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元宵节前后，太行区的千百万群众、各机关团体和驻军，以及从敌占区胜利归来欢度佳节的武装工作队，都欢快热烈地庆祝中英、中美的新条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特印发了《告全区军民书》。各地纷纷举行座谈会，无数宣传队、农村剧团进行流动宣传。农民们穿起新衣，许多村庄扎起彩牌楼，连姑娘们也耍起高跷舞，涌向各处的的庆祝会场。20日，全区以各大集镇为中心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党政军民负责同志发表讲演，说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提出今后的奋斗目标。老乡们兴奋地谈论着，我们去年实行减租减息，清债换约，现在国家又把剥削压迫我们的文书（指不平等条约）抽回来了。大家再鼓一把劲，把日本鬼子打出去，日子就好过了。几位刚从敌占区逃来根据地的同胞，看到这种万众欢腾的场面，感动得流出热泪说：“这真是两个世界啊！敌人和汪精卫借废约之名抓丁勒索更厉害了。我们到根据地来，真正感到了祖国的温暖。”连日晚间，漳河两岸、晋中、晋东、冀南、太南、太岳、豫北各区都是万家灯火，锣鼓喧天，人们举行提灯游行。报上也刊登了山东、晋西北、晋察冀、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盛况。
太行人民长期以来的大部分收入是靠出口山货，山货商人都亲自尝到过不平等条约的苦头。这是不平等条约直接损害太行人民利益的实例。记者专访了几位老山货商人，有的过去是长跑天津的“山佬”。他们讲起以前出口山货的情形时无限感慨。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海关不自主，每年初春，太行山的大量核桃、花生、羊毛，一批批运往天津，洋行垄断了市场，压价收购，而大多商人又没有存货的“冰窖”（冷藏仓库），一到夏天，桃仁发霉、生虫就卖不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破产。左权县有个王汉三，一次就折本十几万元。有一位老客商赵先生谈到，左权、涉县一带土地稀少，主要生活来源是山货。从抗战以来，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人完全垄断了天津的山货贸易，太行山货出口的收入一天比一天减少。他深切感到，只有坚持团结，最后打败日本强盗，太行山货才有前途。
报纸为深入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胜利，发表了朱德总司令的谈话和刘伯承将军、滕代远副总参谋长、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党员及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续范亭先生、从1925年就参加上海工人运动，并亲自经历过“五卅”大惨案的总工会领导人毛齐华等人撰写的文章或谈话，历述了中国人民长期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英勇斗争。根据当前华北敌后和太行区对敌斗争的实际，提出了要求中国独立解放的斗争任务。报上于2月19日，增出《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特刊。在此期间，先后转载了延安《新中华报》的社论《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发表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的答读者问。
通过上面这些庆祝活动和文章，报纸反复宣传的要点有：
第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独立解放而奋斗不息的历史。
第二，“七·七”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殖民地化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已进入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命运的阶段。“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支持与援助，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使中英、中美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而苏联是最先对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家，远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就发表声明，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又签订了《孙文越飞协定》。更于1924年，正式与中国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俄在中国取得的特权。
第三，中国今后命运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出卖中国的协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否则，中国的独立解放无法实现，中英、中美之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第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斗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的建设。我党中央去年（1942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第五，历史的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人家便不敢来欺负。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1927年1月）。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解放的重要根本。
第六，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投入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1922年5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首先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独立”的口号。同年6月，中共第一次《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债款，完全收回管理权。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采取发动群众，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从此，民族斗争日益澎湃。由“五卅”罢工，而省港总罢工，而北伐，而占领武汉，不幸，中途变生，功败垂成。此后10余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辉旗帜。当汪精卫之流窃据要津，高唱“不抵抗主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及签订屈辱条约时，中国共产党则继续坚持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宣传、组织和实行“以民族革命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方针。此后，中国共产党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结成奔走呼号，乃于“卢沟桥事变”之后，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了全国抗战。
第七，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站在最前线，担任最艰苦的任务，转战敌后5年半，吸引了敌人在华兵力之半，才有4年的敌我相持阶段和打下了反攻基础的先决条件。中英、中美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也是我们敌后军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我们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上是有功劳的。
第八，八路军和华北人民的战斗任务是，首先要在坚决粉碎敌人“扫荡”中开展敌占区工作，加强政治攻势，深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与生产建设，特别是实行减租减息，普遍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以保卫华北抗日根据地，用实际行动来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
报纸广泛深入地宣传和庆祝中英、中美废除不平等条约，正是在华北敌后处在迎接胜利的最困难、最艰苦斗争的期间，大大激励了人心士气，百倍提高了胜利信心，加强了战胜敌人、战胜特大天灾的斗争信心。从更远大的目标来看，是对华北军民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的教育。
二、揭穿日寇“以华制华”旧阴谋的新花样
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关于执行中央“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的指示》中提出，“应把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与揭穿日汪签订的一切卖国协定的实质尖锐对立起来，说明日本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阴谋实质”。“新国民运动”就是帮助日寇更加残酷地掠夺、榨取、奴役沦陷区人民，就是要抓14万青年壮丁送给日本人去当炮灰；号召敌占区同胞团结起来，反对亡国灭种的“新国民运动”。
报社编委会遵循这一指示，及时报道了敌寇和汪精卫汉奸政府炮制的灭亡中国新花样的发展，搜集来自敌占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有关敌伪新动向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研究，集中揭露日寇所谓“转变对华政策”的阴谋。戳穿它的实质，跟敌伪欺骗宣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一个月里，发表社论、时评和专论有《东条访宁》、《旧阴谋新花样》、《敌伪的新把戏》、《敌寇阴谋日益败露》、《我们的感觉要更敏锐些》以及《反对日寇灭亡中国的旧阴谋新花样宣传大纲》。于4月17日发表了评述性的新闻-《敌寇不打自招阴谋败露》，结束了这一场尖锐、激烈的宣传战。
日寇这一次玩弄“以华制华”的旧阴谋，是在所谓“转变对华政策”的幌子下翻出的新花样。1942年12月19日，汪逆精卫奉日本主子之命前往东京。24日，报上刊出消息说，日寇为抬高汪逆身价，东条首相和重要阁员都到机场“热烈欢迎”。1943年2月3日，本报特讯首先揭露了日寇与汪逆12月前往东京时签订了第二个“日汪密约”，主要内容为：一是南京汪逆汉奸政府对英美宣战并调伪军去太平洋作战；二是汪逆汉奸政府供给日寇1000万壮丁；三是日寇允许汪逆统一南北傀儡政府；四是日寇“归还”领土主权，尊重汉奸政府的“自主”。从此，日伪就依照“密约”像演戏一样，一幕接一幕，大耍新花样。
1943年1月8日，汪逆汉奸政府对英美宣战。在中英、中美签订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1月15日，日寇效颦也与汪逆汉奸政府订了一个“日华协定”，假惺惺地宣布“交还”租界，“交还”治外法权。对于这一幕丑剧，报上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它，在评论中说：“既然日寇武装占领了半个中国，奴役我中国人民，在刺刀尖上还谈得到什么废除不平等条约，敌寇所谓返还租界，不过是为了彻底灭亡中国，要汪逆汉奸政权驱使与压迫沦陷区中国人民与日寇‘同心共死’，变中国沦陷区为‘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名义下，加紧推行‘日汪密约’。”
日寇为了育成“国民政府”，掩盖“新政权”的汉奸面目，取消了汪逆汉奸政府国旗上那一面“和平反共”的汉奸标志的小三角旗，准备改“新民会”为国民党，改编伪军为“中央军”，由汪逆统一南北伪组织，把汪逆打扮成“国家元首”。似乎这么一改，汪逆汉奸政府就成了“独立国”。同时大造舆论，说汉奸政府“自主”了，“由中国人办中国事”，“撤走”各级伪组织的日本顾问，日本撤兵由“中央军”接防，宣传汪精卫是“假投降”、“重庆派来的”等，迷惑敌占区同胞。这是在太平洋战争日益不利的形势下，东条内阁为了集中全力准备与英美决战，加紧利用汪逆汉奸政权，利用“以华制华”来掠夺敌占区的人力、物力。
为了强化汪逆汉奸政府的地位，日寇大举“清政”，就是敌人说的“为充分发挥华北之政治上、军事上的使命至最高度，须由新人物任职”，对各级伪组织人员大批撤换、逮捕和大肆屠杀。华北伪组织的头子老汉奸王揖唐也被一脚踢开，换上新奴才。
为了“加强武力”，改编和整训旧有伪军，又把伪警备队升级为伪中央军，把自卫团升级为伪警备队，又普遍按村、按户抽丁，补充自卫团，在不知不觉中抓了大批壮丁。同时，以武力抓丁，大量扩充伪军，在“协力大东亚圣战”的叫嚣下，开始把伪军调往南洋，第一批准备调去150万。据敌华北劳工会统计，从1943年1月起的70天内，押送东北的壮丁达60万之多。从2月份开始，又在“日本撤兵”的烟幕下，有计划地把日军集中到大据点，增加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机动兵力。日军撤走后由伪军接替。
为了加强对沦陷区的掠夺，以所谓“增产”和“养民”，加紧搜刮中国老百姓的一切财物。在山西一省计划抢粮50万石，到处强迫征收破铜烂铁、妇女的金银首饰。在沿海地区强征民船。为加强经济掠夺，敌寇从国内派来大批经济顾问，控制敌占区经济大权。
为了掌握“民心”，强调发扬“战争精神”，利用“新国民运动”进行各种欺骗宣传。汪逆所推行的“新国民运动”，开始于1942年7月9日发表的《告国民书》。这是日寇根绝我民众抗日意识的一个毒计，目的有三：一是“矫正中国民性之弱点以新面目”；二是“根绝排日思想”，灌输“中日提携”合作之重要性；三是“实现大东亚建设之教育”。据1942年8月3日敌内阁情报部部长广播，叫嚷什么“中国人民排日思想如不除去，则中日合作完全不可能”。说什么“中国与日本，合则共存，离则共亡”，故必须“协力合作”。“新国民运动”之开展是解决“中国事变”所必需。敌寇还力图以汪逆汉奸政权对英美宣战来转移视线，使沦陷区同胞由仇恨日寇转而仇恨英美，来掩盖它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分化抗日阵营，达到灭亡中国的迷梦。
在大叫大嚷“战局愈趋严重”的时候，东条于1943年3月14日飞到南京，名为“回访汪逆访日”，实际是来加紧推行所谓“对华政策转变”，对在华日寇高级指挥官面授机宜，同汪逆讨论联合作战。据3月27日报载，东条此来部署了对我的新进攻，加强对沦陷区的掠夺，抬高汪逆身价。一个月以后，从3月21日到4月4日，东条又去长春，强调“以日华满为核心，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暴露了日寇面临盟军反攻的不利形势，企图将中国沦陷区筑为强国的堡垒，进行对盟国的决战。
报纸对于日寇所谓“转变对华政策”，首先揭露这个“转变”不过是“以华制华”灭亡中国旧阴谋的新花样。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希特勒德国已经一败再败、精疲力竭，而美国在太平洋上也逐渐转被动为主动，使日本面临美国的大举反攻，不能不以全力准备对盟国的决战，妄想最后凭借中国内地进行顽抗。于是，企图利用汪逆汉奸政府“以华制华”，巩固后方，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作垂死挣扎。但是不管日寇怎么“转变”，都改变不了他侵略我国的狰狞面目，掩饰不了它屠杀、奴役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不管日寇怎么“转变”来为汪逆精卫梳妆打扮，也改变不了这伙大汉奸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嘴脸；同样，日寇也绝对转变不了中国人民“打倒汉奸，赶走日寇，收复一切失地”的坚定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