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识之士皆指出，明王朝实际上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黄仁宇先生以张居正被清算的平淡的万历十五年为明王朝失败的开始，断限似乎失之太早。清初《明际北略》一书的作者计六奇，对万历二十三年之前的明代史实“倶不之载”，认为在此之前的明史皆“无关于天下之大者”，“而独始于万历二十三年者，见皇清封建之始，继明之天下巳有其人矣”，也未免把天下之变单纯归于皇家易姓的史学俗见，且有讨好清廷之嫌。其实，李贽之死的万历三十年，才是明王朝真正失败的开始。李贽之死向世人宣告：一切敢于触动封建纲常名教、动摇儒家道德伦理至上的思想都不允许存在，任何触动官僚缙绅阶层特殊利益的思想家，都会受到官绅阶层的清算。如果说张居正的改革，还仅仅是因为触及了改革措施赖以推行的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失败的话，那么李贽之死，则彻底暴露了僵化的封建意识形态与代表社会进步的新思想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为明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万历三十年以后的晚明史，包括东林党人的结社讲学、反对阉党专权的斗争被镇压，乃至崇祯九年四月，一介武生上书要求解决官僚阶层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样遭到东林党人“小人无忌惮以至于此”的痛驳而险遭不测等等，都不过是万历三十年迫害异端的重现和余波而已。只不过当时的朝廷政局，正像袁宏道所讥讽的，“如人家方有大盗，而妻妾仍在争床笫间事”，只有“妻妾”的矫情，而无关天下的是非了。
说晚明社会是场喜剧，正是指万历以后它已毫无生机，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说李贽是这一喜剧中的悲剧主角，也是因为他是在群丑的喧噪中孤绝地死去，他为之抛洒热血的思想启蒙事业，在他身后仍充满坎坷和波折。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正是看清了“兹尔明朝，久席慕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的社会现实。他进京之初不甚杀戮，后看到明朝的文武衣冠“千官争制新王表”“弃旧事新漫不相关”的喜剧丑态，才下令对来降的明朝官绅大肆拷掠的。计六奇说，明末之“祸发天启、崇祯之代，而所从来久矣。至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大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者，则未必真君子也”。当时的村氓黔首，则认为李自成“本无王霸之略，或者天厌内外诸臣贪风炽盛，特生此恶魔以荡涤之耳”。那时，以道德自负的东林党人异己者虽清必驱，附己者虽秽必纳”，“争富贵而相嫉轧”，仍不改“恶逆耳、收附会”的恶习，致使崇祯在群小的党争中只能“群邪并进”，疲于调停。一篇《罪己诏》，活画出明末官员“出仕专为身谋，居官如同贸易”的丑态。无怪这位亡国之君在煤山自缢时留下的血诏中，痛骂“皆诸臣之误朕”了。
（第五节）黄宗羲：不费弦歌
黄宗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大隐。他传奇的半生抗清经历，具有革命性的学术思想，都足以为从许由、善卷到伯夷、叔齐，到春秋战国老庄、鲁仲连，再到东汉严光，魏晋阮籍、嵇康，晋宋陶渊明，明末李贽以降的中国古代隐逸史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并不是说他之后再也没有隐士，而是再也没有比他更大的隐士了。
万历三十八年，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他的父亲黄尊素做过明朝天启年间的御史，是东林党的重要成员，为官廉洁，秉性耿直。当时，东林党人杨涟因弹劾大宦官魏忠贤而惨遭杀害。魏忠贤权倾朝野，许多人都明哲保身，只有黄尊素挺身而出，上书为杨涟鸣不平，马上被削职还乡。天启六年，被捕下狱，受尽酷刑，含冤而死。当时的黄宗羲只有16岁。这件事情在一个16岁孩子的心灵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会在他19岁时的复仇过程中看出来。
黄宗羲19岁，正好是崇祯元年，一个据说是发誓励精图治、中兴明室的新君即位。这时的黄宗羲也和这个新即位的崇祯皇上一样，相信只要革除旧弊，就可以拯救这个日益衰败、气数已尽的明王朝。黄宗羲觉得除奸、平冤，为父亲报仇的时候到了，于是，在袖子里藏了一把铁锤就进京了。刚进京，恰好赶上斩杀魏忠贤他趁机上书崇祯，请求诛杀魏党余孽曹钦程、李实等人。黄宗羲与仇人当庭对质，面对杀父仇敌，按捺不住自己压抑3年的怒火，抛出袖子里的铁锤，向仇人许显纯的脸上砸去。“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又殴应元，拔其须归祭尊素神主前。”（《清史稿，黄宗羲传》）一气之下，又痛殴了崔应元，并且拔下他的胡须，以胡须代头，祭于他父亲的灵前。又前往监狱中，找到曾经殴打并杀死父亲的两个牢卒叶咨、颜文仲，一并杀之，为父亲报了仇。
这会儿，黄宗羲还有一个仇人名叫李实，不但不认罪，还上书皇上，极力为自己辩解，企图能免除罪责，不过没有奏效。他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私下里派人给黄宗羲送了3000两白银，求他不要再追究此事。也许在他眼里，3000两银子是可以堵住一个孩子的嘴的。但是，他怎知道一个为父报仇的孩子的满腔怒火呢？显然是小瞧了这个年轻的对手。于是，3000两银子正好变成李实罪行的铁证。“宗羲立奏之，谓：‘实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辨岂足信？于对簿时复以锥锥之。”黄宗羲又用袖子里的锤子狠狠地锤了李实一顿。
黄宗羲的铁键实在是太富有象征意味了，它反映了一个黑暗时代忠良之后的满腔怒火。魏忠贤制造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多少忠良之臣含冤而死，多少忠良之后沦为孤儿。所有的案子结清之后，黄宗羲率领所有惨死忠臣的子弟，齐集于大牢门前，为父母的亡魂设祭，众弟子悲痛哀号，“哭声达禁中。思宗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清史稿‘黄宗羲传》哭声把皇上都给感动了。
这一系列的复仇行为，为年少的黄宗羲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和知名度。但这除奸平冤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将衰弱的明朝重新振兴起来。崇祯皇帝虽然呕心沥血，无奈朝政病人膏肓，积重难返，国家看不到兴旺好转的迹象。不仅如此，到了崇祯末年，自魏忠贤以后一直被打压的阉党又开始蠢蠢欲动，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而堂上诸臣并没有从魏忠贤一案中吸取教训，又开始随波逐流，纵容为患。屡屡遭到挫伤打压的东林党已经锐气大减，再也不能承担打击阉党的使命，复社继之而起，接过了这一历史重任。
这时的黄宗羲，已经是复社的重要成员，威望也很高。当南京的马士英与阮大铖暗中勾结，企图东山再起的时候，复社的名士们正好也在南京集会讲学。他们联名写了《防乱揭》，矛头直指阮大铖。原先东林党的子弟们都推选无锡顾杲为首领，“天启被难”的忠臣子弟则推黄宗羲为首领，签名的人达到140人之多。这件事情轰动了南京乃至全国。
阮大铖对这些人恨之人骨。当清兵人关，南明王朝成立的时候，阮大铖官复原职，又和大学士马士英勾结，按照当年《防乱揭》上签字人的名单一一捕捉。正好黄宗羲这时要向南明的皇上上书，恰好落到阮大铖的手里，和顾杲一起被逮入监狱。黄宗羲的母亲听说这件事，不禁哀叹道章妻、镑母乃萃吾一身耶？《清史稿黄宗羲传》先失去丈夫，又累及儿子，世间妇女的命运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了。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正当明朝阉祸内乱不止的时候，北方的女真人和西北的农民起义军都已经在摩拳擦掌了。李闯王真的闯进皇宫，崇祯皇帝也只得“身挂东南枝”，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悲哀无能的一生，也结束了苟延残喘的大明王朝。紧接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攻入山海关，女真人的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踏平了长江以北。
有血气的青年男儿纷纷按捺不住，揭竿而起，举起了反清大旗。浙江的明朝旧员熊汝霖、孙嘉绩相继率众起义，“以一旅之师划江而守”。黄宗羲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纠集了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跟随起义军开到江上。江上的人都称他们为“世忠营”。将士们个个斗志高昂，岿然有吞吴之气。黄宗羲被当时的南明鲁王任命为监察御史，一时间雄心勃勃，志在光复明朝。
但是，拥有重兵的镇东侯方国安、武宁侯王之仁等人拥兵自专，鲁王根本命令不动他们。这两个人就想保存实力自守，不愿意挥师北上。而首举抗清义旗的孙嘉绩和熊汝霖更是屡遭排挤，到最后落得个既无兵权又无粮饷的地步。孙嘉绩感到黄宗羲是个重义气的人，而且又很有才略，于是毅然将自己所剩下的兵士都交给了黄宗羲；黄宗羲又与王之仁的儿子王正中合军一处，共有3000人，挥师北上。“遂渡海屯潭山，由海道人太湖，招吴中豪杰，直抵乍浦约崇德义士孙奭等内应。”《清史稿·黄宗羲传》广百日之内，牛酒日至，军容甚整。《神道碑文》这次进军，可谓计划周密，外有精兵，里有内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但是清兵防守很严密，陆军遭到清兵的围堵，不能前行，孤立无援的水军也已溃败，全军只好大败而归。
黄宗羲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率领残兵500人“归人四明山”，想要在这里安营扎寨，等于自立山头，然后“徐为航海之计”。（《行朝录‘四明山寨纪》）部队驻扎在一个寺庙里，黄宗羲下山微服私访的时候，告诉部下，要和周围的山民们好好相处。可是部下都没听，不久，便与山民结下了梁子，被山民们一气之下纵火烧毁了寺庙，全军覆没。
知道这件事之后黄宗羲悲恨交集，痛不欲生。天地之大，竟然没有黄宗羲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清兵逮捕他的布告，也到处张贴。为了逃避追捕，黄宗羲携带家眷逃往剡中，躲进深山，一边精研兵法历算，一边等待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