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五四当然要首先提到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蔡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不过我们并不能认为蔡先生到北大的目的就在于从事学生运动。从蔡的本意来看，他是反对学生去做学业之外的其他事情的。虽然这样的思想和与此相随的行动是针对当时北京大学腐败的校风而来的。但蔡元培先生多次表达过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有其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从这段论述来看，应该说比较真实地表达了蔡先生的思想。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蔡先生的主观愿望。新知识的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接纳，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大增强。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五四这一天可以说蔡先生是十分重要的。有资料说，五月三日下午，蔡元培曾召集部分学生领袖开会。如由萧夏林编，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第一百一十七页写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中国完全失败，五月二日蔡元培先生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指出国家到了生死存亡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五月三日，国务院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外交委员长汪大燮坐马车火速到了蔡元培家。当晚蔡元培召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开会，告之政府卖国丑行。五月四日学生游行，蔡元培表面阻拦了一下，看到学生举条幅的竹竿较短，他让学生到校长办公院内砍了几个大的竹子。高举着‘国立北京大学’条幅游行的竹竿就是蔡校长赠送的。”不过也有一些资料和这种说法有出入。如由刘克选、方明东主编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北大与清华》中说，“五月三日，林长民又获悉，北京政府国务院已发密电，令巴黎代表团签字。蔡元培听说此事后，立即把消息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及《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许德珩立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星期六）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这次大会，事先得到蔡元培的首肯。会后，蔡又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对学生爱国活动给予鼓励。正是由于蔡元培的通报消息和支持，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这两种说法主要的出入在是谁给蔡元培通报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证明蔡在五四游行中所产生的组织和策动作用。
不过据罗家伦在他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到五月一二号的时候，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和我等几个人，商量要在北京取一种积极反抗的举动……所以当时我们有一种非正式的成议，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在五月三日，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罗和许多北大的学生去参加。“我们九点钟由清华回来，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当夜十一点的时候，各代表在北大开了一个预备会，当场举出了三个总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且当时推我写了一个五四宣言”。从罗的回忆来看，他并没有参加蔡元培召集的会议，事先也不知道游行提前到五月四日。尽管当事人的回忆都有出入，但有一点没有否认，即蔡先生在当时的作用。
五月四日，北大和各校学生开始游行。上午十一时左右，北大同学在马神庙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这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
据张国焘在他的《我参加五四运动的始末》一文回忆，当时蔡校长“沉痛地向我们说，游行示威并不能扭转时局”。但“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关于蔡元培在五四这一天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事，在其他的资料中也多有提及。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外，又如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写到，“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学生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教育部的官员在北大的校门口拦阻学生。周纵策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即持此观点。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道，“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这里的“不去阻止”，不知是说形式上没有去阻止，还是做了一下阻止的样子，而内心里并没有真得想去阻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是蔡和教育部的官员一同来到校门口，虚于应付，以免落口实。
五月四日这一天中午一点多，北京各校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出发。因时警察当局不允许学生进入，游行的学生便转向曹汝霖家，火烧了赵家楼。随后警察逮捕了三十二名参与游行的学生，使当天的事态激化。据《北大与清华》介绍，“四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礼堂开会，蔡元培到会讲话，表示要负责把三十二个学生保释出来。”
经过多方努力，五月七日，被捕学生获释。那天上午十时许，学生们乘坐六辆汽车，返回北大，蔡元培先生率师生在校门口列队欢迎。据许德珩回忆，“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五月八日，蔡先生辞北大校长之职，离京出走。
在北京大学，胡适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了。但是五四那一天，他却不在北京。所以被人称为“不在场的参与者”。所谓不在场，是因为那时他和蒋梦麟等人正在上海接待由美来华讲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先生。而所谓参与者，则是说，胡在由美返国后，很快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文章、言论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学生。尽管他事实上对学生上街游行，搞学生运动从内心来说并不赞成，但在当时胡适还是发表了许多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文章。如他在《每周评论》上的一些随感录，《他也配》、《数目作怪》等即是。五四当天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身在上海的胡适并不知道。据陈平原和夏晓虹主编的《触摸历史》所言，胡直到五月六日才知道北京所发生的事。但是在另一本书即朱洪所着《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中记载，四月三十日，胡适等人在上海迎接从日本来华的杜威博士，并安排他们夫妇住在了上海的沧州别墅，胡自己住在了蒋梦麟家。在五月五日早上，是几位记者就昨天北京发生的事情对胡进行采访，胡适才知道了五四那天北京的情况。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罢课要影响学业。虽然牵挂学校，但胡还是在五月底的二十九日才陪同杜威回到北京。在罢课和复课两派中，胡自然属于后者。
五四当天，周氏兄弟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东京。当时，鲁迅还没有去北大任课。不过他已经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的工作。《狂人日记》以及一系列的随感录在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查鲁迅日记，那天写道：“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祭，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当天上午，鲁迅参加朋友的父亲的祭礼，下午在家接待来访的孙福源以及刘半农等。孙伏园在《五四运动中的鲁迅》一文中写道：“五月四日，我参加天安门大会以后，又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完了，我便到南半截胡同找鲁迅先生去了。我并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的一幕……。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他怕青年上当，怕青年吃亏，怕青年不懂得反动势力的狡猾与凶残，因而敌不过反动势力。”当时身为教育部工作人员的鲁迅可能对北京大学的许多情况，特别是在这特殊情况下的许多事情还不知道。但他对学生的行动是非常关心的。
五四当天周作人在日本东京。他于四月中旬请假，带着妻、子先回到老家绍兴。四月十五日，同妻子羽太信子和孩子一道经上海去东京，于当月二十三日到达。这是他返国后第一次重踏日本国土。五月四日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四日，晴。下午寄北京函、半农函，信子同诸儿及重久至上野游动物园。”可以看出，远在异国他乡的周作人不可能立即就能知道北京发生的事情。他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于是于五月十二日丢下妻子，独自一人匆匆离开东京返国，在当月的十八日回到北京。回京后积极参与了营救学生的活动，曾和刘半农、陈百年、王星拱一起自称北京大学代表到北大第三院慰问再次被捕的学生。但被军警拒绝，未见。后多次参与营救讨论，并在陈独秀被捕后和其他教授同去探视。可以说，这一时期周作人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
遗憾的是还没有见到关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当天的资料。据高一涵说，李大钊“是一位亲身参与者”。但此说还没有足够的材料予以证明。而关于陈独秀，所知道的则是他在五四当天于《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非常犀利地指出了国际的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议和一样，是骗人的把戏。其他的情况，起码是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当然，就已经了解到的细节来看，我们也可以从一些侧面进一步把握历史的真相。
10、五四的另一面
关于五四，人们已经说的很多了。不过多从其意义、价值谈起。具体到当时的人和事，也多谈北京大学如何如何。这自然是很对的。因为研究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必须抓住其最为根本和核心的东西。如果大家都从枝蔓上入手，就永远也难以进入事件的本真。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但是我们在这常识的左右下，往往忽略了许多同样重要的内容。它们虽然就事件而言，的确属于“枝蔓”，不在中心位置，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因为它对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了解事件的真相，应该说，是不可回避的。最近读了夏晓虹先生《晚清的魅力》，特别是其中对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诸人言行的描述，对五四另一方面的史实有所了解。我以为，谈“五四”，是必须注意到这些长期以来被冷落了的人和事的。
五四运动的爆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外交的失败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在一些有关五四的史料中，比如罗家伦等人的回忆中，都提到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原准备在五月七日国耻日举行大游行。但突然改变游行的时间，将其提前到五月四日，是因为有人将中国在巴黎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北大，具体地说，是告诉了蔡元培先生。那么是谁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蔡先生呢？有人说是林长民，也有人说是汪大燮。但都缺乏具体的细节描述。夏晓虹先生的文章虽然并不是专门讨论这一史实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勾勒出当时的大致情况。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以私人资格赴欧“观察一切”。刚刚到达巴黎的梁任公对中国的外交充满了乐观，并开展了积极的民间外交活动。但由于一九一五年中国政府曾与日本缔结了“二十一条”密约，终使青岛在由德国退还后又落入日本之手。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首先得到这一消息的梁启超“飞电国内”，要求举国一致，拒签和约。
其电中所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据夏文所言，这是一封最早通报外交失利的电报。到五月二日的时候，在当时《晨报》全文刊登。同一天的《晨报》还刊登了巴黎代表报告“和会难以坚执公理”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致参会各国代表电及林长民署名的社论《外交警报告国民》。
鉴于当时外交形势特殊，梁启超、林长民等曾向总统徐世昌建议，在总统府内成立外交委员会。徐采纳并命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长。后在此之外又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林、汪均被推为理事。外交失利的消息披露后，外交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议拒签和约，并拟写电文，由林、汪亲送总统徐世昌，转国务院发至中国外交代表团。而时之总理钱能训却另发密电，命首席代表陆徵祥签约。当时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的有一位林长民的同乡，于当日晚把钱发密电的事告诉了林。五月三日，林长民到国民外交协会报告，至当日下午四时，国民外交协会又召开会议，做出召开国民大会，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撤回使团及向有关使馆申述国民意见的决定。而当时的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则愤而辞职，下令结束外交委员会的工作。
三日傍晚，汪在苦思而别无他法之后，驾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先生处，详告了外交情形。九点多，蔡先生来到北大，召集学生领袖讨论应对之策。之后，学生们连夜联系各校，准备宣言和旗帜。五月四日，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游行在北京爆发。是为五四。
需要注意的是，在五四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大量的爱国学生。然学生的行动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肯定和支持。梁曾多次面见或去函徐世昌，认为学生是出于“爱国”，其行为乃“天下所共见”，并指责政府“失计”，要求徐为国家所计，不可一误再误。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学生。而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等则于五月四日晚一起去见徐世昌，要求保释被捕学生。第二天晚即五月五日晚，他们三人又联名呈请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保释学生。“国民为国，激成过举，其情可哀……以后如需审问，即由大燮等担保送案不误。”汪等人与被捕学生本无交往，互不相识，更无私情，却其情哀哀，要为学生具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如不是发自内心，又怎能如此呢？
本文中提到的三位旧人，身份都比较特殊。他们没有接受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革新派的对手。他们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任职。而不幸的是，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的政府。就他们个人而言，也许有许多值得人们肯定和敬佩的地方，但就他们存在的环境来说，肯定已经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并被历史所淘汰。他们的一腔爱国之心也被一个被人抛弃的时代给淹没了。但是，天理昭昭，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与他们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拨开历史的迷雾，昭现历史的真相，并从前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1、拒绝权威与偶像的时代--从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件事看一个时代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