂志，出版者的追求就是“谋教育界与出版界之联络”。由此开通的教育与出版相结合的路，时到今天仍然是出版的一条主路线。
陆费逵早年参加革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前些年他在武昌参加重要革命团体日知会，这一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政治倾向和创办中华书局都很有影响。在筹备中华书局的时候，他还帮助一位学生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将他藏在家中。面对日本侵略，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较早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也能对战争作出正确的判断，早在1932 年春上他就对舒新城说，东北在日本卵翼之下，成立“满洲国”，将有几年大乱，以后出版方针非重新安排不可。他在1933年初的《新中华》创刊号上发表的《备战争》一文是有影响的，得到军界和政界人士的广泛注意。此文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太平洋风云变幻，一天紧似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一旦战起，中国以弱国对强敌，要准备长期作战，才能取胜，他疾呼，必须停止一切不急之中华书局部分期刊
务，集中全国财力物力人力，“快快备战”。对建设空军、武器弹药和汽油等军需物资的准备和粮食的储存，交通设施的修筑和运用，以及后方工作等都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针对1932 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成立的伪满洲国，他在《新中华》杂志发表《东三省热河为我国领土考》，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为中国固有领土，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历史，他还在中华的《小朋友》周刊上编辑了《提倡国货》、《抗日救国》和《淞沪战事纪略》等专刊。陆费逵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态度，也影响到他的出版取向。中华书局代销售的《武昌革命真史》（日知会会员曹亚伯著），是国民党执政后查禁的第一本书。中华书局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新文化丛书”、“国民外交小丛书”、“东北小丛书”、“东北研究丛书”等，表明中华书局与陆费逵与社会各方面的接触比较广，而且不怕“在商不言商”。1932 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华出版了《淞沪抗日之役庙行镇战纪》、《淞沪抗日战事始末》、《淞沪御日战史》。1937 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日的旧恨与新仇》、《沦陷后的上海》。这种紧贴国家命运的出版风格，是商务印书馆所没有的。1938年7 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及《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８ 月邹韬奋以生活书店名义发起“中性”出版社联合抗议，陆费逵、王云五首先签名响应，全国出版界要求撤销此项审查，陆费逵与王云五都积极表态。陆费逵还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的主张，认为“多难兴邦”，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1940 年他在重庆应董必武之请，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一批图书，赠送延安中山图书馆，热情支持解放区的文教事业。他在重庆听周恩来说解放区缺乏墨水、钢笔等文具的情况，设法通过中华开封分局将这些文具送去以支持解放区。
二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职业化历程，陆费逵是最早一批职业出版家当中的一个。是他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华书局“首创之者先生，扩大之者先生，中经蹉跌而复兴之者亦先生”，“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元，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者，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金兆梓先生感叹“当今之世，又复有几人”，以现代图书出版业而言，鲁迅自办或合办了７ 个出版社，巴金等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老舍等创办了晨光出版公司，胡风创办了希望社和南天出版社，陈望道等办大江书铺，施蜇存等办第一线书店、水沫书店，曹辛之等办星群出版社，邹韬奋办生活出版社，另外创造社有创造出版部，太阳社有春野书店，以胡适为中心的新月社有新月书店。很多文化人办起了出版社，但真正能发展起来的并不多，因为其重心不在出版，而在文化而在学术，陆费逵把出版作为职业与职志，在最困难重重的时候，也“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不肯中途离开”。陆费逵对于出版是有雄心壮志的。在编辑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这样的大工具书之后，他还发愿要编辑出版更大的项目。“吾行年五十，从事出版印刷业三十年矣，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晚年他还试图兼并商务、开明。战争爆发后的１９３８ 年春，陆费逵在致舒新城的信中，多次提到乘此机会兼并商务等，倒是舒新城在致陆费逵的信中说，公欲合并商务，弟以为尚非其时，如再经营相当时期，施相当策略或有可望，此时未达山穷水尽，因人人都有自尊心，纵使心有此意，亦不能自下面子。
陆费逵身居要职却自奉甚俭，家中虽有四个保姆，也属于资本家之列，薪水上对自己却要求很严，初定两百元，但1917 年危机后，他自减薪金只支公费一百元。至公司情况好转，1921—1931 年月支二百元，仍低于当时编辑、印刷、发行三所所长的月薪，“仍非其应得之薪”。1932 年后月支300 元。1936 年议局中普加薪水，舒新城等向董事会提议总经理薪水加至五百元。陆费逵认为若公司情形不好，股东等或以干部支薪太多所至，反使办事困难，故谦辞只接受加至四百元。这些情况和当时上海新闻出版业总经理一级的水平大体相当，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当时上海报馆总经理薪水约在300 元左右。经营主持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30 年，陆费逵身后所遗“不如一寻常之商贾”。
中华书局书店内景
陆费逵56 岁而逝，仅得中寿，而服务社会和出版界三十七八年，主持中华书局30 年，自视出版业为终身职业，毕生精力与心血尽瘁于出版事业。他说过，“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我始终不为所动”，在38 岁时他写过这样的话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从十九岁起，投身书业，一直到现在，大概是我的终身事业了。”这是一种对于事业的执著。陆费逵对于自己在中华的经历也十分重视，中华书局成立12 年时他写了《弹指十二年》，20 周年时他写了《中华书局二十年回顾》。
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发起和主持了中华的许多大项目，从未挂过主编的虚名，这一点，也让中华的同人怀念。陆费逵很重视这种创业精神，在濒临澳门路编辑所的大门一侧墙壁上曾立有一块铜牌，上面刻着由陆费逵写出的创业经过。这家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公司，在30年间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利益于社会的书刊，为传播文化知识促进我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陆费逵虽然不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智者，因其外形头大曾有“大头”的绰号，如前面所引信中他自己也曾自用这样的绰号，这大头也正是智者的象征。陆费逵是兼出版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实践家，中国缺少和需要这样的实践家。
中华书局《古今图书集成》缩印本书影
曹聚仁说：“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动荡时代和转型社会，新的印刷媒介的兴起，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印刷媒介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快捷的印刷技术和兴起的出版商业，促使文化具有放大器的功能，不仅创造了社会的受众，也创造了像陆费逵这样的出版人。
在他去世5年后，他的十几年的主要搭档舒新城写道：“三十年间，中华书局出版新旧书籍近二万种，皆先生主持之力。其一生事业，固全在书业。”但在那样一个时代做出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开明书店夏丏尊在陆费逵下世４ 年后还在说：“书店的机构庞大如是，非有巨大资本不能应付。可是按之实际，书店的资本薄弱得很，在战前全国最大的书店如商务印书馆资本只五百万元，中华书局是四百万元，其他的各书店只不过数十万元而已。以如是薄弱的资本，要想转动其全部机构，来实现文化上的使命，当然力有未逮。”号称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的中华书局苦心经营几十年，除了出的书以及新增的固定资产以外，它每年的利润其实也并不高，除个别年份外从来没有越过25 万元的，其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欲问山中事，须问打柴人”，如他所说的出版家的难处：
“或以为薄待著作者，一定肥了发行者，但是发行者得利之书很少，蚀本者很多。每一书坊开若干年，只剩些不销之书籍和无着落之欠款，便不得不关张了。前清末年的许多书坊至今存在的差不多只有商务印书馆和广益书局几家。其余不是关门，便是出盘。即民元开办的中华书局，艰难备尝，慎重紧缩，股东在近十七年中，或无利，或得利一二，最多一年只四厘。办事人待遇也很薄，苦了二三年，总算勉强站住了。其他与中华书局先后开办的，现在一家都不存在了。试问此种情形，资本家和事业家谁肯来经营这种事业呢？”
这是一番诉衷肠。历史的写照如此，但历史又幸有陆费逵，才有了中华书局和近代出版精彩的一幕。张元济和陆费逵们的业绩表明，出版人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感的感应者、被动者，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创造者、激荡者。“张元济不可追”，对陆费逵也应作如是观。陆费逵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尽管他和张元济们一样给现代出版人树立了一个几乎不可再现的高度，但人们仍然会去不断地研究他，追寻他的足迹，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俞筱尧、刘彥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王震《陆费逵年谱》，钱震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陈思和《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曹聚仁《文坛五十年》、《天一阁人物谭》，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黛安娜·克兰《文化生产》、《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回忆中华书局》等文献，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