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举2001年美国报刊的报道为例，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制药厂，正在申请到秘鲁等拉美国家试验新药，如获批准，试验将在患有呼吸紧张综合症的婴儿中进行。其中1/3被分在服用安慰剂组别的婴儿，将被放弃治疗，任其死亡。这类在美国国内早已明令禁止的非人道试验，却从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地被批准在国外进行。（这类假关怀之名实试验药品负作用的事好像前些时在中国也曾听说出现了。）这种行径，与人类道德差之千里！联想到被美国潜水艇顶翻的日本实习渔船，被美国飞行员撞落的意大利缆车，被导弹炸死的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平民，那么多无辜者生命的毁灭，又何曾唤起过美国人道义上的自责呢？
西方总是有人以“灭绝人性”“惨无人道”来谴责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罪行和前苏联人在波兰卡廷枪杀战俘的事件。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美国人也犯有同样罪行。
1945年5月，德国向美、英、法三国投降人数的分布大致是：蒙哥马利的英军受降50万德国俘虏，英国、加拿大联军受降200万人，这些俘虏大多数在德国投降后放回了家，其中有30万人被送往法国作为“重建法国”的劳动大军。美国在欧洲和北非受降五百525万人。
美国处理德国战俘的做法不同于英、法、加等国。
当时驻欧洲盟军（SUPREM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简称SHAEF）最高统帅部司令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愿与英军合作处理德国战俘。因为国人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战俘，即：战俘在吃饭、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方面不能亚于俘虏他们的军队的士兵待遇，有与家人通信的自由，红十字会定期访问战俘营地。（记得，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联合国军的战俘基本上做到了上述几点，在美、加历史学家写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但是艾森豪威尔决定自搞一套。在1945年4月，他提出一项建议，建议将德国战俘分成两种等级：1.投降的战俘；2.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DISARMED ENEMY FORCE——简称DEF）。第一类人按日内瓦战俘公约处理；第二类人，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仍旧按敌对武装力量处理，即使他们投降了，也可以杀死他们。实际上到了1945年8月，所有的德国战俘都归入了第二类，即DEF。英国人拒绝了这一建议，美国人就在他们自己的战俘营开始执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
1945年5月国际红十字会的材料表明，在英军的占俘营，所俘获的德国战俘的健康状况，除受伤者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美军的战俘营里，情况迅速地恶化。在美军设在GOTHA的战俘营，战俘们被置于露天的黄土坡上，没有遮蔽风雨和太阳的帐篷，没有树阴，更没有房屋，强壮的战俘自己用手刨个洞出来，像地老鼠似的蜷在洞里；体弱的就在露天里躺着，晚上太冷，就一堆人挤在一齐互相取暖。有时下大雨，土洞的泥土松动而塌方，倒霉的“地老鼠”就被活埋在里面。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战俘们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当时的情况并不是食物缺乏，由当时盟军和国际红十字会披露的材料表明，美军在欧洲的食品总部有大量食品囤积，国际红十字会有10万吨食品储存在瑞士。但是饥饿却在战俘营里蔓延。一位当时只有18岁的德国战俘，战后成为历史学家的CHARLES VON LUTTICHAU 回忆道：“我们住的周围是围着铁丝网的，非常拥挤的露天土坡上，食物异常缺乏，一天吃一顿，数量只有美国士兵的十分之一。”
“很多人迅速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向一位美国军官说，他们这样作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他回答我：‘日内瓦公约与你们无关，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位战俘WOLFGANG IFF先生回忆道“在我所在的战俘营里有10000人，每天有30至40具尸体被抬出营地。我曾经做抬尸体的工作，我们把尸体放在手推车上运出营们外，脱去他们的衣服，一层层地装进铁皮车厢码放起来。”战俘们得不到足够的饮水，有时河水近在营地旁，但就是那样的脏水战俘们也喝不到。
有两位曾经在美军驻欧洲医疗队工作的医生JAMES MASON和CHARLES BEASLEY曾视察过位于RHINE的战俘营，在1950年他们写道：“大约10万名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齐膝盖深的泥浆里，肮脏，憔悴，瘦弱，目光无神——”疾病很快在德国战俘营里蔓延，主要是痢疾，伤寒和坏疽和肺炎。美国的军医还有记载“极度营养不良”和“衰竭”而死亡的。由于营地里没有厕所，患痢疾和伤寒的病人，能动的还走去铁丝网内大便，走不动的就只能就地解决，躺在泥地上的病人常常是全身糊满自己的大便。这无疑加速了疾病的传播。国际红十字会要求视察战俘营的要求屡次被美军拒绝，战俘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生命“自动地消失”了。这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自1945年4月艾森豪威尔将大量德国战俘界定为“缴了械的敌对武装力量”，到1946年1月，有100万德国投降战俘从美军的战俘营消失。到1950年，大多数非登记在册的德国战俘的材料被美军相关机构销毁。这100万在战俘营里死亡的德国士兵数相当于从1941年至1945年整个在西线与盟军打仗死亡的德军人数的总和。
我们要铭记历史，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把祖国建设得更大更强。这样就没有人敢轻视我们中国了。美国一直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强大吗？
2.去麦当劳、肯德基吃饭一定要记得要发票
去麦当劳、肯德基吃饭一定要记得要发票，他们利用我们不索要发票的习惯，每年掠走近20亿元的税收。国人没有要发票的习惯，在麦当劳、肯德基、沃尔马、家乐福等，不愿去费功夫要发票。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中，我们无法抵制某些东西。但如果我们爱国，却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花费您几分钟而已。我们可以来算个账：中国去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000亿，餐饮娱乐消费：6000亿，共13000亿，扣去农村消费、团体消费（国家买单）、大宗消费（家电等必须开票），还有约4000亿现金流动。按5%的税率（餐饮娱乐税率更高），每年流失的税收为：200亿。这里面就有麦当劳、肯德基、沃尔马、家乐福等的漏税。如果有个人愿意多花几分钟，我们就有20亿，足够建造航母的舰体了！如果有20个人愿意多花几分钟，我们又多了20亿，足够航母的栖装了。我已经习惯了要发票，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最简单的爱国方式。如果这些资金流向我们的希望工程或国防建设，我相信这总是一种力量。有一种地方我不要票，那种很小的小吃或杂货铺，因为很可能是下岗的开的。
麦当劳、肯德基被香港消委会列入“致癌食品名单”。
2006年10月香港消委会与食物安全中心发布的食品安全检测结果再次将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快餐店出售的薯类产品列入“致癌名单”。这是最近一年时间中，洋快餐薯条类产品第4次被曝出食品安全问题。
香港消委会与食物安全中心测试了103种煎、炸、烤、□、的小食品及10种烘焙制造的饮料，其发布的结果显示，薯片、薯条、脆片、饼干和芋头等碳水化合物食物所含致癌物质——丙烯酰胺的含量最高。其中含量最高的分别有卡乐B烧烤味薯片，每千克含丙烯酰胺达1000微克，四洲高纤麦饼达900微克，“肯德基家乡鸡脆薯格”达850微克，麦当劳中薯条达520微克。对此，香港消委会警示，这些致癌物质对人们身体会造成不良影响，包括神经系统中毒，以及影响运动机能，建议少食煎炸食品。目前已证实，在动物实验中丙烯酰胺可致癌，并增加令动物长肿瘤的机会。
麦当劳、可口可乐、肯德基和必胜客是全世界有识之士公认的垃圾食品。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7年第13期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WHO）每年都会列出全球10大污染城市，警告人们自然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并提高人们治理这种污染的意识。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环境污染却少为人知，这就是电视传播的垃圾食品广告（junk food ads）对家庭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垃圾食品广告直接损害着儿童健康。医学研究院的儿童食品营销委员会（Institute of Medicine’s Committee of Food Marketing to Children）主席迈克·麦金尼斯说：“垃圾食品广告和儿童肥胖之间有直接联系。”
据报道，在美国，食品公司平均每天都提供许多专门面向儿童的垃圾食品广告，包括糖果、点心、软饮料和快餐。其中给8到12岁的儿童看的垃圾食品广告最多，达到每天21个，每年7600个；青少年所受到的垃圾食品广告的“污染”稍微少一点，每天17个，每年6000个。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埃里克·施罗瑟说，英国食品制造商每年花费3亿英镑的广告费；美国快餐工业每年支出30亿美元的电视广告费对儿童一遍又一遍地洗脑，引导他们去选择“垃圾食品”。专门对儿童进行“轰炸”的4家出资最多的大公司分别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肯德基和必胜客。
制约大公司的垃圾食品广告轰炸，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法律。2006年4月2日，英国已经通过法令禁止在儿童节目时段播放宣传不健康食品和饮料的广告，不能向4到9岁儿童播放高脂肪、高盐和高糖产品的广告。这项禁令将延续到2008年，对一切以4岁到15岁孩子为主要受众的节目生效。美国儿科学会（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也要求国会通过法律禁止电视播放以儿童为目标的垃圾食品广告。
保护家庭环境和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但是家庭环境污染的治理，尤其需要政府和父母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