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曹雪芹没有被强迫到刘姥姥村子里去深入生活。
被打成右派、劳改监禁的惨痛生活，造就了一批右派作家，所谓“五七战士”。
被剥夺了读书升学的权利、强迫上山下乡的刻骨经历，孕育出一批青年作家，所谓“老三届”。
“五七战士”与“老三届”为代表的两大集团，成为带动中国新时期文学不断前进的两条腿。
相比而言，前者生活积累也许更加丰厚，但思想相对僵死。有一位专写“大墙文学”的作家，把人们不得已去国说成是“叛国”，他大力塑造的文学典型爱国者，宁肯继续住监狱、宁肯挨枪毙也不出国。对“朕即国家”缺乏起码的批判认识。另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作家，说他的挨打经历是“娘打儿子”。这就不仅是肉麻、简直是无耻了。
老三届作家开始学习写作，适逢国门大开，各种思潮包括创作理论迭合涌入。大家努力用全人类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而不是“独尊儒术”。
前者几乎被彻底阉割；后者万幸还保存了一点自我。
老三届作家逐渐成为独力支撑中国文坛的中坚。
然而，看似庞然大物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却是一个“独腿巨人”。
上世纪前半页，中国作家大多曾经出国留学居停。或东洋或西洋，大家周游列国，因而获得了某种世界性的眼光。或者说，大家有中外两种文化准备，仿佛行走的人长有两条腿。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尽管手里没有多少大牌、好牌，却也挤进了世界文学的整体牌局。
新中国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相比之下先天不足。以我们寄予希望的老三届集团而言，作家们学养不够，更没有机会出国求学，难得具备世界性的眼光与实力。好比一条腿行走，不易跋涉高远。
这时，“伟大时代必然产生伟大作品”就更加听得像是痴人说梦。
中国文学未能走向世界，客观原因也不可忽略。
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始终称霸世界。
当今世界更加变成了一个英语世界。
日本的全盘西化，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极大提高了日语在全球的话语权。相比之下，中文处于一种显然的弱势地位。
平心而论，中国的小说真个那么差吗？中国小说的读者群还不够庞大吗？但西方中心断然漠视这种巨大的存在。
军事霸权、经济霸权，支撑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少发言权。它们的文学或者遭受漠视，或者被曲解利用。包括前苏联，曾经有作家获取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标准在于作品是否“持不同政见”。
如此的评奖标准极大地败坏着文学。
除了长官意志，除了御用评论家，还有若干大牌评论家也爱对小说创作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而且，由于他们拥有话语权，表现十分傲慢霸道、乃至冥顽猖獗。
如果说小说创作应该源于生活基于人心，那么对小说的评论赏读能够离开对生活的体验和对人心的觉悟吗？
不幸的是，我们的评论家多数缺少对生活与人心的起码理解。他们只是从前人和外国人那里掮客似的搬来一些评论体系，然后用这些体系来吓唬人。
国外的新潮理论层出不穷，所以评论家用来吓唬人的棍棒很多，用掉一根又来一根。有人揶揄说，相当一段时间里，有幸被大牌评论家纳入视野的一些小说家，就像被鞭子驱赶的狗一样喘不过气来。
如果中国没有伟大作家，那就更不可能有什么伟大评论家。
他们对小说的败坏也相当严重。
小说产生轰动效应、作家一夜成名，这样的时光不过短短十来年。曾经极其热闹的阅读市场，乍然冷落。除了个别幸运儿，除了个别被精心炒作销路不错的小说，相当可读的一部作品，印发万把册就算到头。
中国京剧红火了几百年，眼下演出市场也相当不景气。
有关方面喊叫要“振兴京剧”；耳边好像也听到过要“振兴”小说创作的声音。
小说似乎变成了什么濒危物种，要抢救、要保护。
要振兴什么，什么往往很悲凉。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戏剧与小说的落寞并不是惯常意义上的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它们的振兴或者重新辉煌，几乎是再无可能。
二十世纪全球的经济发展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变化超过文明缓慢累积五千年。
人类迎来了伟大的电子时代。
“仓颉造字鬼夜哭”。电子时代的到来，几乎是与人类文明史上文字出现一样惊天动地的事件。
电视网络将人类一网打尽。
戏剧的衰落是必然的；小说的落寞是必然的。
不过，我们又不必太过杞人忧天。
好莱坞依然兴盛，百老汇照样火暴。人们依然要看场面宏大、充分满足视觉的电影；人们依然需要观赏现场感真切、直接交流的表演艺术。电视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电影和戏剧。
日本的古典表演形式“能”和“乐”，像中国的昆曲一样，活化石一般存在。
那或者就是中国戏剧的未来。
在发达国家，小说并没有消失。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年年评选。
艺术家们永远有着创造的欲望；人类也将永远有着阅读的需求。
中国新时期小说曾经创造出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读者对小说的“政治诉求”
远远超过了对它的“艺术诉求”。
小说的轰动，是一种与小说本身无关的轰动。
虚假繁荣曾经蒙蔽了我们，以为小说可以改天换地。
小说在这样的错觉中曾经大步前进，愈走愈远。
电视的极大普及则从外部对小说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与消解。
这种冲击，这种消解，不可逆转、无法抵御。
突然来临的巨大落寞又让小说无所适从，错愕张皇。
中国的小说经受着来自几方面的巨大考验。
放开眼量，这一切也许都不是坏事。
小说不再能够轰动，小说成为真正喜欢阅读小说的读者们的小说。
小说家或者看清了形势，明白了小说只不过是小说。他们的创作心态也许从此变得平和而不浮躁，自然而然而不急功近利。
小说不再热闹，检查机构也就不那么如临大敌、横加刀斧。小说迎来了相当宽松的创作环境。
真正的好小说，“伟大的”小说，也许具备了产生的可能。
古来文人或者由于政治黑暗，或者因为仕途坎坷，于是寄情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
如今则有“玩儿小说”一派。这一派小说家也许有大悲苦，也许只是觉得人生无聊。表现出来整个是玩世不恭。他们把小说的“载道”任务彻底消解，将小说家的“救主”面孔撕个粉碎。尽管让人觉得不舒服，甚至遭来诅咒骂娘，但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所谓矫枉过正，他们使小说回归了小说。
当然，由于多年的自我阉割，当作家荣幸地被“给予自由”的时候，大家好像变得更加不会写作了。
经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辉煌、九十年代的困惑之后，进入本世纪，中国小说平静地迎来了属于它的自由时代。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证明是执政者的神经紧张。小说何尝能够经邦济世，又哪里能够祸国殃民。
小说的内容，任凭你包罗万象；小说的样式，哪怕你千奇百怪。
你尽可以别出心裁，将叙述手段运用到穷尽；你更可以奇思天外，使虚构发挥到极致。
这时，埋怨创作环境不够宽松是没有道理的。
写不出伟大的小说，只能怨小说家自己。
新闻不自由，传媒对权力监督不力，那是另一回事。
希图用小说来惩治腐败，你从开始就错了。
喊叫电视节目夺去了小说的市场，更不成道理。
小说家不需要谁划出一片保护区来生存，小说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市场。
一些流行歌曲可以引动亿万人来学唱。但往往一个礼拜就让人唱腻了，“臭了街”。
而不少经典民歌从来不会那样流行，它们却在历史的时间长河里赢得了永生。
运用叙述来虚构的小说，用文字书写的小说，或者应该努力成为经典民歌那样永恒的艺术品。
当生活总是被安排设计好了，当几乎一切都可以在流水线上批量制造，当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看电视的猪”，当人们逐渐没有了想象力和梦，小说显得是那样珍贵。
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类所以为人类的宝贵基因。
也许，小说家和诗人承载着遗传人类宝贵基因的神圣使命。
除了吃饭与性交，“食色性也”，猴子们还要嬉闹玩耍。小说创作，属于人类的智力游戏、嬉闹玩耍。
猴子们的嬉闹玩耍有什么用？动物学家能够讲出许多绝妙的道理。
小说创作，叙述虚构，究竟有什么用？至少小说家应该明白。
这是一份神圣的职业。
你也许终身写不出伟大的小说，但只要你坚持写，你几乎就是伟大的。
小说创作随想
作小说的人，少有先确立什么小说观才动笔的，多是在创作生涯中渐渐有了自己的小说观。这小说观又多半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盐类等化学成分之于大海，无处不在而不外在。硬要将他一军，逼他亮出其小说观来给大家看，恐怕他也很难说得条分缕析、一清二楚。况且，小说家抒情写意，审美斗智，其手段也唯有小说。舍此而求其他，比如弹奏一曲钢琴来传达他的情绪吧，他此刻就算一个音乐家而非小说家了。
我是个写小说的，或主要以作小说来行走文坛，我更愿意尊敬的读者通过我的作品来认识我，包括认识我的小说观。若是自己跳将出来，大言谈谈卖弄本人也不一定讲得清楚的所谓小说观，至少是多余的，甚或是相当无聊。但这未免有点撇脱清闲，以其昏昏却想使人昭昭。所以，尽管我总怀疑这是些多余的话，还是勉为其难把它们记录下来。一则，以整理自己积年的创作心得；二则，也许竟能给读者一些启示，算作一番坦白。
而即便是多余的话，一时也不知从何谈起。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想一想，还是脚踏实地讲话心中比较有底，故而便以“十二地支”来作这篇随想的小标题。如此，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文章立时有了头绪。分作十二段、从十二个方面来阐述，文章的结构都现成了。
子鼠
老鼠偷吃粮食、啃噬衣物、干扰睡眠，在人的眼中是害虫。但人类与它作对千万年，竟是奈何它不得。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它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它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人不吃饭不能活，不读小说则无所谓，也许反倒活得更好。所以首先，我不以为小说是什么安邦治国的了不起的玩意儿。吹捧或者贬抑，都不必故弄玄虚过甚其词。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既已存在，影视传媒对人们的视觉轰炸并不曾取代大家的阅读需求，前些年政治运动对小说的批判扫荡到底也未能将它取缔，它的生命力之强大不容置疑。对于讨厌它、仇视它甚至想要消灭它的某些人来说，它简直就是一只奈何不得的小老鼠。
“投鼠忌器”，是一句不坏的成语。而作小说本来应该恣肆汪洋，放得开才可能写得好。外界总是有对小说的并非文艺批评的批评，作者不免投鼠忌器，心中惴惴如一只避猫鼠，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小说。
丑牛
牛总是沉默的。犁田拉车，不遗余力，却从来不似下蛋鸡那样大呼小叫。
作小说属笔耕艺术之一种。而真正的艺术决不张牙舞爪，默默地耕耘，乐在其中。创作耕耘的过程即是生命存在的过程。我觉着，本来多半是不甘寂寞的人，强烈地要证明自己的人，才来舞文弄墨的；但搞文学、作小说，又不得不甘于寂寞。不趋时，不媚俗，耐得寂寞，宠辱不惊，如沉默的牛之拉车耕田，尽力而为，是小说家应有的境界。
“如牛负重”，我写小说大致是这样的状况。虽然写作速度很快，常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但那只是现象。创作耕耘，总是很吃力的。希望写得更好，珍视白纸黑字，心态应是沉重的，不敢稍有轻慢。有人讲，写小说不过是玩儿小说，叫人羡慕那样的天才和天才的表述。或者，那说的只是某种对于小说的创作心态，这种心态之下，具体的创写过程大约也很难玩儿似的。
寅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