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并不是很久以前,每家的女人都有顶针。别看小小的顶针不值钱、不起眼,却同洗衣的搓板、拢发的梳子,是女人们必不可少的什物。
万物复苏,天热了,女人们将全家人换下的棉衣,拆洗缝合;寒冬腊月,过年了,女人们把家中所有的被褥拆洗,干干净净过年。全家老少白天出门穿的戴的,晚上睡觉铺的盖的,哪样都少不了顶针。平日里,大到缝衣,纳底作鞋,小到钉扣子,补补丁,勤劳的主妇几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顶针不离手。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女人。
做针线活是很辛苦的,劳力又劳心。其中工序最多,辛苦最大的大概就数做鞋。首先是打袼褙,将不能穿的旧衣服用稀稀的面浆一层层地粘在一起,大约四五层。干透之后,剪成鞋底样,沿上白边儿,摞上四五个,每个之间垫些碎布;然后搓麻绳,纳鞋底;作鞋面是先将袼褙剪成鞋面样,里外各粘上一层新布,外沿是白边,内沿是黑边;再就是绱鞋,将鞋底和鞋面缝合在一起;最后,将鞋楦把鞋衬好,放若干小时,大功才算告成。纳鞋底和绱鞋,除了针锥外,顶针是绝不可少的。
那时家里有四五双脚,不论春夏秋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踏着母亲的千针万线而行。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常常是剁好饺馅,再敖夜完成新鞋。大年初一,我们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枕头旁摆着新衣,新衣上放着新鞋。
从前,一家人大大小小的精神面貌与女人的双手息息相关。衣服不论新旧,干净整洁,没有破口,没有掉扣,是靠女人的勤劳。衣服又能衡量一个女人是否心灵手巧。剪裁的手艺要看领子是否周正,肩袖松紧如何;缝纫的水平就要看针脚是否细密均匀平展。
母亲不仅勤快,而且做一手好女红。
小时候,家里有两张全家人共同使用的桌子。大圆桌是餐桌,一日三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另一个是张核桃木的长桌,晚上,我和姐姐在桌子上做作业,母亲在灯下穿针引线。我和姐姐身上的衣裙,脚上的鞋,甚至头上的蝴蝶结,都出自母亲的双手,引来别的母亲的赞赏。爸爸穿的衬衣、中山装、西服裤也都是母亲亲手裁剪缝制的。
印象里,别人家的顶针大都是铁制的,黑不溜逑,毫无美观而言。一次,在朋友家看到她在缝东西,指头上带着一个常见的铁顶针,我随口说我母亲的顶针是铜的和银的。朋友不信,说铜的还有可能,从来就没见过顶针还有银的。母亲有两枚顶针,一黄一白。黄的样式简单,直桶,没有花纹;白的鼓肚,接口处有花的雕饰。黄的是黄铜,白的是白银。银顶针不如铜顶针结实,年代久了,落得千疮百孔,母亲一不小心,针尾顶在洞里,血便从顶针缝里渗出来。母亲舍不得丢弃,大概这枚顶针跟了母亲大半辈子,成了母亲生命的一部分,离不开了。
母亲来美国时,贴身衣袋里藏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父亲的遗物——瑞士英格手表,一个是母亲的顶针。手表带着父亲的温情,顶针藏着母亲的生命。母亲随身带的顶针是个白银的,但不是那个千疮百孔的,样式差不多,却是又新又亮。我方晓得原来母亲有两个白银顶针。
美国人也有顶针,但和中国人的不同。单薄,铝制品,形状像个深深的帽子,套在指尖上。中国人的顶针是带在中指的第二指节上,能使上劲。套在指尖上的顶针,挑边、缝扣还行,纳鞋底,还不把指尖顶断了。
母亲的顶针在美国还真派上了用场。
一位朋友出国前,专门上裁剪缝纫班,学得一技之长,到美国后在一家裁缝店打工。一次,老板给她一件衣服和一块布料,衣服样式别致,让她照猫画虎做一件。朋友面对布料不敢下手,找我帮忙剪裁。衣服做好后得到老板赞赏,接着就给难度更大的活。朋友知道不能胜任,便讲出实情。于是,我代替了朋友,成了裁缝店的小工。
女儿出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生活清贫,不能到商店买漂亮的衣裙打扮女儿,于是我将裁缝那里捡来废弃的边角料,设计裁剪缝制出一件件小裙子。母亲的银顶针,帮助我缝出母爱的满足、女儿的甜蜜,绣出生活的信心、人生的美丽。
母亲1993年回国时,对我说:几个女儿里就数你喜欢针线活,这个顶针就留给你吧。母亲怀里揣着父亲的手表,如同父亲伴随着母亲走了。留下来的顶针,就像母亲留在了我的身边。
母亲走了,远走了。白银顶针伴随着我,从昨天、今天到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