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内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力量，已经能够制止反共顽固势力“发动内战，对日投降”的阴谋，这就为坚持抗战到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五、要求国民党取消破坏华北敌后的特务政策
6年的持久抗战，消耗了国力，在相持阶段中，我们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早已预见这种困难的到来，首先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推行了下列政策：一是精兵简政，组织民兵，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增强抗战力量；二是自己动手，为丰衣足食而努力增产，以克服经济困难，提高军民抗战信心；三是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以缓和阶级对立，加强各阶级的团结；四是建设和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以期群策群力，一致对敌斗争。这种政策的执行，已取得初步效果。经验证明了一切困难可以克服，抗战依然可以很好地坚持下去。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实践，是处处依据于中华民族具体历史的特点与要求的。20余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的产物，以我们亲身所处的华北敌后而论，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从1937年以来即在敌后的华北，为着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忠诚不贰地与华北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共同坚持了6年艰苦的抗战，建立了反攻的前进基地，创造了模范的人民子弟兵与“三三制”民主政权，克服了种种困难，进行着有利于人民、不利于敌人的各种建设。这里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成就确是史无前例的，自然更不是从外国搬来的。但这一切，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离奇，这就在于共产党人正确实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战政策，能处处照顾华北各阶层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因此，能够团结华北所有抗日党派与抗日人民，汇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但是，除了日寇蓄意破坏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还有国民党反动派。华北敌后八路军不但得不到一点接济，而且在1942年7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部署兵力，打进华北，又派遣特务勾结地方反动封建势力，加紧对华北敌后实行特务政策。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政策，加剧了华北敌后的困境。在华北军民的铁拳下，国民党反动派看着失败。报纸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致力于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特务政策，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政策和投敌叛国的“曲线救国论”，扞卫华北抗日阵地。
1943年7月17日，报纸社论《全区军民动员起来，声援陕甘宁边区，准备迎击日寇的夹击和“扫荡”》中，痛心地讲道：“我们华北军民6年来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一面对日作战，一面遭受反共分子的军事袭击和特务破坏……这班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分子，这班特务走卒，挂上国民党党员的招牌，专门进行破坏敌后抗战的勾当。”报纸先后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几起重大的破坏案件。如潜伏武乡蟠龙的国特，在敌入侵时出面组织“维持会”，屠杀坚持抗日的干部和人民。潜伏的国特第三站，布置了向武安、羊角等10多个村在水井、水窖、水缸同时投毒，群众中毒的达5000人。经八路军医务人员抢救，除极少数中毒死亡外，大部分被获救。麻田潜伏国特组织秘密“维持会”，瓦解八路军部队，密谋暗杀彭德怀副总司令。报上公布了国民党特务的文件-《太岳区三青团修正反共手册》、《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明白规定：“选择本党内之忠勇干练党员，渗入共运，打入共党内部，用大奸似忠之表情和行动，取得该党之坚决信赖后再乘机制造分化、离间、造谣、拉拢之工作，必要时，刺杀其重要领袖或爆破其机关工厂整个设施……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会，加以训练，使在不知不觉中服从本党指示，为吾人效死。”并就合理负担、税收、民主等各方面工作，提出具体的破坏目的和各种卑劣手段；要不择手段，使灾区老百姓灾上加灾，饥饿上加饥饿。这些反动文件规定的计划是何等阴险毒辣。
报上于7月23日、8月13日、21日，连续发表《要求国民党取消在敌后的特务政策》、《再论国民党在敌后的特务政策》、《三论国民党在敌后的特务政策》3篇社论，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敌伪，破坏敌后抗战，破坏抗日根据地，破坏一切抗日民主设施，破坏三民主义之实施，帮助日寇残害向中国人民等7大罪状。
社论也揭露了敌特、国特合流，互相勾结共谋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恶。在国民党反共的文件中，明白提出“利用敌伪消灭汉奸（按：指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和一切抗日爱国人士）”，把汉奸区（按：指抗日根据地）变为敌占区，把敌占区变为自卫区，认为“这是我们最有效的方法”。这同敌伪要把“共匪区变为治安区”毫无区别。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政策的反动实质。国特、敌特一身二职，两面领津贴，这就是国民党所谓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真实含义。
社论进一步揭露了“变天思想”是国特特务思想的核心。国特广为散布，威胁群众的“变天”，就是要变中国的天为日本的天，变抗战的天为“皇军”治下的敌占区。但他们却用“正统”来骗人，说“蒋汪一家”、“汪先生是蒋委员长派去的”、“重庆、南京、北平是正统”，伪中央军和中央军是“正牌的”，而且已经合并，反诬抗日根据地是什么“封建割据”，说什么“八路军没有根”，“抗日民主政府是土政府，不合法的”。社论驳斥了这种种谬论，论述了中国的主人是中国人民自己，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特务，人民才是正统，抗战才是正统。抗战的天是不会变的，大势所趋，敌后解放区的天只会变得更加光明。我们要扫除一切黑暗势力，法西斯主义必然垮台，战后的世界将是民主的世界。抗战必然胜利，战后的中国，是人民做主人翁的中国。
六、声讨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
报纸在7月17日和23日的两篇社论中，严正地指出：“国民党军队自再度开入华北以来，即以反共为第一要义，由山东滨海以迄黄河东岸，好多部队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不游不击，对敌人经常处于挨打地步。太南豫北之败就败于这种反共第一与单纯防御，若干部队，且与敌人秋波频传，暗中订立默契协定。我们手里有确凿证据，庞炳勋这班人早就与日寇声息相通，奴颜婢膝地企图求得日寇谅解。可是，日寇所要的是汪精卫、王克敏是抛头露面的奴才，所以一到日寇要他们‘明朗化’的时候，他们就顺从地叛国投敌了。随着他们的叛国，是一块一块的国土、一批一批的同胞遭日寇奴役。于是，伪军迅速扩大，仅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就给敌人添加了4个军的番号。华北伪军约15万，几乎90%都是中央军叛变过去的。国民党反动派给敌人制造了这么一批有组织、有训练、装备齐全的武装，来打中国人，帮助敌人推行‘以华制华’的毒计。最近在敌人对太南豫北的‘扫荡’中，已用上了庞孙旧部。他们还有一套无耻的‘曲线救国论’，‘以曲线’和‘救国’那样欺人的名词来粉饰他们投敌卖国的罪行。两年来，国民党高级将领叛国投敌的已达58人，65万伪军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投敌伪化的。”
“曲线救国论”出自“摩擦”专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之嘴。早在1939年8月27日，报上发表《斥张荫梧的邪说》，就揭露了张荫梧所部柴恩波进攻冀中八路军失败后叛国投敌，张荫梧公然打电报给蒋介石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为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这就是张荫梧奉行的“曲线救国论”，即他所谓的“抗战建国事业，要经过许多曲线的道路，绕个圈子，拐个弯儿，比如向敌作几次假投降，争取一些延长抗日的时间，骗取敌人一些物资”。国民党当局对于这种叛国投敌的罪行，不仅不予声讨和惩办，反而在1942年成为“重返华北的中央军暂时停止抗日，不择手段把枪口瞄准共产党，奉命采用的高度机动”的方针。这种“叛国论”，促成了国民党降将如毛，而没有一个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明令讨伐或军纪处分。相反的，天天在强调“军纪军令”的军委会发言人、国民党宣传机构-中央社和报纸杂志竭力为之辩护。如庞炳勋被俘投敌后，中央社竟夸他“忠贞坚毅，威武不屈”。
8月21日，报上刊出8月15日《解放日报》社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整顿军纪军令》。社论说，关于声讨叛国将领，重整抗战阵容，报纸大声疾呼，早已不止一次。中共中央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呼吁于前，各地各界民众响应于后，然而直到今天，未闻政府对于这样严重的国家大事有一字之答复。社论质问说：“两三年来，每逢要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军纪军令’就搬出来了，但对于叛国投敌的将领却从未用军纪军令加以制裁，难道尊严的国家的军纪军令，只是专门用来消灭异己、实行独裁，却从不作为用来制裁对国家民族的叛逆吗……但是，你们这种非常错误的军纪军令，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得到的是军心携贰，叛逆纷出，国家地位一落千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这完全是由于你们的错误。”社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衰衰诸公装聋作哑，我们老百姓是不能不起来为自己的命运、为自己子孙万代的命运而发言的了。”
中央军大批叛国投敌后，盘踞太南豫北的庞炳勋、孙殿英，从晋中侵入武乡蟠龙的赵瑞，山东的吴文化、厉文礼，莫不在驻地敲诈勒索，又烧又杀，奸淫掳掠，陷人民于水火之中，并配合敌伪向抗日根据地进犯，人民忍无可忍地发言了！老百姓要求八路军吊民伐罪，保国卫民。我八路军各部在广大群众支持下，发起讨逆战役。太行区，继在武乡蟠龙地区歼灭赵瑞部之后，于8月18日至28日，讨伐庞炳勋、孙殿英叛军，俘伪军4000余，克复林县城，并击落敌机1架。7月28日，在山东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灭伪军1个旅。接着讨伐厉文礼、吴文化等部叛军，3个月中，消灭伪军10个团，收复大片国土，拯救呻吟在敌寇铁蹄下的同胞，大张民族正气。
七、揭露日寇的诱降阴谋
1943年8月1日、27日，9月11日、19日，日寇大本营情报部部长谷荻四次发表谈话，对重庆进行公开诱降，我们的报纸首先揭露了日寇公开诱降并与重庆的密使往还的狂妄活动。
第一次，谷荻提出：“倘中国同意停止抵抗，参加反英美之统一战线，则日军可由中国撤退，承认中国的独立。”
第二次，谷荻说：“重庆人士应重新认识今天的实际情形，无论任何时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骗，切勿一误再误，应觉悟到目前是在英美桎梏之下。只有现在才真正是解放大东亚的时候。”
第三次，谷荻更加狂妄，公开威胁与凌辱重庆，提出：“重庆还是采取英明的决断，自动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进兵，抹杀重庆的存在，这是现在大东亚剩下的最大课题。”又劝诱说：“中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对中国不愿以进兵演成流血惨剧的手段消除它，而是希望重庆由迷梦中清醒，迅速脱离英美而返东亚，至于归来后的问题，可以作为内政问题于谈笑中解决之。我们期待重庆勇敢地下决断。”
第四次，谷荻又抛出诱饵：“重庆国民党当局在抗战中可说已贯彻其目的。所以应当和日本光荣地合作，也可以说是荣誉地返还东亚。中国疑惧的独立自由，当由日本加以保障。”接着汉奸汪精卫更出面助敌招降，说什么“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日期愈快愈好”。说得多么亲昵、多么肯定。在反共这一点上，国民党与日伪是完全一样的。
报上继续分析了敌寇诱降的活动日益露骨和如此狂妄的由来。8月25日发表的延安观察家的评论，指出日寇诱降的阴谋的猖蹶，是由于国民党对外抗战不力、对内实行独裁的结果。尤其是今年（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制造大规模内战，日寇认为有机可乘，推行诱降政策日益积极。9月5日，报上进一步指出，日寇发出极端侮辱中国的狂言，国民党当局如果不是没有血性，应该马上命令全国军队痛击日寇。然而国民党正忙于反对中国共产党与镇压抗日人民，对于民族敌人的辱骂是不在意的。国民党投降派是日寇的应声虫，他们是执行谷获命令的，这批人不敢在日本老爷面前放一个屁。全国人民坚决要求纠正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变观战政策为积极对日作战。
八、进行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
1943年3月，大后方出了一本法西斯主义的书，即蒋介石着的《中国之命运》，强迫人人必读。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消灭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这本书公开威胁说，军政时期不能停止，所谓军政时期不能停止，即是指剿共内战不能停止而言。从这本书里，可以见到我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日寇第五纵队的包围下，那时已是异乎寻常地醉心于“剿共内战”，公然主张“反共第一，抗战第二”，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指两月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这本书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夸奖说，“《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
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企图提倡法西斯主义以毒害我民族的时候，为了使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们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进行抗战与民主的教育，揭穿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实质。这样做，才能够大大加强进步力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促进真理与正义的胜利。
报上从1943年6月19日发表《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的社论开始，结合着反对国民党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狂妄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实例，围绕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中国之命运》，深入进行了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在7月到9月间，延安发出的重要文章有《在毛泽东旗帜下保卫中国共产党》、《谁革命？革谁的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驳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评〈中国之命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请重庆看罗马》、《法西斯主义之末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国民党真愿为秦桧呀？》、《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主义》、《国民党与民族主义》。
这是我们党发动的一次有关中国命运的大论战，理论联系实际，批判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这是一次在反攻前对全国人民进行的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对于抗战建国的前途，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