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十年了。
十年前,我把刚过百天的儿子留给丈夫,只身匆匆赶回国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当我踏进病房看见父亲的第一眼,他正半躺半坐在病床上,穿一件暗绿色的毛衣,一头银发整齐地向后梳去,清癯而苍白的面孔上并不显太多的病容,浑身流露出一种凝聚他一生智慧和辛劳,超俗脱俗的仙风,不像重病卧床的人,而像已骑在鹤背上,随时准备乘风而去的仙人。我心里立刻明白,我亲爱的父亲要离开我们了。两周后的一个清晨,父亲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们。那时至今整整十年了。我一直坚信他是乘鹤而去,他一直在白云端里俯视着我,看顾着我,为我的每一步成功抚掌而悦,为我的每一个过错扼腕叹息,用他的慈爱扶持着我渡过一道道难关。
父亲四十二岁那年才有我。不知是年龄的悬殊之故,还是中国传统父女关系之故,父亲极少给我们讲他的过去。只知道他出生于北方农村一个封建富户,祖父弟兄六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只知道他自小在家塾中读书,母亲总说他脚骨小脚瘦长是从小盘脚读书之缘故;只知道先家塾后县中,之后家中拒绝供他继续求学费用,令他回家协助理财,他求学心切,成绩优异,便只身闯入省城进入师范,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只知道他上大学的费用也是他为人做家教所挣。只知道他以后几十年中一直在教育界工作。他的感情世界,他的理想抱负,他一生的喜怒哀乐,在他生前我则一无所知。
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生只知读书工作,挣钱养家,没有任何业余爱好,连最简单的“争上游”都不会。“文革”后,麻将牌又重新兴起时,姐姐送他一副牌,他还得大家手把手教着玩。
记得小时候去看校运会(父亲在一所大学工作),为了凑趣,校领导和老教师们有一项用乒乓球拍托球走百米的竞赛,父亲参加了这项竞赛。我和妹妹跟着他使劲喊加油,他的球不知怎么搞的总往下掉,他手忙脚乱一路走一路捡,让周围助兴的观众捧腹不已。六名参赛者,他是最后一名,但还是捧回家一张“竞走第六名”的奖状。母亲也真当回事,认认真真挂在了墙上。多年后,我与妹妹同入大学,在校运会上,双双往回拿奖,再想起爸爸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心里有时会奇怪,父亲那么“笨”,生的女儿可不笨。
父亲在体育上笨,脑子却极聪明,记性极好,书也教得好,颇得学生与同道的赞扬。父亲的追悼会上来了许多他的老学生,提起当年许多教书趣事,异口同声说父亲是他们遇到的最好老师,不但人缘好,学问好,书教得更好。
我无缘听父亲讲课。从我记事起,父亲早已弃教从政,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但我还是有幸听他的指教。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我和妹妹也跃跃欲试。那时,父亲工作的学校离家五十多公里,他一个月才回家一次。起初,他只为我们收集些复习材料,后来,很多人找他帮助子女复习数学,他又重拾教本,每逢回家时,也抽些时间给我们姐妹讲解数学。父亲讲题的确简单易懂,井井有条。遗憾的是,我那时年轻缺少毅力,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复习时眼睛总睁不开,而父亲在家时间有限,我不懂得好好利用父亲的智慧和学识。
大学毕业后,我也在学校教了几年书,深知教书之不易。所谓众口难调,博得部分喝彩容易,让好学生、差学生都说好很难。父亲做到了。由于书教得好,由于人缘好,由于工作勤恳,他被提职,从五十年代起,位于教育处长之职。父亲很留恋教书,开始两年还坚持半教半干,后来大概是太忙之故,才放弃了教书,全职当起处长来。
在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父亲以他封建地主家庭背景和大学时期入三青团的历史,居然一次次安然无恙。究其原因,恐怕有三:一是父亲人缘极好,这最重要;二是教育部门属清水衙门,教育处更是无油水可捞之地;三是高教区属地富子女集中之地,父亲的家庭背景实在算不上什么。“文革”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也仅得一张。其中最重的一条也不过是没有重用工农出身的人做秘书,即大字报的作者。但后期清队运动,父亲还是未能逃过,被关在“牛棚”十个月。我那时年龄小,不懂得为什么父亲很久不回家,不懂得为什么父亲的称呼一下子变成了“老李”,不懂得为什么母亲双眉紧锁。记得母亲安排我和妹妹去看望过父亲一次。我们俩带着母亲精心制作的食品和一些衣物,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去看他。那曾经是父亲所在的办公楼,我们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我们被带到一间曾是会议室的房间里等候,父亲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父亲看上去憔悴,但很安详,没有一点落泊的影迹。看到我们很高兴,有说有笑地问了许多家里的情况。那次会面给我吃了定心丸,让我似懂非懂的忧虑一扫而光。我哪里会想到那是父亲为安慰我们而作出的表现。
在我印象中,父亲极少带我们玩儿。他总是很忙,总有开不完的会。有时也会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玩儿。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办公室,然后到隔壁会议室开会。会很长很长,我等不来他,躺在皮转椅上睡着了。醒来时是在他背上,天很黑,他背着我回家。更多的时候,是我在院门口等他下班。从小我就喜欢等他。每到晚饭时,我就会站在院门口等。有时等久了,我就会一点一点慢慢朝他回来的方向走去迎他。一经看到他,我就会跑上去替他拿公文包。吃过晚饭,他通常还会去再开几个小时会,母亲就坐在灯下,一边给我们缝衣服做鞋一边等他。我是等不了那么久的。但他回来总会来看我们,拍拍我们,幼年时,他还会用手摸摸我的背,那是我最喜欢的。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能忆起那温馨的感觉。
父亲极不善言谈,一点不像教过多年书又当过多年干部的人。但他的感情很细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幼年时要糖果、玩具,十几岁时追求时髦服饰,再大些要的是理解关怀,用不着我们去提要求,父亲尽可能地做到。我喜欢听父亲叫我“琼儿”。那一个卷舌的音节里,让我感受到父亲给我的关爱。多少年来,我只知道从他那里索取,回报极少。所能数得上的也许就是我1977年的大学入学通知,1984年的出国留学通知,1986年的硕士学位证书和1986年初顺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通知。他虽然没有看到我带博士方帽的那天,但这些的确给过他安慰和骄傲,不过,这远远,远远不够。我为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去理解他而遗憾。那时只知高兴时索要,不满时抱怨,无形中不知给他增加过多少压力。很多事永远无法重做,我求父亲在天之灵原谅他女儿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