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从父母的出生地和名字中各取出一个字，组合成“景静”和“宁瀛”，作为我俩的笔名，通信和写诗互赠，就用笔名落款。我内心里还有别样的兴奋，童年时我随父母直呼姐姐其名，被母亲多次纠正。这下好了，我可以理所当然地称呼姐姐为“景静”，和她平起平坐了。
从前可不是这样。我正在为从幼儿园晋升到小学而兴高采烈时，却发现姐姐已经趾高气扬地敲上队鼓了。其实我也就晚她出生三年，加上姐姐早一年上学，小学时我俩相差四年。可这四年却让我足足地矮她一大截，总在后面追着跑。但这四年也让我尝足了甜头。同龄人还在看连环画小人书，我已经看小说了；此外，我用“九宫格”学毛笔字、学着吹口琴、毛笔字练“柳”体等等，都比同伴们超前。这些少年时的奋进都是源于追赶姐姐、模仿姐姐。
然而特殊的年代加快了缩短我俩之间差距的速度。
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赶上了缩短教育的头班车，不到十年工夫，就拿到了掺和着水分的高中文凭。高中时我只比姐姐晚了一届。高中毕业我俩先后插队，姐姐先一步回城当了工人。恢复高考，我俩齐头并进，一同考上大学，成了同届校友。
20世纪80年代，我俩相隔四天结婚，后来又前后脚到了美国。
20世纪90年代初，我俩读完书，各自开始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先后晋升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如今，她仍然做卫星研究，我仍然做工程设计。
用“景静”和“宁瀛”互称的兴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从那时起，我俩真正开始了人生的体验。从插队农村见识中国农村社会，到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头戴七七级光环；从再次“洋插队”的磨炼，到如今在美国文化中的自如自在；从懵懵懂懂的少女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经历了十月怀胎的喜乐，也饱尝了失去父母的哀痛。三十余年中的跌宕起伏，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责任和奋进耗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夜深人静，当我脱去全职女性的行头，卸下为人妻人母的盔甲，放松疲惫的身躯之后，在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不能让我遗忘的角落。在那属于自己的角落里，藏着我和姐姐年轻时的梦想。
李玫
2008年3月30日写于宁瀛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