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说“隐”
唐代有两首“寻隐”诗颇值得玩味。
一首是大家熟知的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一首是一个名叫丘为的诗人写的《寻西山隐者不遇》，是一首五言古诗：“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扣关无童仆，窥室惟案几。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差池不相见，黾俛空仰止。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两首诗都是写一个人到深山里去拜访一个隐士，却没有遇到或者只是见到“童子”，或者只是对隐士居住的地方“侦察”了一番，对隐士本人没有一点直接的印象。可见“隐士”都是神秘的，他们不会轻易让人发现自己。既然是隐士嘛，就要“隐”得彻底一些，专业一些“云深不知处”“应是钓秋水”。
从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知道：一、隐士是不能被人找到的人；二、隐士独自生活；三、隐士生活在山林里；四、隐士生活虽然简单朴素，却自得其乐，逍遥自在，普通人都很向往。
隐士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去群体化的生活，讲究个体生存，有点像草原上独来独往的豹子，和群体化生存的狮子不同。然而豹子和狮子相比，算不算隐士呢？应当不算，豹子顶多是一个独行侠。而隐士如果也要“行侠”的话，则会比豹子隐蔽得多。豹子的“独行”是本性，而隐士的“独行”是觉悟。
所以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远古的时候，有一只猿，从一降生的那天起就很孤僻，不合群，不参与群体活动，喜欢自己藏在一棵树上，让别的猿找不到它。它也不喜欢与别的同类交流，不和它们一起去捕捉食物，一起嬉戏，甚至如果它是一只公猿的话也不与母猿交配一一当然，也许，没有母猿愿意跟它交配，或者慑于群体的威力，不敢与其交配。它总是单独行动，实在不能自食其力的时候，就到群体里面去抢，然后遭到群体的攻击。
它勇敢地与一群同类为敌，但是被这群同类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或者，它的离去并非如此狼狈，而是主动地退出，在同类全然不知觉的情况下，自动消失了。不管是哪一种离群的方式其结果总归是独自一个走进密林深处，去寻找一个靠近水源而食物丰富又没有被别的同类占领的区域。这个道路看起来是如此漫长，而它又是如此孤单，如此无助，它并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有多么悲惨，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在动物界中罕见的愚蠢性格，或者是最原始的负气，总之它主动或者被迫地过起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当然，在那个时代，一只单独的猿是很难独立生存的，它过不了多久，就会渴死、饿死，随着季候的变迁冻死、热死、病死，或者被另外一群猛兽袭击而死，成为它们的食物。它恐怕不会有善终。
一定会有人不解：嗨，你在写什么？是在讲故事么？还是在说一个寓言？你不是要写隐逸么？难道你的意思是说隐逸精神发端于一只不合群的猴子？你是要从生物进化论上、从自然选择的规律中寻找人类隐逸基因的最原点么？
答案是否定的。我想决不会有人傻到要从人类的祖先古猿那里去寻找什么隐逸基因。我之所以用这么一个假想的故事来开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用一种轻松又不失庄重的笔调去粗略地勾画一个中国隐逸精神流变的轮廓，而不是穷极其理、务求甚解、皱眉挠须、不嫌繁冗地去讲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这就好比古时说书人好讲的“楔子”。“楔子”讲完了，下面言归正传。
隐士最早是怎么产生的？隐逸精神发源在哪里？
有人说先有“士”，然后有“隐士”。这话自然是不错的。那么“士”又是什么呢？古人云：“士”是一些“通古今、辨然否”的人。通俗一点说，“士”就是那种博古通今、懂得审时度势、明辨是非、善于自我选择的人。那么，这个“士”就不是一般有文化的人，而是一些高士、智者，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文化牛人”“知识牛人”“精英”一类的人物。
那么，这些“精英”从什么时候就有了呢？据《左传》记载，早在务舜时代就有了这种“精英”，只不过那时专业的叫法是“才子”。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4八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八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这是《左传文公十八年》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以前高阳氏有8个才子，号称“八惶”，高辛氏也有8个才子，号称“八元”。尧治理天下的时候，尧似乎看不出他们16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竟然没有举用他们。到了舜的时候，舜就很有眼光，知道他们都很了不起，就将他们提拔起来做事，人尽其用。这些人可以说就是早期的“士”了，舜让这些人帮他教化百姓。
这些人很明显都是文化人。但是，在那时候难道只有这16个文化人吗？当然不是。还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没有被尧舜所用，或者拒绝了売舜的招用，比如许由、巢父、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这里面就有许多故事了。《庄子》作为一部隐逸学着作，里面确实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上古隐士。
可以这么说，有文字记载的隐士在売舜时代就有了；而且这些早期隐士，一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
南怀瑾先生在其《禅宗与道家》一书中认为，隐士思想和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论断。在中国复杂多派的传统思想中，道家思想与隐士思想有着极深的渊源；即使作为儒家开山祖师的孔夫子，在积极人世的强硬外表下面，也有一颗时刻准备归隐的柔软之心。
通过阅读大量的古代文人作品，我们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文人或者士大夫们都把“归隐”当做毕生最向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士大夫们功成名就之后都会有归隐石泉的想法呢？姑且不论这种想法是向往已久还是一时的冲动，至少产生这种想法的文化背景暗示了一点，那就是：做隐士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满足了士大夫们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归隐”既有不合作的意思，更有“活出自我，做我自己”的强烈要求。
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他们的事迹。我们现在提到的与历史政治有关的“隐士”，也只能算“半隐半仕”的一群，或者叫“半隐士”。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或者中间某一段时间，过的是隐士生活，其余的时间，就是出山人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不论是在正史典籍或者野闻演义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世外高人出山辅佐明主，荡平天下，拯救世界，创立不世功业的故事，比如姜太公之于周武王、张良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李泌之于唐肃宗李亨、陈抟之于赵匡胤、刘基之于朱元璋。这便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有的景观：凡在非大治则大乱的历史当口，或者建国创业的初期，身在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就会临危受命，挺身而出；而到了治平时期，便又默默无闻，销声匿迹。所以，历来的统治者对隐士既尊重又畏惧，感情颇为复杂，而历代隐士们的命运也常常随之斑驳多变，难以尽说。
姜太公杀华士应该说是历史上畏惧隐士最早的事件。姜太公得封齐国，要杀掉齐国隐士华士，因为他不臣天子，不臣诸侯，请他三次也不肯出山，这就让以前也是隐士的姜太公很害怕。姜太公心想，你小子要干什么，敢不跟我合作？现在都天下统一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姜太公思前想后，总觉得这个华士是块心病，于是动了杀心。姜太公是知道隐士的厉害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是个大隐士嘛，渭水垂钓，愿者上钩，大家都是知道的；又加上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不是很听话，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事情出现。周公就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杀华士，他的回答相当露骨，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如果像华士这样的人不杀掉，难道让我去表扬他吗？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我还怎么做齐国的君王呢？姜太公的意思就是天下之大，莫非人臣，你不向我称臣，我就只好杀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