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学员，年龄只有20岁左右，在当时缺乏知识分子的情况下，对开辟敌后新闻工作曾起了积极作用，其中也有不少学员在以后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党的重要骨干。除这两个记训班的学员成为创办本报华北分馆的干部来源外，中国人报社的全体职工，也都在12月底合并本报华北分馆，该社社长李竹如则担任了本报华北分馆的副社长。所以《中国人报》的职工，也是创办本报华北分馆的一个重要干部来源。再就是从延安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派赴太行抗日前线的一批文字和美术工作者，也有一部分分配到报社工作。这样，连同从汉口本报总馆和本报西安分馆来的职工，就组成了本报华北分馆的基本队伍。
本报华北分馆创办初期机构人员状况
本报华北分馆在1938年11月中旬开始在沁县后沟筹建。何云、陈克寒以及印刷厂的职工，也于这时先后到达后沟，12月8日，他们还在这里开始编印了一期试刊（华北版），到1939年元月才正式创刊。四开，隔日刊。同年7月中旬，日军侵占白晋沿线后，分馆先后迁移至武乡安乐庄和辽县山庄继续出版。直至1940年5月中旬我被调离为止。在这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开始任参考室主任，3个月以后，从4月中旬起，即被调做记者、特派记者。1940年5月中旬，我和魏奉璋同志一起，被调往太岳区党委机关报-《太岳日报》，后改为《新华日报·太岳版》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我因多在外随军采访，对分馆的机构人员变化情况就了解得不太多了。这里我只能根据回忆，提供一点概略的情况。
在本报华北分馆创办初期。我记得是由中央北方局组建的党报委员会进行领导。当时参加者除总部彭德怀、左权，总政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杨尚昆、李大章等同志外，报社只有何云、陈克寒同志参加。在党报委员会的领导下，报社实行的是社长总编负责制。正副社长是何云、陈克寒、李竹如同志。正副总编辑是何云、陈克寒同志。
报社的机构虽按工作性质分为编辑部、经理部和印刷厂三大部门，但编辑部并没有设立部一级的机构，只是分为各版编辑、记者、参考室、木刻室、电台和文书几个部门。大概到1939年冬，报社才增设了编委会、采访科、通联科和编委会秘书科，但也没设置编辑部这一级的机构。各科室的人员流动性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采访科和通联科的人员变动尤为明显。外出采访就是记者，回报社后就做通联工作。现将编辑部人员变动的概况分述如下：
副社长李竹如同志到报社不久，即于1941年4月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合并到报社后，杜毓沄同志任副社长。
编委会成员除何云、陈克寒同志外，还有韩进、左漠野、萧英等同志。他们同时也是总支委员会的成员。
成立编委会后，任编委秘书的先后有高戈、史纪言等同志。高戈同志在1939年主要是做记者。7月间日军侵占白晋路后，他还担任过分馆路西办事处主任（亦即记者站），在记者站工作的还有孙健秋、郑东、何明等同志，这个办事处到年底即行撤销，在沁县后沟时期，一版《地方要闻》和二版《国内新闻》，主要担任编辑工作的是由陈克寒、李竹如同志，三版《国际新闻》和四版文章版，创刊头4个月，主要是何云等同志负责。5月后，三版由左漠野、四版由韩进同志负责。国内外的电讯则采取统一选编的办法，先后做电讯编辑工作的有陈浚、魏奉璋等同志。以后陈浚同志就负责编辑二版《国内新闻》。
在创刊初期，记者队伍只有高戈、张殊、罗祖德、白汝瑗等少数几位同志，从1939年4月以后，就逐渐壮大起来。而且设置了特派员、特派记者和记者三种职称。
记者：1939年以记者职称先后见报的有罗祖德、白汝瑗、贾霁、林火、玲君、江横、达明、高戈、野蕻、张克、朱玉宾等11人，1940年7月后，以记者职称见报的还有吴宏毅、柳青等人。
当时也有这样的情况，做的采访工作，但在报上并未署记者名义。如张殊、秋远、佩琳、齐语、郭绍汤等。
特派记者：以特派记者职称第一次见报的是1939年4月9日发表林火的通讯。其后有贺义彬、刘祖春、江横、朱玉宾、刘白羽等。据在报上查到的特派记者有以上6人。因为报纸收集不全，一定有遗漏。记得肖英、华山也是特派记者，但时间记不得了。
特派员：在创办初期，只有陈克寒一个人是特派员。他以这个职称第一次见报的时间是1939年5月23日。到1940年“百团大战”时，于9月29日他和12月11日，林火和肖英也先后以特派员的名义出现在报纸上。
此外，报社还设有特约记者、特约通讯员和通讯员的制度，组成一个通讯网。以特约记者名义见报的有张香山、杜润生（太北）、刘植岩（太岳）等；以特约通讯员见报的有逸人（晋察冀）、穆欣（晋西北）、贾锡章（冀南）、巩秉文（冀鲁豫）等。
参考室：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主任曾三易其人，江横4月间调做记者后，由魏奉璋接替。1940年5月，魏奉璋调走后，由浦一之接替。
木刻室：创刊初期由陈铁耕负责，木刻家有罗工柳、杨赟、简平等。4月以后来木刻室工作的，还有华山、胡一川、彦涵等。
经理部：在创刊初期，部长华民，副部长王显周。5月华民调走后，即由王显周接替任部长。
印刷厂：厂长周永生。校对科附在工厂内，科长刘威。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创刊一年多这一时期的报社一些机构人员变化的简单情况。
何云办报的指导思想及其风格
董谦
那还是在1938年8月“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前夕，吴敏和何云奉新华日报总馆之命，率一部分职工到西安办《新华日报·西北版》。我也是这支队伍里的一员，所以就很快和他们相处得熟悉了。到西安后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拦，《西北版》未能办成。这时正逢朱总司令、彭总副司令路经西安，他们提出欢迎到华北办报的意见。经征得总馆和中央同意，吴敏、袁勃几位返回总馆，只留下何云和我，还有10来位印刷职工去华北。这样，我就作为何云的“随从副官”，又一起渡黄河北上太行山，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了。从1939年元旦创刊到翌年5月，我在何云的直接领导下做了3个多月的资料工作，之后又去做记者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何云的传、帮、带，我不仅得到许多教益，而且对他的办报的指导思想和风格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后来，我虽调往太岳区工作，但还是经常阅读和学习《华北日报·华北版》。遗憾的是他的壮志未酬，便被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他遇难的44年后的今天，为了学习在敌后艰苦办报的优良传统，我想就他办报的指导思想和办报风格作一初步探讨，以略表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深切怀念。
五点指导思想
何云办报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里我把它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力求把《华北日报·华北版》办成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抗战军民的喉舌与号角。何云在《发刊词》中就提出“本报愿在这困难阶段中，成为鼓励前进的号角”。在报纸工作的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坚决贯彻和实行的。他为了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正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非常注意依靠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华北日报·华北版》创刊伊始，经他提议就由北方局和总部的一些领导同志组成一个党报委员会，直接对报纸进行日常领导，每月定期开会研讨报纸的宣传报道方针。每篇重要社论，都要向党报委员会送审。至于北方局或总部对报纸工作的指示或交办的事项，何云都是坚决照办、立即执行的。我亲身接触过两件事情：第一件是，1939年4月下旬子洪口战斗时，何云找我谈话说：“今天总部来电话通知，要报社立即派记者到白晋北线，去访问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将军，我们已商定派你前去，明天就可动身。”第二件是，7月初，敌人进攻晋东南时，白晋北线敌人已进至沁县以北，何云找我谈话说：“三八六旅陈赓部驻防在武乡西北部一带，正在狙击白晋北线敌人的进攻，总部指名要你去陈赓部做随军记者。”并说这个部队素以骁勇善战着称，要我很好地完成这次采访任务。他为了完成派出记者和报道这一重大军事新闻的任务，也为了我路上的安全，还再三叮嘱我说：“现在要通过沁县城和武乡城这条路已不可能了，你要连夜赶到虒亭，从那里通过白晋路，才能抢到敌人进犯之前赶到目的地。”这两件事就足见他执行党的指示的认真和坚定了。这样的指导思想反映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就形成《华北日报·华北版》的一个重要特点。许多读者来信赞扬说：“你们的报纸每到时局严重的关头，都能给读者吹起号角、敲响警钟，为克服时局危机而奋斗。”
第二，力求把《华北日报·华北版》办好，成为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和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中心。《华北日报·华北版》创刊伊始，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办好《华北日报·华北版》曾指示说：“报道华北抗战-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斗争……应该努力使报纸真正办成全华北性的机关报，帮助各地报纸与全华北加强联系，使报纸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中心。”何云根据这一指示，就在他写的《发刊词》中提出，本报要“反映华北抗战之曲折经过，发扬与探讨华北抗战中之宝贵经验”，并“愿作华北文化抗日统一战线之倡导者与组织者”。他在1941年元旦写的《华北〈新华〉第二年》一文中，对此还特别作了明确的阐述。在这一办报思想的指导下，《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何云就主持制订了“本报特约通讯员工作条例”。条例要求发展华北的抗战救国的通讯报道工作，普遍深入地反映华北的抗战情形，推动华北敌后抗日救国工作。几年来发展的通讯员和特约通讯员，最低估计也有数百人。虽然在地区分布上有多有少，但还是遍布华北各地的。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这张小报可以基本上做到“立足太行，面向华北”。不过由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工作发展不平衡，而且受着敌伪封锁和分割的限制，要想做到全华北各地区宣传报道的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何云通过组织华北通讯网，不仅把华北各文化团体的写作积极分子组成为报纸写稿的基本队伍，而且还做了另外两件有关开拓华北新闻文化事业的大事。一件是通过派人参加或帮助筹划新闻、文化团体，在报纸上开辟各种副刊园地，印刷各种书刊等做法，把记协、文联和书店都团结在报社的周围。再一件是通过派编辑、记者和印刷工人到新开辟的太岳、太南、冀南、晋豫等根据地，筹办当地的报纸和通讯社。到1942年5月何云牺牲为止，完全可以无愧地说，不仅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华北报纸网，而且也形成了华北文化事业的中心。当时华北版的干部原就很缺乏，可是何云能无私地输送这么多的骨干去支援各地的新闻单位，这虽和他把干部看作是全党的财富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他胸怀大志，要力求使《华北版》办成华北新闻事业的中心这一愿望能够迅速实现。
第三，“使《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中更尽其积极作用”。这是何云在他写的《发刊词》中提出并在以后报纸工作中表现又最为突出的思想特点。纵观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以前《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宣传报道，一方面对反共“摩擦”专家张荫梧、秦启荣、侯如墉等破坏团结抗战的逆行进行了连续的揭露和声讨，以期通过斗争求团结。另一方面，对坚持抗战的国民党人士及其部队则不惜篇幅地进行了不断的宣传报道。甚至派记者对他们进行专访，都是由何云亲自布置的。比如对国民党军队的冯钦哉、武士敏、柳子俊等将军以及国民党人士武誓彭先生，报社都曾先后派记者进行了专访，并发表了对他们的访问记。报纸还发表了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在天津敌占区“备棺拒敌”及褒扬其“民族气节忠贞可风”的消息。
第四，注意对敌伪军与沦陷区民众的宣传工作。《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便辟设了副刊《战地报人》（由青记分会编）。当时我负责参考室的工作，何云还指定我写了《建立并加强敌占区新闻堡垒》的文章，发表在1月13日的副刊上。4月9日，陆定一在《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一文中，就把这个问题作为华北局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提出来。紧接着，在4月11日的报上，就刊登了《本报发刊〈敌后方〉缘起》的启事，并宣告4月底创刊。1940年7月，何云根据中共北方局对敌占区民众宣传的决定，便于8月1日另行出版《中国人》周刊（由王春、赵树理、金沙编辑），专向敌占区发行。10月25日，本报还发表了《敬告敌占区同胞》的社论，指明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占区爱国同胞是相依为命的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报纸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并派记者深入敌占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在总结1940年报纸工作中，何云把“面向敌占区”继续作为1941年报纸宣传报道方针之一。1941年8月，在他向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提案中，还把“开展敌占区游击区新闻工作，大量发行专供敌占区人民阅读的报纸”作为新闻事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无论从报纸的宣传角度上，还是从他采取的报道方式上，都说明重视对沦陷区人民的宣传。
第五，重视对国际时事的宣传。这从版面的比重、评论形式的多样化、何云亲自撰写的文章以及评论水平等四个方面，就可以说明何云对国际宣传重视的程度。这张4开四版的小报，国际新闻要占整整一个版。每逢重大新闻，除社论在头版发表外，在国际版上还经常配合发表《国际论坛》、《国际问题分析》、《时论》、《时评》、《短评》等多种形式的评论。何云除撰写有关国内问题和报纸工作的社论外，还经常写国际问题方面的社论和专论。以1939年5-6月为例，有何云署名的专论就多达4篇-《论德波关系》、《国际问题分析：成为欧洲局势之焦点的波罗的海沿岸》、《时论：粉碎敌寇的新阴谋，严密防止将天津成为远东慕尼黑的企图》、《国际论坛：新时期中的敌寇困难》。这些国际评论，包括国际新闻的标题，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富有浓烈的感染性和指导性。其具体表现就是分析深刻，观点鲜明，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眼前看未来。
四个办报风格
何云的办报风格，可概括为这样四个特征：有着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有着高尚情操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家；有着严谨作风的无产阶级实干家；有着真才实学的无产阶级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