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公年纪大了，脑子没有朱昂灵活，做丞相的时候就没想过退路，直到被贬为亳州通判，还没有隐居的打算。倒是他的侄子，在他过69岁大寿的时候献了一幅《范蠡游五湖》的图，才让这位叔父一下子明白过来。退休的时候，皇上开恩，竟然又给了他一个司徒的官衔。
前朝各类隐士都能在宋代找到相对应的身影，固然说明此时隐逸精神的张扬，称得上是六朝之后又一个鼎盛时期，但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在宋代，朝野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崇尚隐逸的风气。大概因为宋人崇尚道德学问，而归隐之人偏偏又都是些学问极高的人，所以，宋元的隐士都格外受人尊敬。
一个名叫邵雍的隐士，老家在叶县，他喜欢洛阳的风俗，想搬到洛阳住，结果，洛阳人因为崇敬他的才学，花钱给他买了一座漂亮的住宅。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没有去洛阳，而是回老家了。又过了几年他又返回洛阳，洛阳人都没忘记他，反倒格外亲近，又有当地的官绅给他重新置买了房产。后来王安石变法，因为这些房产是官地按新法都必须卖掉，但是人们一见榜文，知道是高士邵雍的住宅都不忍心买。3个月过去了，这块地仍无人问津，结果是司马光等20多人集资帮邵雍买下了这块地。隐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隐风之所以如此炽盛，原因有两个：
其一，宋朝皇帝全面有效地推行与政治专政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专制政策，采用了笼络文人的手段，以官职、地位引诱读书人，以求将他们全部收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具体做法可能和前朝有所不同：首先，它官制设置重叠，机构庞大，冗官多，虚职多，科举录取人数大大超越前代；其次，官禄优厚，发放俸禄的名目种类繁多，反正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发钱。
宋代的皇帝好像普遍比唐朝的皇帝更喜欢隐士，每次召见隐士总当成一件正经事认认真真去做，并且做得很具体，包括亲自写诏书，热情召见，赐以官爵，因人施恩，事事都想得很周到。宋代甚至有了专门的隐士官服，只要穿上这个衣服，就表明你是隐士。隐士一旦出名，传到皇帝耳朵里，做不做官基本也就没什么差别了。
除了对隐士优渥对待，对做官后归隐的官僚，按例在退隐之前也都要再官升一级，好退隐得更体面。这种鼓励官吏归隐的方法该有多大吸引力，应该可想而知了。总之，宋代皇帝的心思是对谁都优待，就不会缺乏人才；不缺乏人才就谁都可以走，谁都可以留。不是冗员众多嘛，流动性大一点对朝廷也是好事一桩。
其二，与宋朝对外退让软弱，以求自保的政治心理相联系，文人们养成了轻改革冒进，反对急功近利，而重因循、守成、持重的求稳心理。因此，官吏们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害怕卷进去，便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再加上宋代党争频繁激烈，朝廷文禁又多，文人官吏动辄得咎，这种环境也造成了宋代隐风的兴盛。而与此同时，做学问倒安全了很多。因此，士大夫们在官场上没有得到的安全感，却在读书着述中得到了。宋儒理学的大兴也就不是无根之木了。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此多样的隐逸形态，是否意味着宋代隐逸精神的内质大大提高了呢？宋代的隐风之盛，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是需要隐士的，做隐士是能捞到实惠的。这种隐风的泛滥与其说是文化的进步、精神的升华，毋宁说是对人的独立自由意识的束缚，是隐逸精神的内缩、衰竭。它显示了隐逸文化的某种转变。
和唐代人相比，宋代的士大夫已经完全抛开了唐人的开拓、外向的性格，变得内向、保守了。
为什么说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外向型性格和思维方式，在唐代达到了一个极点，宋代以后开始慢慢内倾、萎缩，直到清末的彻底闭关锁国，充聋卖傻。
中国儒学由积极人世的外向型气质，逐渐转变到宋代程朱理学的内倾性气质，佛教禅宗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唐代，虽说是儒、释、道三匹马同拉一辆马车，但佛学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在它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思维，特别是士大夫的思维已逐渐发生转向。而中国士大夫化的禅宗，则对这一转化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它排斥教规教义的捆绑，而选择形体自由、心理自觉的高雅潇洒方式，最后影响到儒学的内向化、心理化。程朱理学的建立，最终完成了这一思想转变。这对中国文化或者具体说对中国隐逸精神来讲，很难讲是件好事情。理学的人生观使中国人由过去对外界的攻势变成守势。
内向化的新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空想，必然使人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成为木雕泥塑式的道德偶像，要么成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隐士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种是道德学问隐士。在道德学问中，道德是终极目的，所谓的学问也不过意在实现道德而已。这些理学家，多无应世之才，以理学来消磨自己的生命，以牺牲自由、活生生的人生为重大代价，所获得的也仅仅是充当一种道德标本。每当皇帝们向这些隐士们问询国家大事时，他们也只是应对一些古书上的陈词滥调罢了。
另一种就是真士大夫假隐士。他们虽有济世之才，有积极用世的先儒精神，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也不得不顺应潮流，扮演理学家的角色，在不如意的时候，也做一做隐士，做出很清高的样子。这已经不是真正的隐者，白居易的中隐理论反倒成了这些人的借口。这样一来，文人士大夫的相对独立精神实际上被慢慢消融掉了，代之而来的是对集权制度的适应能力。
不但如此，在宋代，隐士出世隐居居然被认为是一种奇谈、一种矫情。有个叫释契嵩的人对隐士作了一番研究，划分了三类，将做官而隐者称为“天隐”，视为隐者最高的一层。其理由是与其道在山林，何若道在天下？与其乐与猿揉麋鹿，何若乐与君臣父子？其志远而其节大，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万世，不亦盛哉！”他作此《西山移文》以戏仿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北山移文》本来是嘲笑那些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的假隐士的，这个《西山移文》倒吹捧起这些假隐士来了，世界变化真是快啊。
从朱温建立梁王朝〔907年）到元朝灭亡（1341年）的434年间，隐逸文化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五代、宋、宋末元初、元。这四个阶段，尤以宋代和宋末元初这两个阶段为隐风最盛的时期，五代为积蓄期，元代不到一百年历史的隐逸文化，实为宋代隐逸文化的余波，总体精神没有超出宋代的框子。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为了躲避战火，逃避灾难，有钱人家都选择隐居到山里去，这个时期的隐居方式虽然多姿多彩，但大体上还是为逃难。而文人这个时候也没闲着，借隐居的时光，或读书钻研，或聚众讲学，成为宋代崇尚读书的先声。
乱世潜人深山大泽，太平之世又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分散各地，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外是教书育人。这是知识分子中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它不但滋生出一代代的隐士，成为宋初隐士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宋初重学问道德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
元代隐逸文化是宋代的继续。《元史》中所载隐士，基本没有超出宋代的形式范畴。一类是种放式的假隐，以张特立为代表；一类是苏云卿式的德隐，以孙辙为代表。无论哪种类型的隐士，都与统治者保持一种默契，不和政府作对。
值得一说的倒是宋末元初的一些南宋遗民。异族铁蹄对汉文化的蹂躏，激起士人强大的抵触反抗情绪。他们采用了许多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方法，最普遍的两种方法，一是避世于山林，屡征不出，一是寄身梨园，借曲抒愤。前者如前面提到的郑所南、谢枋得、汪梦斗，后者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
（第七节）明清：隐逸精神的世俗化
明朝前后260多年，时间不算短了，但是在《明史》中记载的隐士不过寥寥数人，每人名下也不过寥寥数语，在300多卷的巨着中，不过占千分之一的分量。明代隐逸文化之不兴，由此可见一斑。明、清500多年的历史，不缺少像李贽、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也不缺少像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章学诚这样的大学问家，缺少的只是像猫康、陶渊明这样的大隐士。但是，没有大隐士并不意味着隐逸精神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我以为，明、清之际不再有大隐士，却不缺少比前代有所发展的隐逸精神。隐逸精神的世俗化，可以看做是隐逸精神近代化的一个先声。
中国不少学问的产权如果追究起来大都归于隐士的创造。庄学、道家、儒学、经学、玄学、理学、禅宗乃至各种艺术形式，无不凝聚着隐士们的心血甚至生命。真正的艺术往往是文人失意后的产物，学问也大体如此。创造先进文化的隐逸队伍到了封建社会末期，也走人了统治者的怀抱。这是专制的恶果。
明、清时期隐逸文化、隐逸精神太现实了。除了清初的明末遗民之外，大多数隐士非但没有超越功利反倒陷进去不能自拔。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专制的两个王朝，对文化、文人尤其霸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在明、清两代结合得最好、最彻底。说到底，他们最得意的是科考内容与科考形式连同选举制度的一条龙流水线的严密设计，这个设计就像一张大口袋，要把文人都装进去都控制起来。明、清两代又是科举制度泛滥的时代，是个生产多余文人的时代，它生产的多余文人的数量，令任何一个王朝都相形见绌。
那些多余人个个都是穷秀才，个个都是《儒林外史》中周进、范进式的人物，“尖嘴猴腮”，面黄肌瘦，破衣烂衫，常常穷得揭不开锅，饿得头晕眼花，乃至卖儿卖女。这样的苦日子，再不实际行吗？
空讲道德，谁给饭吃？没有功名，没有官做，人不是人，鬼不是鬼，腰杆都直不起来。这就不得不牺牲道德。所以，明、清两代山人、门客、名士格外多。他们往来于王府名门，荡游于里巷闹市，胁肩谄笑。他们借士大夫存身扬威，士大夫亦借名士、雅客之名以示高雅。纪晓岚说：“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居之皓，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李贽干脆将山人与假道学相提并论，山人就是假道学。
但是，这是一个新变的时代，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隐逸精神调转了方向，向着另一条路走去。
从明中叶到清康乾时期，隐逸精神的世俗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种文化潮流，从山林走向闹市，从自然走向社会，从超逸走向世俗。这个时期的文人要把精神的快乐建立在物质享乐的基础上，在世俗中获得快乐、潇洒、自在。
在这个时期，更多的隐士散见于城镇闹市。如明中叶以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他们的前半生虽也未能免俗，或科考以求功名，或出任地方小官，然而又很快厌弃了这种生活，凭借自己能诗善画的一技之长，逍遥于闹市、酒肆，玩世自放。他们的经济生活是自由的，既不吃皇粮，也不依赖谁，更不听命谁，既蔑视权贵，又讥笑利禄之徒，可以说是当世的清醒者。他们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这里没有崇拜，没有俯首帖耳，而是放浪于名教之外。
他们身在闹市，心却超然于权势之外；身不人深山，而心似高山。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山林隐士相比，他们的精神世界更纯洁、更高逸。他们是不被称为隐士的真隐，是无冕之隐。
在清代，这样的隐士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扬州，明、清两代水运的枢纽，长江、运河交叉而过，位置得天独厚，商业繁华，物质丰饶，天下繁华数扬州。康乾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八怪”，游离于政治权势之外，靠书画为生，独来独往，狂傲不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他们中有的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明亡，为避杀身之祸，隐姓埋名，看破红尘，落入空门，身披袈裟，广交才人，如石涛；有的因不合时俗，“两革功名一贬官”之后，挂冠而去，以卖画度日，在中国的诗文书画史上独具魅力，如郑板桥、李方膺等。这些人晚年都以书画为生，品性高逸，虽生活在闹市，同样不失隐士文化的真精神。
吴敬梓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对文人世代追求的东西和文人的灵魂世界都有深切的洞察。他厌恶功名富贵，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不抱任何幻想，不科考，不应召，不做官，算得上不人山林的真隐士了。
同样有趣的是，他仰慕王冕那桀骜不驯、不屈权贵的性情，那逃诏逃官的高洁，然而他自己却不做山林隐士。他带着老婆、孩子从安徽山椒县城千里迢迢来到南京，来到最繁华的秦淮河畔住下。有钱时，挥金如土，“千金一掷买酣醉”，“老伶小蛮共卧起”；钱花光了，只得靠卖文和朋友接济生存，有时竟陷人“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的窘境。这样的隐士似乎是元代以来的特产，以往朝代并不多见。
他更在《儒林外史》里将隐士生活作为文人的一种归宿，最后一回写了科举也不考，官也不做，自食其力、自得其乐的四大奇人。这可以说是隐士生活世俗化的一个生动写照。明、清之际的隐士已不愿归隐山林，而迁人城镇闹市，卖艺为生，变成了“市井奇人”。
消极避世的意识在明、清文人的意识中渐渐淡漠了。淡漠，不是不避世，而是不讲避世的地点、方式不固守传统习俗、成见，只重我心，重心隐，不重形隐。这是心学在明、清隐逸文化中的扩散、蔓延，最终导致隐逸文化的普遍“心隐”化。
心隐之说早已有之，但明中叶兴起的心隐，与以往的心隐，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区别。要说清它的变化，不得不理论一下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
明中叶之后，明显是心学占上风的时代，是对朱学的一个大反动，对道学的一个大革新。
朱熹的理学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内容上主张禁欲主义，明显是反人性的；二是形式上又犯了汉代经学家的老毛病，陷人繁琐不堪的对一个字一句话的无穷考证和推演中。
王阳明率先对此发难，他从书山注海中钻出来，由禅宗的“即心即佛”引发出“心即理”的命题。“心”本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王阳明将其归人“良知”，创立了“良知”说，以此来作为解开所有人类问题的金钥匙。这把钥匙就是你的心。“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既然如此，就无须他求，无须以他人是非为是非。这样，别说孔子，一切经书、前人之论都可以抛开，而无须凭借。支离破碎的注经，不过是累赘，不过是故意玩弄文人的戏法而巳。于是，理学就简化为“致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