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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古近古中亚西亚北非文学

第一节 概述

中古时期阿拉伯人的崛起,******宗教和文化的形成,地跨亚、非、欧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人类古代历史的面貌,形成了中古时期历史的新风貌和新格局。

阿拉伯人是闪族的一支,与古代的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希伯来人是同族。它分为定居城镇的居民和游牧散居的居民两部分。前者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后者被称为贝都因,他们骁勇善战,经常发生部落纠纷。公元5世纪或6世纪时,阿拉伯人近邻的两个奴隶制帝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和波斯人的萨桑王朝逐渐衰落并解体,阿拉伯半岛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民族和部落矛盾尖锐,战乱频仍,社会动荡,阿拉伯人民渴望统一。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570—632)于610年创立******教,自称为真主的使者。经过艰辛的斗争,推广了******教,并且建立********的政体,组成军队,通过不断征战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也确认了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穆罕默德谢世之后,他的后继者(哈里发)将其事业加以继承和发展,迅速扩张阿拉伯—******的势力,先后建立了伍麦叶王朝(我国史称“白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我国史称“黑衣大食”)和法蒂玛王朝(我国史称“绿衣大食”),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封建帝国,历时六七百年。从11世纪初起,西方人以圣战为名,7次入侵;13世纪蒙古举兵攻占了巴格达,灭亡了阿拉伯帝国。15世纪突厥人的一支——奥斯曼土耳其兴起,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和北非地区,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接受了******教。

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教的兴起和发展,确立了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阿拉伯—******文化。它既吸收了古代西亚地区巴比伦文化、希伯来文化的因素,也融合了古代波斯、印度、希腊和罗马文化,甚至东亚的中国文化因素,构成一种新型的文化。阿拉伯地区自古就是东西方的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地段。因此,大量先进的东方文化科学经过这里输入西方,不仅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阿拉伯人的文化发展。当时,阿拉伯人的医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教的扩展,它的文化也扩展到许多地区,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文化体系。

阿拉伯中古近古文学是在这样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分为******教兴起之前的“贾希利叶时期”、******教形成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期以及衰落的奥斯曼统治时期。阿拉伯是诗之国,诗歌是阿拉伯人最喜欢的文学形式,诗人是阿拉伯人最敬重的人。自游牧散居部落时期起就有赛诗的盛会,被选中的诗篇悬挂在寺院供人们欣赏,因而被称为“悬诗”,代表诗人是乌姆鲁斯·盖斯(500—540)。“悬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了游牧生活的特点。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后,多数诗人进入宫廷,成为宫廷诗人。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统治者采取宽松和奖掖的政策,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形成了繁荣的局面,先后出现了艾布·努瓦斯(762—813)、穆太奈比(915—965)、麦阿里(973—1057)等著名诗人。此后诗歌走向形式主义,过分讲究辞藻、修辞格式,只有13世纪蒲绥里(1213—1296)的长诗《斗篷颂》拥有一定的成就(详见本章第三节)。

阿拉伯人在8世纪征服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称该地区为“安达卢西亚”。开始它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份,后于8世纪中叶独立成国,名为伍麦叶王朝。由于地处欧洲,民俗与人情不同于阿拉伯本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安达卢西亚”文学,出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诗人,如伊本·哈尼、伊本·宰敦(1003—1071)、伊本·法海捷(1058—1138)、女诗人哈芙莎(?—1190)等。产生于9世纪的“彩诗”,是不同于阿拉伯本土的格律诗,它是由民歌演化而来的,形式更具变化性和自由。它对中世纪欧洲的骑士行吟诗歌产生了影响(详见本章第三节)。

在中古阿拉伯文学中,散文和民间故事文学也是令人瞩目的。由穆罕默德后继者主持编定的《古兰经》,不仅是******教的经文,也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巨型散文著作。为了传教的目的,其中编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格言、谚语等等,富有文学色彩;同时它还突出地体现了宗教天启文学的特色,用一切文学和语言手段阐发真主的深奥和神秘教义。除《古兰经》之外,与其同类的《圣训》也是阿拉伯—******教的早期散文著作(详见本章第二节)。阿拔斯王朝时期,散文文学发展,产生了两位著名的散文大师伊本·穆格法(详见本章第四节)和贾希兹。伊本·穆格法翻译、编写的《卡里莱和笛木乃》是世界文学名著,对亚洲和欧洲文学均有影响。他的箴言集《大礼集》和《小礼集》也是重要作品。贾希兹的《动物书》、《吝人传》等也是传世之作,语言生动、幽默,知识广博,情趣盎然是其特点。稍后的麦阿里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的《章节书》、《宽恕书》是杰出的散文作品。阿拉伯人爱好故事,善于讲故事、编故事,所以民间故事异常盛行。除了集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故事之大成的《一千零一夜》(详见本章第五节)之外,还有长篇传奇故事《安塔拉传奇》和来自民间后由文人写定的“玛卡梅”体韵文故事。《安塔拉传奇》流传甚广,由“悬诗”诗人安塔拉生平衍变而来,歌颂一位出身微贱、能文善武、忠于爱情、为国奋战、殉难而死的骑士英雄,被誉为“阿拉伯的《伊利亚特》”。阿拉伯城市兴起、市民出现之后,体现市井生活的故事作品大量产生。“玛卡梅”意为“集会”,即在大庭广众中讲授故事。它类似于我国的说唱文学,音韵和谐,词句骈俪,以讲故事人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主人公的种种奇遇。主人公大多数是机智多谋、能诗善文的乞丐(流浪汉),他们浪迹社会,有种种趣闻逸事。赫迈扎尼(969—1007)的《玛卡梅集》和哈里里(1054—1122)的《玛卡梅集》最为著名。“玛卡梅”体故事后来传入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产生了影响。

中古波斯文学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得到18世纪德国大诗人歌德的盛赞:“星光灿烂的五百年,我不如它的二流诗人。”波斯帝国在7世纪衰落,不久被阿拉伯人征服,并接受了******教。百年之后,波斯人出现了对抗阿拉伯人的爱国思潮“舒毕思潮”。在这种民族思潮背景下,先后出现了几个有独立意识的封建王朝,推动了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波斯本来是文明古国,9世纪以后的文化繁荣,可以说是它的中兴。中古波斯是诗之国,诗歌成就高于其他文学,出现了一批诗歌伟人。中古波斯文学是指9世纪以后的达里波斯语文学,它随着王朝的更迭和文化中心的转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文化中心位于东部霍拉桑地区,著名诗人有鲁达基(850—941)、菲尔多西(详见本章第六节)和欧玛尔·海亚姆(详见本章第七节)。鲁达基被称为“波斯诗歌之父”,他一生勤于笔耕,写了大量的诗歌,运用了各种诗歌形式,并且予以完善和定型,开创了中古波斯诗歌之路。他的诗歌有明显的民族倾向,体现了波斯古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崇尚知识和理智,也揭露了社会贫富不均的罪恶现象。在著名诗篇《暮年》里,诗人回顾了自己早年的辉煌,描述了凄惨的晚景。菲尔多西耗尽一生的心血,建筑了一座文学丰碑,写出了12万行的巨型史诗《列王纪》(《王书》)。《列王纪》追述波斯几千年的历史,颂扬波斯人民的伟大业绩,激励人民的民族情感,堪称波斯文学的代表。海亚姆的哲理诗集《鲁拜集》(《柔巴依集》),句句凝结着诗人对人生、宇宙、社会、宗教的深邃思考,为读者带来了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表达了诗人人道的思想和叛逆的意识。

其后波斯文化中心西移,形成“伊拉克体”诗歌时期。内扎米·甘哲维(1141—1209)是这时的大诗人之一。他继承菲尔多西《列王纪》的叙事传统,但有新的发展和变革,即改变以历史为依托的叙事模式,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创作具有传奇色彩的叙事诗。这种诗歌更贴近生活,更有文学色彩,尽管缺乏史诗的壮丽与宏伟。《五卷诗》是内扎米的代表作,由五卷诗组成:第一卷《秘宝之卷》是以故事为中心进行劝诫的诗作。第二卷《霍斯陆与西琳》描写波斯国王霍斯陆与亚美尼亚公主西琳曲折多变的爱情故事。第三卷《蕾莉与马杰农》流传最广,是一部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一部悲怆的“梁祝哀史”。女主人公蕾莉与男主人公盖斯属于不同部落,他们倾心相爱,终因封建压力与束缚,未成眷属。盖斯因痛苦而疯癫,被称为“马杰农”(意为“疯人”、“痴情汉”);蕾莉被逼另嫁,后郁郁而死,盖斯也随其死去。内扎米用彩笔把这个流传于西亚地区的民间爱情传奇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富于艺术感染力;同时赋予其新意,体现了作者追求人性、个人幸福和自由的人本精神。第四卷《七美人》也是爱情传奇叙事诗,写的是伊朗萨桑王朝的故事。第五卷《亚历山大的故事》以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为背景,描绘他作为国君、哲人与先知的事迹。与此同时,苏菲教派文学兴盛发展。苏菲教派是******教神秘主义教派之一,它来自阿拉伯民间,强调内修与苦练。苏菲派诗人用诗歌形式阐释神秘、深奥的教义,产生了不少优美的抒情诗和动人的叙事诗,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萨纳伊(1080—1140)、阿塔尔(1145—1212)和莫拉维(鲁米,1207—1273)为其代表。阿塔尔的叙事诗《百鸟朝凤》运用寓言故事,阐明静心苦修才能神人合一的道理。莫拉维被看做是苏菲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抒情诗集《沙姆斯丁·大不里士集》和叙事诗集《玛斯纳维全集》被称作苏菲派的经典。后者广集民间故事,并且赋予其深刻的哲理。其中有阐释苏菲派教义的名篇,如《中国人与罗马人》、《修辞学家和海员》和《园丁的故事》等;也有现实倾向鲜明的故事,如《受惊的市民》、《戎哈和孩子》等。苏菲派思想对后代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波斯的文化中心向南方迁移,于是产生了波斯诗坛的“双子星”——萨迪(详见本章第八节)和哈菲兹(详见本章第九节),他们的诗作都带有苏菲思想。萨迪的两部著作《果园》和《蔷薇园》使诗人在人类文学史上英名永存。哈菲兹的抒情诗优美动人、感情炽热、哲理深刻,借助对醇酒和美人的歌颂,表达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幸福的追求和自由的向往。贾米(1414—1492)是波斯中古诗坛繁荣时期最后一位杰出诗人,他一面继承内扎米叙事诗的传统,写出了《七宝座》;一面遵循萨迪《蔷薇园》的格式,写出了《春园》。

中古波斯的散文虽然不如诗歌光彩,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品,包括史书、小说、神话和训喻作品等。其中有著名的《帝王传》、《王书》、《义士萨玛克》、《游记》(纳赛尔·霍斯陆著)、《卡布斯教诲录》(昂苏里·阿玛里著)等。

14世纪或15世纪之后,发出耀眼光辉的阿拉伯中古文学和伊朗中古文学相继衰落;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土耳其近古文学取得了成就。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出现了两位著名的诗人富祖里(1495—1556)和巴基(1526—1600)。前者以蕾莉与马杰农的爱情传说为依据,谱写出一部感人至深的同名爱情叙事诗,可以与波斯诗人内扎米的同名作品媲美。后者的诗作个人色彩浓厚,体现出诗人追求个性、倜傥不羁的特点。17世纪之后,国势衰微,但文学有所发展,出现了一批不满现实、以讽刺为笔法的作家,著名的有诗人维西(1561—1628)、内菲(1572—1635)等,这个时期史称“讽刺文学时代”。与此同时,民间文学也十分活跃,出现了人民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笑话、寓言、小曲,丰富了土耳其文学。

在中亚地区,随着波斯势力的减弱,一些国家、民族势力抬头,具有民族倾向的文学兴起,乌兹别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国的文学得到发展。乌兹别克诗人纳沃依(详见本章第十一节)用民族语言所写的《五诗集》,虽有波斯文学的色彩,但也表现了与正统的波斯势力抗衡的民族倾向。格鲁吉亚诗人肖泰·卢斯达维里(详见本章第十节)的史诗《虎皮骑士》描写了印度青年骑士与印度公主的曲折的爱情故事,歌颂了忠君爱国、忠于爱情和友谊的高尚的骑士英雄精神。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沙逊的大卫》也是世界著名的史诗,它描述了沙逊家族(王室)历经四代,浴血奋战,反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抗击敌人的民族英雄形象,颂扬他英勇善战、为民除害、为国为民的正义精神。《虎皮骑士》和《沙逊的大卫》更具欧洲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特色。

第二节 《古兰经》与《圣训》

《古兰经》又译《可兰经》,原意为“诵读”或“读本”。它既是******教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最有影响的散文著作。

******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是由天使吉卜利勒(迦伯利)依照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原型口授给先知穆罕默德,再由他宣谕出来的。不过,很多学者认为,《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创立和传布******教的二十余年(610—632)中,针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具体问题,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以天启的形式陆续发表的一些言论的汇编。

穆罕默德于570年生于麦加古莱氏部落哈希姆家族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里。父母早亡,先后由祖父、伯父抚养。早年放牧,曾随商队到过巴勒斯坦、叙利亚等地。25岁时受雇于麦加富孀赫蒂彻,为其经商,同年与她结婚,此后专心研究宗教问题。穆罕默德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虽是文盲,但聪慧过人,处事果断,博闻强识,善于思索。当时,在阿拉伯半岛,除原始拜物教外,还流行犹太教、基督教和阿拉伯当地的一神教——“哈尼夫教”。穆罕默德接触人物广泛,社会经验丰富。他自幼就听过不少有关犹太教、基督教诸先知的传说故事,在出游经商过程中,也曾结识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同他们探讨过基督教的教义。其妻赫蒂彻的堂兄瓦莱盖也是个基督教徒,熟谙《圣经》,并将其部分内容译成了阿拉伯文。据载,穆罕默德早年还曾在集市上听过著名演说家、基督教在纳季兰的主教古斯·本·萨伊戴的布道与演说,并能传述其部分内容。

像所有宗教一样,******教的创立被加上了一层神秘、传奇的色彩:穆罕默德常到麦加城郊希拉山山洞里,昼夜冥思苦想。610年,他40岁时,有一天在洞中,他精神恍惚,只听天使吉卜利勒的声音命令他:“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96:1)据说,这就是真主第一次降下的“启示”。从此,他以“先知”自命,开始了宣教活动。

当时麦加古莱氏部落中以艾卜·苏福彦为首的伍麦叶贵族是最有权势的统治集团。他们担心******教的传布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因而大肆诋毁穆罕默德,多方迫害******。622年,穆罕默德率部分信徒出走叶斯里卜(后改称麦地那),得到当地一些部落的热情支持,声势大振。他在当地继续传教,并组织政府,确立制度,建立武装,南征北战,为******教建立了一个牢固的根据地。630年,他出师占领麦加,麦加贵族皈依了******教,确认了穆罕默德的先知地位。此后不久,除个别部落外,整个半岛都接受了******教,基本上统一起来。63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

《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二十余年中陆续宣谕的。逢其宣谕经文时,在场会写字的人便把它记录在兽皮、石板、骨片或枣椰树的树皮或叶柄上;不会写字的则记在心中,再反复背诵。穆罕默德死后,首任哈里发责成专人将人们笔录和心记的经文全部整理、汇集起来,妥为保存。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由于对民间流传的抄本经文读法不同,引起纠纷,故责成专人再次对经文进行校订、编纂,并确定为“范本”(或“奥斯曼本”),其余抄本一律销毁。

为便于斋月诵读,《古兰经》被均分为30卷,共114章,6 200余节。全部经文大体上又可以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为界,分为两部分:在这之前宣谕的称“麦加章”,在这之后宣谕的称“麦地那章”。

《古兰经》的主要内容是阐述教义和教法。其中规定了******教最基本的信仰:(1)笃信真主(安拉),认为真主是宇宙唯一的神,他全知全能,创造万物,主宰一切,至仁至慈,至高无上,无始无终,无所不在……(2)信使者,认为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即先知,《古兰经》中提到过的先知有24位,如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穆萨(摩西)、尔撒(耶稣)等,真主借“启示”(天启)与他们联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使者,也是最伟大的先知。(3)信天使,认为天使是听候真主差遣的天神,他们遍布天上人间,各司其职,但人的肉眼却无法看见。为首的称“四大天使”,向穆罕默德传达“天启”的吉布利勒(迦伯利)即为其中之一。(4)信经典,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即“天启”),亦承认《旧约圣经》为“天启”的经典。(5)信前定,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由真主预先安排好的,无法改变,不可抗拒,只能顺从。(6)信后世,认为人在今世死后会转入后世,其归宿有两种——善者入天堂,恶者入地狱;并认为世界将有末日,又称“清算日”,届时死人的灵魂都将复活,并受到清算。

《古兰经》为******规定了必须严守的功课:(1)要诵念“除真主外,别无神衹,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我国******俗称“清真言”),以公开表白和证明自己的信仰。(2)每日应向麦加天房方向礼拜五次。(3)需在******历九月即“斋月”斋戒一月。该月内,每天破晓至日落,戒除一切饮食和房事等。(4)需拿出一定的财产救济穷人,谓之“天课”。(5)有条件者,一生至少要到麦加、麦地那朝觐一次。我国******依传统将这些功课总结为“念、拜、斋、课、朝”五功。

《古兰经》还为******制定了有关处理仇杀、偷盗、通奸、婚姻、遗产继承、释奴等刑事和民事的法律,定下了戒饮酒,戒赌博,戒食自死物、血液和猪肉等的禁令,并提出了******教有关道德、伦理的价值标准:践约守信、坚忍刻苦、待人公道、扶弱济贫、宽容大度、廉洁、虔诚等。总之,它的内容包罗宏富,除******教教义、教法外,还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认为,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古兰经》都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奇迹”。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古兰经》在艺术上也的确有其独到的特点与魅力。

其一,独特的文体。它既不同于诗歌,也不同于普通散文,而是一种独特的散文:语句长短不一,参差互异,文辞虽不刻意讲究骈俪,却典雅流畅。每节经文能表达一个独立的意义,节末句尾的用词结构非常讲究,往往是可以拖腔的长音,且有时押一种较宽的韵。因此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其二,天启的形式。经文多用第一人称,以示此乃真主原话,而以命令语气讲出的“你说”之后的话,虽为穆罕默德的话,但却表明那是奉真主之命,由真主授意的。这种“天启”的形式,使得经文显得庄严、宏伟,易于形成一种威慑力。有的章节以某些未知其义的单字开头,更为这种“天启”经文增加了一种深奥难解、神秘莫测的色彩。

其三,多种风格。经文表现风格是变化多端的——有时是严厉的警告,有时是委婉的规劝;有严谨的教法,亦有优美的故事。“麦加章”的经文,由于常面对形形色色的非难、诘问和挑衅,经文章节多简短、明快,言辞激越、尖锐。而“麦地那章”,特别是那些阐释教法的章节,经文多用平实、繁丰的风格,语句也显得平淡、和缓、疏放一些。

其四,多种修辞手段。为了使经文更加雄辩,更具说服力,充分运用了排比、对照、反诘、比喻、夸张、反复、递进、呼语等修辞手段。如:“真主是天地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那盏明灯在一个玻璃罩里,那个玻璃罩仿佛一颗灿烂的明星,用吉祥的橄榄油燃着那盏明灯。”(24:35)这类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妙语连珠,不胜枚举。又如在第55章(《至仁主》)13~78节的66节经文中,由“你们究竟否认你们的主的哪一件恩典呢?”为引句的句组形式竟连续重复了31次。这种“反复”词格的使用,起到了抒发强烈感情、加强语气和语言节奏感的作用,使得经文显得紧凑、铿锵、气势恢宏。

其五,为了达到宣教的目的,穿插引述了很多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格言、谚语等。经文以真主的口气声称:“我借着启示你这部《古兰经》而告诉你最美的故事……”(12:3)这些故事多与犹太教、基督教经典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旧约》中人所共知的亚当(阿丹)、夏娃(哈娲)的故事,诺亚(努哈)方舟、洪水的故事,约瑟(优素夫)生平的故事……都在《古兰经》中或详或略地多次被提及。此外,经文还用浓墨重彩反复描绘了天堂与地狱的情景,如:“敬畏的人们所蒙应许的乐园,其情状是这样的:其中有水河,水质不腐;有乳河,乳质不变;有酒河,饮者称快;有蜜河,蜜质纯洁;他们在乐园中,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47:15)“火狱确是伺候着,它是悖逆者的归宿;他们将在其中逗留长久的时期。他们在其中不能睡眠,不得饮料,只饮沸水和脓汁。”(78:21~25)这些故事和描写是《古兰经》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部分,生动、形象,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是现实曲折的反映,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古兰经》不仅对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阿拉伯的语言和文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语言方面,《古兰经》使阿拉伯语得到统一和保存。在文学方面,《古兰经》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修辞的典范,《古兰经》为后世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思想。

《圣训》(al-Hadith)是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其中也有涉及其弟子言行的内容,这一点颇似我国古代经典名著《论语》。它是******教阐述教义、规定教法和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权威性仅次于《古兰经》。

《圣训》不仅是宗教典籍,同时也是一部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文学作品。

它不仅阐述了早期******教的宗教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风土人情等,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生动、具体的写照,是研究早期阿拉伯社会和******教发展的宝贵文献。

《圣训》本文言简意赅,具有警策性。如其中曾引述先知穆罕默德的话:“一伙人共乘一只船。在船上大家各据一处。其中一人用斧凿自己所据处。人们问他:‘你干什么?’他答:‘这是我的地方。我愿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人们若制止住他,他就得救了,大家也得救了;若听任他胡来,他将毁灭,大家也将毁灭。”话虽不多,但却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自由”应受到集体利益、公共利害的约束,没有绝对的“自由”。

第三节 阿拉伯诗歌

诗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与文献。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与社会现实。流传至今最古老的阿拉伯诗歌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下半叶。最初的诗歌是人们在赶骆驼、打井、汲水、集会、饮酒、婚礼、战争、祭神、求雨……时吟唱的抒情诗。

******教创立前最著名的诗歌是七篇(一说十篇)《悬诗》。“悬诗”的原意是“被悬挂的”。名称由来说法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当时各部落著名诗人惯于在一年一度的欧卡兹集市上赛诗。人们把公认为最佳的作品用金水写在细亚麻布上,挂在克尔白神庙的墙上,故亦称“金诗”。但学者们多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是:因为它们珍贵,如同一串挂在美人颈下的珠宝项链,故此称“悬诗”。

《悬诗》被认为是世界诗苑里的一朵奇葩。黑格尔把它称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诗歌集。乌姆鲁勒·盖斯(500—540)被评论家公认为阿拉伯贾希利叶时期(475—622,亦称蒙昧时期)的诗坛魁首。其作品为历代文学家所推崇。他生于纳季德(旧译内志)地区,祖籍也门。他出身为王族贵胄,其父曾统管两个部落。诗人一度放荡不羁,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被称为“浪荡王子”。部落谋反,其父被杀后,诗人遂矢志报仇复国,死于求援途中。前期作品写于其父被害前,内容多为恋情艳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后期作品则主要抒发诗人矢志复仇的心愿,格调悲壮而深沉。其代表作《悬诗》被列为诸篇《悬诗》之首,在阿拉伯世界妇孺皆知。

乌姆鲁勒·盖斯的《悬诗》共81行。开头几句是:

朋友们,请站住,陪我哭,同纪念,

忆情人,吊旧居,沙丘中,废墟前。

南风、北风吹来吹去如穿梭,

落沙却未能将她故居遗迹掩。

此地曾追欢,不堪回首忆当年,

如今遍地羚羊粪,粒粒好似胡椒丸。

这种以驻足沙漠凭吊情人旧居遗址为起兴的模式被称为“纳西布”。在乌姆鲁勒·盖斯之前虽有这种模式,但在他的口中才臻于完美而定型。其《悬诗》的前半部分是谈情说爱,叙述了诗人与其堂妹欧奈扎以及其他女人的种种风流韵事。他将某些偷情艳遇写得非常大胆、露骨,有时近似淫亵。诗的后半部分则侧重写景状物。他写孤寂、忧伤、惆怅难忍的沙漠长夜;写清晨策马狩猎的场面,并借此用较大篇幅赞美他的骏马;最后则写荒漠景物——阴云、闪电、暴雨、山洪倾泻、雨过天晴、万象更新……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善于抒情,也长于写景。他特别擅长比喻,如把少女的发辫比作枣椰吐穗,把漫漫长夜比作长卧不起的懒骆驼等。

除《悬诗》诗人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侠寇诗人”也不容忽视。他们往往一贫如洗,专以打家劫舍、拦路行抢为生。但他们大多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他们的诗歌往往真实地描绘下层平民百姓啼饥号寒的穷苦生活,反映他们对贫富不均、富贵者为富不仁的强烈不满,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同时也反映他们倔强、勇敢、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的性格与感情。

******教初创时期,即******教先知穆罕默德及四大哈里发时代(622—661),诗歌相对于其他时期要逊色一些,诗坛一度显得有些沉寂、萧条,只有一些为先知穆罕默德和******教歌功颂德的“宗教诗”和为******“圣战”鼓吹的“征战诗”。

诗坛在伍麦叶朝(661—750)时期又恢复了喧腾、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诗与情诗。伍麦叶朝时期与当权派对立的反对派有“什叶派”、“哈瓦利及派”、“祖拜里派”等。此外,在******教初期被压制下去的部落宗族主义又开始回潮,阿拉伯民族与其他归顺的民族之间亦有矛盾……这些政治、宗教派别的矛盾反映在诗坛上,就产生了政治诗。诗人实际上成了各派的代言人,利用诗歌形式阐述本派的主张,进行斗争。而伍麦叶朝的统治者则利用矛盾转移目标,以便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实际上纵容、鼓励诗人们相互舌战,并以优厚的俸禄、奖赏去笼络和收买一些诗人为他们歌功颂德。在这种奖掖下,“对驳诗”兴盛起来。

“对驳诗”是一位诗人吟一首诗,其内容往往是自我矜夸,并讽刺、攻击对方;而对方则需即席和诗,内容与之针锋相对,格律、韵脚亦需与前者完全相同。艾赫泰勒(640—710)、法拉兹达格(641—733)与哲利尔(653—733)之间的对驳诗战长达50年之久,如法拉兹达格在对驳诗中向哲利尔炫耀:

我光荣的家族巍然如山,

你的双手岂能将它摇撼?

我舅舅生擒过迦萨尼王,

迫使他每年把礼品送上。

我舅舅有这样的丰功伟绩,

驴崽子!你舅舅岂能相比?

哲利尔则在对驳诗中与之针锋相对:

人不犯我,我们像山一般稳重,

惹恼了我们,则会同敌人拼命。

你父亲、叔伯无能,就把舅舅炫耀,

可那不过是落水的人想抓一根枯草。

崇高的主赐我以远胜过你们的光荣,

这光荣在世界上谁也无法将它移动。

艾赫泰勒、法拉兹达格和哲利尔被认为是伍麦叶朝三大诗雄。

在伍麦叶朝时期,情诗摆脱了以往仅作为长诗起兴的性质,往往独立成篇。这时的情诗又可按内容分为“艳情诗”与“贞情诗”两类。

艳情诗主要盛行于汉志(又译希贾兹)地区的麦加、麦地那等城市。伍麦叶朝政治中心北移至大马士革后,哈里发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就用金钱、财物、歌女等笼络留在麦加、麦地那的政治失势的后裔贵族,使他们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中。这些人又常常喜欢将他们寻花问柳的偷情艳遇写成诗歌,供歌女演唱,是为“艳情诗”。代表诗人是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644—712)。他常在诗中一方面描写和赞美那些与之交往的美女名姬,另一方面也通过她们之口赞美自己。后人公认他是阿拉伯情诗之宗师。其诗特点是有故事情节,有对话调情,语言流畅,动人心弦,对女性的描写尤有魅力。

与“艳情诗”相对的是“贞情诗”,多产生并流行在汉志地区游牧民中。当时一些青年男女真诚相爱,但由于传统习俗,他们遭到亲人和社会反对,不能结合,酿成悲剧,不少人为此失去理智,甚至殉情。“贞情诗”就是这些人歌咏自己纯真的柏拉图式的****、苦恋、相思的诗篇。著名的贞情诗人有哲米勒(?—701)、盖斯·本·穆劳瓦哈(?—约688)等。

哲米勒少年时代就爱上了布赛娜,但不能如愿。他至死都对布赛娜苦恋不舍。

一旦布赛娜派人来要我的右手,

尽管右手对于我来说珍贵无比,

我也会给她,使她称心如意,

然后说:“还有什么要求,你再提!”

其诗着重表达了诗人的内心世界——炽烈如火的恋情,对爱情的专一、执着、坚贞……情感真挚、强烈、细腻、动人,诗句典雅流畅、明白如话,词语夸张但不过分,是哲米勒情诗的特点。

盖斯·本·穆劳瓦哈以“马季农·莱伊拉”(意为“莱伊拉的情痴”)著称。他自幼与美女莱伊拉相爱,但当他向她父亲求亲时,遭到了拒绝。莱伊拉被嫁给他人,盖斯苦恋不舍,后来因情而痴,整日在荒漠中呼唤着情人的名字,用诗歌倾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最后因痴情而死,葬于沙漠。其诗倾吐恋情缠绵悱恻,凄婉感人。其爱情悲剧被后世衍化成传奇故事,广为流传。中世纪许多著名的波斯、突厥语诗人以及后世的阿拉伯诗人曾多次以此为题材写成叙事诗或诗剧。

阿拔斯朝(750—1258)是阿拉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阿拔斯朝一些诗人从一开始就在诗歌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被称为“维新派”。代表诗人有盲诗人白沙尔(714—784)、艾布·努瓦斯(762—814)和艾布·阿塔希叶(748—825)等。

白沙尔被认为是阿拔斯朝维新诗歌的先驱。其诗承前启后:既有继承古代传统反映游牧生活内容、风格粗犷、语言凝练的一面,又有反映新的城居文明生活内容、风格细腻、语言清新的一面。

艾布·努瓦斯有12 000至13 000行诗传世,其中有颂诗、挽诗、情诗、讽刺诗、劝世诗、行猎诗等。但他写得最好的是咏酒诗,故有“酒诗人”之称。他往往借酒抒情,如:

喏,斟满杯!是酒就说明白!

别叫我偷偷地喝——如果能公开。

人生就是酒醉一场又一场,

唯有长醉岁月才逍遥自在。

清醒时,我总是失意潦倒,

醉如烂泥才走鸿运发大财。

他的诗一方面反映了阿拔斯朝鼎盛时期王公贵族们花天酒地、竞相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诗人大胆反对宗教禁欲,主张个性解放、及时行乐的自由思想。他在诗作上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创新,描写现实生活,因而他的诗自由、奔放,想象奇谲,笔墨新颖别致,臻于精妙。

与白沙尔、艾布·努瓦斯相比,艾布·阿塔希叶的诗篇更多地反映下层穷苦人民对上层贵族骄奢淫逸生活的不满。其诗多为劝世诗:告诫富贵者不要迷恋红尘、追求享乐;劝说贫贱者应乐天知命、安贫守道。他在诗中向哈里发良言苦谏,为民请命。

谁能代我向哈里发

传述我的良言苦谏:

我看到物价飞涨,

让百姓如何负担?

我看到他们挣得很少,

而需要则有增无减;

我看到愁云密布,

人民生计如此艰难。

他的诗歌流畅、通俗易懂,深受当时广大群众喜爱,常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继他们之后,在阿拔斯朝前期(750—945)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布·泰马姆(788—846)、布赫图里(820—897)和伊本·鲁米(836—896)等。

在阿拔斯朝后期(945—1258),哈里发政权名存实亡,国势日衰。但这一时期的诗坛仍兴盛不衰。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穆太奈比(915—965)和麦阿里(973—1057)。穆太奈比生于库法城。早年曾企图凭借诗才求取功名而未能如愿,遂自称“先知”,鼓动并领导部分游牧民抗税造反,结果被囚禁两年。948年为阿勒颇的哈姆丹王赛弗·道莱所赏识。他们相处长达9年时间,这期间是诗人创作最盛的时期。后遭他人嫉妒进谗,君臣关系破裂,诗人投奔他乡,不得志,遇刺身亡。穆太奈比有诗集传世,共收诗3 000余首,包括各种题旨,但以矜夸诗、颂诗和哲理诗为最佳。诗人常在诗中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反映出诗人恃才傲物、愤世嫉俗、崇尚武力、要求个性解放、不畏艰险、勇于进取、敢于反抗的精神。如:

活,不能碌碌无为苟活在世,

死,不能窝窝囊囊不为人知。

纵然在地狱也要去追求荣誉,

即使在天堂也不能忍辱受屈。

他被认为是阿拉伯古代言语妙天下的伟大诗人之一。其诗雄浑豪放,劲健新奇,不落窠臼,言近旨远,富于哲理。不少诗句成为传世的格言、警句。

麦阿里出身名门贵族,幼时因患天花双目失明。他是位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诗人。其著作达70余种,但多已散佚。其代表诗作是诗集《鲁祖米亚特》,约有11 000余行诗。从其诗歌中可看出,他反对因陈袭旧,主张独立思考,崇尚理性,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一方面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愿与祖国、人民同患难,共命运;另一方面则将人生、世界看得过于灰暗,认为尘世社会就是罪恶之所,对一切抱着怀疑、悲观、绝望的态度。在诗歌语言方面,他过于追求雕琢、修辞,这是受当时文风影响的结果。

谈起中古的阿拉伯诗歌,安达卢西亚诗坛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诗人们除了袭用阿拉伯原有的16种格律外,还创造了“彩诗”和“俚谣”。“彩诗”音译为“穆瓦舍赫”,产生于9世纪,兴盛于11世纪至12世纪。它是一种格律富于变化的多韵体诗,颇似我国古代的“词”。人们把它比喻成女人披于身上的彩锦饰带,故而得名。“彩诗”产生于安达卢西亚,可能与当地人能歌善舞有关。一韵到底的格律诗节奏呆板、单调,诗句有时也过于深奥难懂,不易歌唱,于是“彩诗”与“俚谣”便应运而生。“彩诗”实际上是一种歌词。它的结构、韵律多种多样,富于变化。但大体上亦有一定的模式。韵式大体上是abab,cdcdcd,abab,efefef……其尾句一般用当地土语写成。“俚谣”与“彩诗”在结构上极为相似。它与“彩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用词基本上是土语方言,行文也不严格遵照语法规则,实质上是一种更加通俗易懂的民歌。值得注意的是,“彩诗”与“俚谣”后来发展成为西班牙的民歌体裁“维良西科”。此外,学者们认为,11世纪晚期至13世纪晚期活跃在西班牙、法国南方及意大利北方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曾受安达卢西亚出现的“彩诗”、“俚谣”的影响,而与阿拉伯诗歌有渊源关系。

第四节 伊本·穆格法

伊本·穆格法(724—759)是阿拉伯阿拔斯朝著名的作家。他祖籍波斯,原名鲁兹比。其父达祖维是位于设拉子附近的祖尔镇人,后住巴士拉,曾在伍麦叶朝著名酷吏哈加志治下税务署任职,因贪污受刑,致手伤残。伊本·穆格法(原意为“挛手者之子”)由此得名。

伊本·穆格法生长于当时的文化名城巴士拉,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他才思敏捷,知识渊博,文笔流畅,故为统治者所赏识,曾先后在伊拉克、波斯的总督府任文书职。因得罪哈里发曼苏尔被残杀,死时年仅35岁。

伊本·穆格法生活于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穷苦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也谙熟王公官吏的腐败。这位深受波斯、希腊、印度等文化影响,又精通阿拉伯语的文人,便企图以自己的著译劝诫统治者,教育广大群众,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制定道德规范,以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其著译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里莱和笛木乃》。

《卡里莱和笛木乃》是一本寓言、童话故事集。其主要内容源于印度梵文《五卷书》。《五卷书》约在6世纪中叶,即波斯萨桑王朝国王艾努·施尔旺(531—579)统治期间,被译成古波斯巴列维文。伊本·穆格法于750年前后,根据巴列维文译本将其译成阿拉伯文。书以主体框架故事中出现的两只豺狗的名字得名。

这一主体框架故事内容如下:林中百兽之王狮子被森林附近新出现的黄牛叫声弄得胆战心惊,因为它从未见过黄牛。两只位卑职微的豺狗——卡里莱和笛木乃调查了黄牛的底细,使其归顺狮王,从而博得狮王欢心。忠厚的黄牛被狮王委以重臣,认作心腹,引起笛木乃的嫉妒。它不听同伴卡里莱的劝阻,竭力对狮王与黄牛进行挑拨离间,使两者相互残杀,结果黄牛战死,狮子负重伤。后来狮王发现受骗上当,又对奸诈的笛木乃进行审讯,查明事实真相后,将其处死。

从书的主体故事、所采取的大故事套小事的框架结构以及书中包括许多与《五卷书》相同或相近的寓言故事诸方面看,不难发现它与《五卷书》的渊源关系——《卡里莱和笛木乃》译自《五卷书》。既然如此,它又为什么会成为中古阿拉伯文苑里的一枝奇葩,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呢?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卡里莱和笛木乃》并非只是《五卷书》的简单译本,而是译著者在原作基础上经过大量加工、再创作的译、著并重的作品。巴列维文的《五卷书》原本和阿拉伯文《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巴列维文译本皆已失传,原貌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但据学者考证,《五卷书》译成巴列维文时,已经过增删,加进了一些原书未有的印度故事和波斯故事。这就是说《五卷书》的巴列维文译本已是一部并非忠实于原著的经过加工再创作的作品。而伊本·穆格法在移植过程中,又根据需要,无论是在故事编排方面,还是在论述行文方面,都再度进行了大胆增删与改动。如已成为该书有机组成部分的绪论(包括《白哈努德·伊本·撒哈旺的序言》、《白尔才出使印度》、《白尔才外传》和《伊本·穆格法的序言》4章,其中亦包含许多精妙的寓言故事),自然多是译本增加的内容。此外,从全书(包括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共19章)行文风格的一致,从它与现行流传的印度《五卷书》的比较对照,从书中通过各种寓言故事反映出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哲理、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诸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卡里莱和笛木乃》与《一千零一夜》一样,是印度、波斯、阿拉伯东方民族的平民文学与文人学士共同创作的产物,而最后完成于伊本·穆格法之手。它集中地体现出东方乃至世界各主要文化及宗教源流的交汇、融合和相互影响。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文化、波斯—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文化以及阿拉伯—******教文化的影响及其在书中的反映自不待言,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书中亦不难看出。

第二,伊本·穆格法在著译《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时,有着明确的目的。如前所述,他生活于伍麦叶朝与阿拔斯朝交替时期,看到了当时政治、社会的种种弊端。他译著此书就是为了劝诫君主,教育群众,改良社会。他通过移植和创作的大约70个寓言、童话、故事,借鸟兽之言行,说明君王、臣民为人处世应遵奉的纲常、伦理道德,以期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书中通过寓意、象征、借喻、影射等手法,针砭社会弊病,鞭笞种种假、恶、丑的现象,教育人民要追求真理、重视知识、明辨是非、择善而从、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对君主、统治者进行了劝诫和谏诤。形形色色的故事隐约、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对真善美理想社会生活的追求。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寓言故事形式,易于让人接受和传播书中蕴含的主旨思想。

第三,《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影响很大。这首先是因为,它的问世在阿拉伯世界首开介绍不同民族文学之先河。其次,通过《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伊本·穆格法正式将寓言这一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引进了阿拉伯文学。更重要的是,他被认为是阿拉伯的一代散文宗师。《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文字优美,其语言特点是凝练、典雅、流畅,因不刻意押韵、藻饰而显得清新自然,看似不假斧凿,实则是巨匠运斤,于易处见功,被人称作是“易而难及”的风格。故在阿拉伯文学史中,《卡里莱和笛木乃》是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散文经典名著,因而无论是在阿拔斯朝还是在其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师法其人、效法其书者,大有人在。

第四,《卡里莱和笛木乃》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五卷书》原始本及其巴列维文译本以及据巴列维文译本转译的古叙利亚文译本(约570年)皆已失传。因而《五卷书》的主要内容,加之波斯巴列维文译者和伊本·穆格法本人加入或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便借《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的各种译本传播于世。正如季羡林所言:从亚洲到欧洲,又从欧洲到非洲,不管是热带、寒带,不管当地是什么种族,说的是什么语言,它到处都留下了痕迹。这些寓言和童话,一方面在民间流行;另一方面又进入欧洲的许多杰作里去,像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法国拉封丹的《寓言》、德国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除了《圣经》以外,这部书要算译成全世界语言最多的了。可以认为,《卡里莱和笛木乃》同《一千零一夜》两部作品,集中地体现了阿拉伯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承前启后、贯通东西”的特点。

寓于《卡里莱和笛木乃》一书的主旨,还体现在伊本·穆格法的重要著作——《近臣书》、《大礼集》和《小礼集》中。

《近臣书》原为作家上奏哈里发曼苏尔的一封谏书,因其中涉及哈里发的近臣而得名。书以颂扬哈里发为引言,继而指出当时政治、社会、军队、经济等诸方面的弊端,并根据波斯的模式提出种种改革方案,主张根据波斯的制度立法,以法治代替人治。文章写得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小礼集》和《大礼集》是两本有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箴言集。其中不少内容是译自波斯、希腊、印度等地的格言和警语。《小礼集》主要是有关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箴言,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如何明辨是非、择善而从,如何陶冶自身情操,并处理好与君王、亲友之间的关系。《大礼集》则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对君王的谏诤,提出他们应奉行的统治政策和正确的君臣关系;后一部分则是有关友谊和朋友品质的箴言,指导人们如何区分和对待敌友、善恶。

伊本·穆格法的这些著作同《卡里莱和笛木乃》,实际上是同一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可以相互参照,加以阐释。其目的都在于规劝君王、教育百姓、改良社会。故有的学者认为,《近臣书》的直谏可能触怒了哈里发,成为作家被害而致死的原因。

除上述作品外,伊本·穆格法还译有《波斯诸王传》、《波斯习俗与文化》、《王冠》(《艾努·施尔旺传》)、《珍珠瑰宝》(《贤哲轶闻》)、《玛兹达格》。此外,据说他还从巴列维文转译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等,从而以自己的大量著译为中古时期各族文化、文学的融汇和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节 《一千零一夜》

《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是阿拉伯著名的民间故事集,有“世界最大奇书”之称。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来源颇为复杂。据学者考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印度和伊朗的故事,即收入《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有些来源于伊朗故事集《一千个故事》,而《一千个故事》原来又出自印度,这些故事先由梵文译为波斯文,再由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二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故事。三是以开罗为中心的埃及故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千零一夜》是印度、伊朗和阿拉伯文化结合的产物。

《一千零一夜》编辑成书似乎经过了许多人的努力,并且历经相当长的岁月。一般认为,其中最古老的故事大约产生于8世纪,核心的故事大约形成于10世纪,最晚出的故事大约出现于16世纪,而全书基本成型则大约在13世纪。

《一千零一夜》的规模相当庞大,共计收入300多个故事。这些故事几乎全部采用故事套故事的方法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故事都套在第一个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里。这个故事说:山鲁亚尔是个暴君。他发现王后背着自己与宫女、奴仆一起玩乐,便下令杀死王后及宫女、奴仆,并决心从此以后对天下妇女进行报复,即每日娶一少女,次晨加以杀害。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拯救天下无辜妇女,自愿嫁给国王。山鲁佐德进宫以后,首先设法引起国王听故事的兴趣,然后开始讲《商人和魔鬼的故事》。当故事讲到关键之处,天色已明,山鲁佐德也就住口不讲下去。国王想继续听故事,决定破例暂不杀她。自此以后,山鲁佐德一夜接着一夜,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地讲下去,一直讲了一千零一个夜晚。在这期间,山鲁佐德先后生下三个男孩。当她把故事全部讲完后,便领着孩子去见国王,恳求免其一死。国王大为感动,下令赦免山鲁佐德,并且正式立她为王后,还传令史官记下她在一千零一夜里所讲的故事。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故事、奇谈怪说、逸事趣闻等,可谓五花八门;人物也是形形色色,从神到人,从帝王、王族、将相,到工匠、渔夫、妓女、乞丐等,可谓应有尽有。这些故事和人物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形象地表现了中古时期阿拉伯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社会面貌和风土人情。

《一千零一夜》的思想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大致说来其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有些故事反映当时社会的矛盾,揭露剥削压迫的罪恶,表现人民大众的不幸。根据史书记载,由于不断对外进行侵略扩张耗费大量资金,加上统治阶层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阿拉伯社会的阶级矛盾颇为尖锐,贫富悬殊,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千零一夜》里有些故事直接或者间接地描写了哈里发、王公大臣以至土豪劣绅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抒发了劳动人民对于这种现状的不满甚至愤慨情绪。如《死神的故事》,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坏国王,结果都没有得到好下场。第一个国王“骄傲自满,好大喜功”;但当他正在自夸“世间有谁能和我比高下”时,死神突然出现,“从容拿走了他的灵魂,让他的尸体僵然倒在地上”。第二个国王“横征暴敛,刮削民脂民膏”;但当他正在大摆宴席准备吃喝时,死神突然出现,于是“国王坐在宝座上,望着席上的珍馐美味,还来不及吃喝……死神就毫不犹豫,拿走了他的灵魂,让他的尸体僵然倒在地上”。第三个国王“非常权威非常暴虐”;但当他正在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时,死神突然出现,不容分说立即拿走他的灵魂,让他到地狱里去受苦。

这个故事把讽喻的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对于他们丑恶的灵魂和罪恶的行径表示无比愤恨;而死神则成为当时人民愿望的具体体现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的语言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他的行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有些故事赞美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战胜邪恶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精神。正必压邪,善必胜恶,这是《一千零一夜》的重要思想之一。尽管人民大众在现实生活中困难重重,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一直坚信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能够战胜一切邪恶势力和反动势力。正因为如此,体现这种积极思想的故事便应运而生,并且受到欢迎。如《白侯图的故事》,写一个奴隶用说谎的办法报复主人的经过。白侯图在奴隶市场上被出卖时,已经声明他是有缺点的,其缺点是好说谎话,欺骗主人,不过多了不说,每年只说一次。有个商人自以为是,花钱把他买了下来。白侯图在商人家里唯命是从,小心伺候主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可是,有一天当商人在城外大摆宴席,让白侯图回家去取东西时,他却乘机撒起谎来。他先跑回去对太太说:“老爷和他的朋友们坐在一堵古墙下面吃喝、谈笑,那堵古墙突然倒了下来,把他们都压死啦!”急得太太把自己的家砸个乱七八糟。然后他又跑回来对商人说:“堂屋的墙壁塌了下来,压在太太和少爷的身上了!”急得商人死去活来。最后两方面一对证,才知道上当受骗了。商人勃然大怒,要严惩白侯图,白侯图却不慌不忙地说道:“老爷,您不能惩罚我,因为这是我的缺点,当初买我的时候,这是其中的一个条件,经纪人证明过的。您是知道的,我每年要说一次谎话,这次不过说了一半,待年终我再说一半,这才成为一次呢。”商人理屈词穷,只好宣布给予白侯图自由。这个故事通过笑话的形式反映现实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这里讲的虽是笑话,其中却充满奴隶的血泪。白侯图说谎骗人,并不是品行不端,也不是一般的恶作剧,而是奴隶仇恨和反抗主人的表现;白侯图的智慧胜过他的主人,既捉弄了他,又让他有苦难言,可见说谎实际上变成了白侯图的斗争武器。

有些故事描绘了人民大众对于幸福生活和美满爱情的憧憬。人民大众既然相信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能够战胜一切邪恶势力和反动势力,自然就对前途充满希望,希望获得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爱情。虽然现实环境是严酷的,现实条件是困难的,但他们也没有失去信心。如《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写一个穷裁缝的儿子依靠自己的顽强意志和神灯的大力帮助,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终于娶到了公主,并且继承了皇位的过程。这个故事的积极意义在于,在王权神圣的社会和等级森严的时代,一个普普通通的百姓竟然不怕皇帝的权势,不顾等级的差异,大胆追求公主,并且最后获得成功,这体现了人民大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远大理想,表现了他们要求改变黑暗现状的强烈愿望,因而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个故事及其同类故事往往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法宝。阿拉丁的神灯就是这样的法宝。这盏神灯表面看来又旧又脏,很不起眼;可是它却神通广大,什么事情都能马上办到,什么愿望都能立刻满足。正是在它的帮助下,阿拉丁给公主建造了豪华的宫殿,为皇帝送去了贵重的彩礼,终于获得了幸福。事实证明,法宝成为故事主人公实现美好理想必不可少的助手,帮助他们克服力不胜任的困难。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实现美好理想的实际条件和实际能力,于是只好借助想象,创造出各种法宝来。所以,这些法宝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此外,这些法宝只是工具,它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帮助谁,而是到谁手里就为谁服务;人们要想得到它们、使用它们,必须经过自己努力,必须有勇气有智慧。因此,这些法宝不是让人们消极等待,而是引导人们积极行动,鼓舞人们勇敢斗争,这就更有积极意义了。

有些故事描写了商人和航海家的经商航海活动。按照史书记载,阿拔斯王朝建都巴格达后,这个城市便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在物质的繁华富庶方面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大名城之一。阿拉伯商人和航海家以这里为中心,从事活跃的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他们的商船向东到达中国以及朝鲜和日本,向南抵达马达加斯加,向西向北远航至瑞典。巴格达城里则设有各种手工作坊,街上商店林立,生意兴隆,出售世界各地的产品,甚至还有专卖中国商品的市场。《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等描写商人和航海家经商航海活动的故事都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故事写辛伯达7次经商航海旅行的非凡经历。从地域上说,他先后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有一次还到达过中国海岸。从时间上说,他前后经过了几十个年头,最后一次竟在外国生活了27年。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首先在于它刻画了辛伯达这个阿拉伯航海商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他一次次出海冒险,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所以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之下,他都不忘记一个“钱”字,甚至在虎口余生之际也不忘捞一把,有时还会干些损人利己的勾当;另一方面是为了求知探险,即从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如饥似渴地探求新生活和新知识,而且还有聪明的头脑、丰富的经验和顽强的精神,所以能够度过千难万险,一次又一次地平安返航。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它描绘了阿拉伯航海商人五花八门、瑰丽多彩的海外见闻,表现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其中既有对海外动植物庞大形体的夸张描写,对大自然伟大创造力的热烈赞叹,又有对海外凶猛的毒蛇猛兽的夸大描述,对土著民族的夸张形容。

以上所述主要限于《一千零一夜》的优秀故事和积极思想。不言而喻,这部作品的思想也是复杂多样的,也有不健康的内容,如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歧视和辱骂妇女,宣扬宿命论,描写色情,等等。

总体来说,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民间故事相比较,《一千零一夜》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大多数以城市为舞台,以城市居民,特别是手工业者、贫民和商人为主角。二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大多数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即******教色彩。这些特点都是阿拉伯社会状况的反映。

《一千零一夜》之所以能够传遍世界并且历久不衰,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思想内容丰富,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艺术表现上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明显的长处,把民间故事这种体裁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

如上所述,《一千零一夜》在结构上采用故事套故事的形式。全书几乎所有的故事(除几个作为补遗的故事外)都被套在开篇故事——《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之中。这个开篇故事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把300多个故事串联起来。这种结构形式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增加故事集的吸引力,让人一夜接一夜地读下去,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听下去。因为一个故事套着一个故事,你如果不读或不听套着的故事就不知道原来故事的结局如何;而且一夜接着一夜,两夜衔接的地方往往又是故事的紧张之处,这有点像我国的章回小说,即所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二是使这样一部规模庞大的作品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因为一夜接一夜,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所以丢了一夜或一个故事马上就会接不下去。其他许多民族的民间故事由于没有采取这种方法,所以渐渐地散佚了。因此,有人说:“没有夜,便没有《一千零一夜》。”这话是有道理的。当然,目前各国流行的版本不同,对夜的处理也有很大差异。如英译本巴顿版从第一夜一直排到一千零一夜,共计250多个故事,另外还有50多个故事作为补遗;而纳训的中译本则只在《商人和魔鬼的故事》中分为三夜,以下不再分夜。

《一千零一夜》所使用的语言是明白流畅的阿拉伯语。它以当时阿拉伯人日常的、通俗的语言为主,甚至包括不少方言土语,尤其是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的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能够巧妙地表现出地方特色。一般来说,本书的语言是朴素的,并不加以过分的修饰,也不显得过分的华丽,只要能传达出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就满足了;同时本书的语言又是多变化的,有时采用极其庄重、严肃的语言(如《国王赭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中,大臣向国王致贺词的语言即为一例),有时又使用十分简洁、鲜明的语言(如《哈西补·克里曼丁的故事》中,描绘战争场景的语言便是一例)。不过,《一千零一夜》的语言也存在一些缺欠,其中最明显的一个缺欠是经常使用一成不变的套语,如用从黑暗下界升起的太阳形容美少年,用与太阳争辉的月亮形容美少女,用珍珠形容美人的眼泪和牙齿,用满月形容美丽的面庞,用夜晚比喻美人黑色的头发,用柳枝比喻美人细瘦的腰身等。这些套语固然可以体现阿拉伯人的审美特点,但是使用过多不免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

《一千零一夜》在文体方面的特点是散文和诗歌互相配合,诗文并茂。书中主要采用散文体,但在不少地方穿插进诗歌,其总数达一万行左右。这些诗歌大部分是现成的,有的是阿拉伯古代诗歌(如从“悬诗”中引用的诗歌),有的是阿拉伯中古诗歌(从艾布·努瓦斯起,至哈里里止),有的是阿拉伯近古诗歌(包括15世纪、16世纪的诗歌)。这些诗歌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和热爱,所以他们读起来感到格外亲切。这些诗歌不仅起到调节作用,使文章不会过于单调;而且辅助表现故事的思想内容,如有时作为说明某种道理的依据,有时作为抒发人物内心感情的手段等,从而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可以说诗歌是本书不可缺少的因素,有人甚至认为“没有诗歌的《一千零一夜》,犹如没有太阳的白昼”。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既有长的,也有短的。长故事洋洋洒洒,短故事简洁明快。二者互相穿插,显得富于变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的长故事。这些长故事往往具有场面广阔、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特点,所以大大地扩大了故事的容量(包括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故事反映生活的能力。如《巴士拉银匠哈桑的故事》,长达七万多字,重要登场人物有十几个,他们的活动舞台从人间社会到鬼神世界,从热闹的都市到荒凉的旷野,故事的发展起伏不定、曲折多变,令人难以预测。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同一类型故事相比,这个故事在内容丰富方面是极其突出的。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既有丰富瑰丽的想象,又有具体精细的写实,二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本书的想象因素特别出色,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如一夜之间建成的宫殿、一闻能治百病的苹果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典故。本书的写实因素也很突出。一般民间故事在写实上往往比较概括,《一千零一夜》中许多优秀作品的写实则是具体精细的,有的甚至已经接近近代写实小说对环境、人物和细节描写的水平了。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不仅以故事情节取胜,而且注重描写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一般民间故事往往仅仅注重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描写比较概括,人物性格刻画比较粗糙,很少进行心理活动描绘。《一千零一夜》中有些优秀作品则加强了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有时还对心理活动加以描绘,在一些关键时刻利用诗歌抒发内心感受。如《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所描写的主人公辛伯达的形象就是成功的一例,这个故事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性格的复杂性,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得到了许多作家的赞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在欧美国家,18世纪以前还没有《一千零一夜》的译本时,它的故事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开来,种种迹象表明,欧美许多故事集都受到它的影响。18世纪初安特瓦斯·格兰翻译出版的法文本《一千零一夜》可能是欧美各种译本的****,此后不久,《一千零一夜》便风靡欧美各国。在亚非国家,《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也流传很广。如日本出版的《一千零一夜》译本达60种以上。我国译介《一千零一夜》也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近年来直接译自阿拉伯文的全译本就有好几种。

第六节 菲尔多西

菲尔多西(940—1020)是伊朗的伟大诗人,在世界文坛上也属于杰出诗人之列。菲尔多西以三十余年的时间所创作的民族史诗《列王纪》(又译《王书》)是伊朗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同时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创作的五部长篇史诗之一。

菲尔多西诞生在伊朗东部霍拉桑图斯城一个德赫甘家庭(德赫甘是土地所有者)。这个阶层是伊朗社会的上层,他们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作为一种社会势力,这个阶层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表现出较强烈的反抗意识。菲尔多西诞生时,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在伊朗的统治已走向衰落。诗人的故乡图斯隶属于相对独立的伊朗地方政权萨曼王朝(875—999)治地。菲尔多西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懂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12万行的《列王纪》说明,他是驾驭达里波斯语(近代波斯语)的大师。同时,他还具有广博的知识和高深的文学修养。为了创作《列王纪》,他进行过大量准备工作,甚至亲自调查访问,搜集民间创作和古代史籍。

菲尔多西开始创作《列王纪》是在10世纪80年代中期。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灭亡了波斯萨桑王朝并开始直接统治伊朗。对阿拉伯和伊朗两大民族这种新的政治格局,一度称雄世界的波斯帝国的伊朗人(遗民)是很难接受的。事实证明,他们从未停止过文武两方面的反抗。就文的反抗来说,他们热衷于推崇古代文明,恢复古代传统,搜集挖掘波斯古代帝王英雄故事,鼓励文人以巴列维语和达里波斯语写作,把巴列维语著作译为阿拉伯语,以便把文明典籍保存下来。在这种复兴民族文化的浪潮(后世称之为“舒毕思潮”)推动之下,以描写古代帝王英雄为内容的《王书》创作成为一种时尚。

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前,已有五部达里波斯语的《王书》问世。其中三部散文体,两部诗歌体。最重要的一部《王书》是萨曼王朝霍拉桑总督下令,由被其召集到一起的熟悉古代传说的人口述、经人记录而成的散文体《王书》。这部《王书》是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主要蓝本。此外,他的比较重要的参考资料还有一本巴列维语的史书《帝王纪》,以及流传于西斯坦地区的鲁斯坦姆家族的英雄传说。萨曼王朝宫廷诗人塔吉基(卒于978年)曾受命创作《王书》。可惜他只写了1 000联(2 000行)即被仆人杀害。菲尔多西把他这1 000联收到自己的《列王纪》中,以示对这位诗人的纪念。但是,对塔吉基所写的部分,菲尔多西评价并不高。

但他诗中语句无力,松散纤弱,

往昔岁月在他笔下未能复活。

真正以自己的诗复活伊朗古代历史的是菲尔多西。

《列王纪》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起,直写到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灭萨桑王朝为止。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神话故事,约有4 300联(8 600行);英雄故事,约有28 500联(57 000行);历史故事,约有24 000联(48 000行)。神话故事部分写人类起源、文明开端、农耕开始、衣食制作、政权出现等。英雄故事部分是《列王纪》的核心部分,主要写伊朗与敌国土兰的战争和民族英雄鲁斯塔姆的功勋业绩。历史故事部分写萨桑王朝一些国王的事迹,这部分较前两部分更具现实色彩,但是《列王纪》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史书,所以其内容与伊朗历史并不完全符合。例如,伊朗古代史是三个大王朝,但出现在《列王纪》中的却是四个王朝。

《列王纪》的核心思想是向善抑恶。这种思想源于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而在史诗中则主要表现在反对外族侵略、维护国王的权威与统治、镇压内部叛乱、反对暴君统治和压迫上。

在《列王纪》中,精彩的故事有25个左右。其中四大悲剧情节曲折有致、人物形象生动,而且都可独立成篇。特别是父杀亲子的“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悲剧,在世界文坛上也具有一定影响。

四大悲剧之一是伊拉治悲剧。伊拉治是国王法里东的第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哥哥认为父王分封不公,偏袒伊拉治,设计把他杀害。

四大悲剧之二是苏赫拉布悲剧。苏赫拉布是英雄鲁斯塔姆未见过面的儿子。苏赫拉布率军进攻伊朗时,在战场被父亲杀死。

四大悲剧之三是夏瓦士悲剧。夏瓦士是卡乌斯国王之子,由鲁斯塔姆扶养成人。因拒绝王妃求爱,感到不能久居宫廷,在敌国土兰入侵时,他请兵出征抗敌。得胜后,卡乌斯不许讲和,于是夏瓦士流落土兰,终被土兰人杀害。

第四个悲剧是埃斯凡迪亚尔悲剧。他是国王戈什塔斯帕的儿子,立有战功,打败进攻的土兰军队,按前约要求继承王位。但国王不愿让位,让他去把鲁斯塔姆绑到宫廷(国王认为鲁斯塔姆对他不敬),在与鲁斯塔姆交战中,埃斯凡迪亚尔被杀。

四个悲剧的主角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少年英俊、正直善良、品质高尚、武艺超群,都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酿成悲剧的原因又都是争取皇权的斗争。而且,他们都死于亲人之手。这四个年轻贵族人物的鲜血似乎告诉读者:伊朗古代的宫廷斗争多么错综复杂和残酷无情,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力往往酿成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悲剧。

四个悲剧主人公虽然命运类似,但性格与人生道路却又各不相同。伊拉治善良单纯,他看不到分封土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想不到两个哥哥会对他下毒手。苏赫拉布年少气盛,头一天他打败鲁斯塔姆,不细问缘由就放敌手走脱,致使自己次日反被鲁斯塔姆杀死。埃斯凡迪亚尔权欲强烈又自恃功高,急于登基,反因争取王权而送命。与这三人的遭遇相比,夏瓦什的悲剧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的人生道路更加曲折,诗人笔下的这位王子的形象更为丰满。

夏瓦什比另外三人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伊拉治是为平息哥哥们的愤怒与不满,因而被害。苏赫拉布的理想是寻父,并辅佐父亲鲁斯塔姆为王。埃斯凡迪亚尔所求的是早日登上王位。夏瓦什的思想感情和他的道路却不这样简单。他拒绝王妃求爱,表明他的正直与忠诚。当国王要严惩王妃时,他反而为她求情,表明他对父王的思想矛盾及宫廷斗争的复杂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敌人入侵,他请缨出战,这虽是王子的义务,但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他知道自己与王妃有过一场冲突之后,宫廷已不是久留之地。初战胜利,他并不穷兵黩武,乘势掠夺异国财富,而是在有利条件下言和,表现出政治家的胸襟。国王责他讲和,命他再战,他不愿悔约失信,经过反复权衡,决定远避异邦,誓不回朝,放弃唾手可得的王位,从而也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夏瓦什身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忠诚。他忠于他的国王父亲,但更忠于信诺,在困难的条件下,决不苟且偷安,这是他最为宝贵的品质。他对国王是忠诚的,但不是愚忠。当国王令他撕毁和约,再起战端的时候,他便表示反抗。他忠于更高的原则,即信守双方约言,维护和平。这里,主人公的命运与崇高的道义原则联系起来。他的行动已不仅涉及个人道德操守,而是升华为维护正义的勇敢的抉择。他向土兰国借地避难,是迫不得已,但是已经注定了悲剧的下场。菲尔多西笔下的夏瓦什形象是一步步确立起来的:从一个正直忠诚的王子成长为大军统帅和胸襟坦荡的政治家,最后则拒绝再把两国投入一场残酷的战争之中。这时,他已经成为理想的英雄。他为反抗暴君的穷兵黩武而甘愿放弃王位,而埃斯凡迪亚尔却为早日登基而丧命。两相比较,这两个人物的胸襟和理想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从表面上看,夏瓦什死于敌国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之手;但实际上,是他的父亲伊朗国王把他逼到绝境的。

这8 000诗行的悲剧故事的后半部,即夏瓦什到土兰的部分,在艺术处理上略逊于前半部。前半部情节步步发展,层层深入,矛盾迭起,有声有色;后半部情节发展似乎停滞了。这可能与夏瓦什已不再是一国的大军统帅,在矛盾冲突中丧失了主导地位有关。

总之,在四大悲剧中,夏瓦什悲剧篇幅最大,除主要人物外,次要人物也都面目清晰,性格突出。如伊朗国王卡乌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王妃诡计多端、阴险狠毒,鲁斯塔姆忠心耿耿、效命疆场,土兰国王阿夫拉西亚伯老谋深算又狡诈多疑等,在诗人笔下都有生动的描绘。

勇士鲁斯塔姆是《列王纪》中勇士故事部分的中心人物。他的整个一生是为国征战、保卫国家的一生。他的英雄本色在各种惊险卓绝的战斗考验中得到展示,他的高大形象逐渐丰满,并最终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

鲁斯塔姆性格中的两个突出特点是忠与勇。作为伊朗军中的统帅,他对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国王的忠心是坚定不移的。敌人入侵,他率兵拒敌;国王遇难,他前去解救;王子出征,他随军辅佐。即使国王冤枉了他,他也一如既往,不存二心。忠诚是鲁斯塔姆的灵魂,是他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

在忠诚与勇敢之外,鲁斯塔姆也有勇士的骄傲与自尊。国王责备他,说他不应在应召拒敌时拖延,他不能忍受,拂袖而去。

天神助我成功,赋予我神力,

我的力量不靠国王也不靠军旅。

战盔是我王冠,拉赫什是我王座,

大棒是我权杖,大地是我王国。

王子埃斯凡迪亚尔为早日登基为王,必须完成他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把鲁斯塔姆绑来见国王。当王子要求鲁斯塔姆同意绑起自己的双手,随王子进京,并保证他安全和日后的荣华富贵时,鲁斯塔姆断然拒绝。他不能忍受无缘无故的屈辱。这表现出他那勇士的自尊。

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鲁斯塔姆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他的某种程度的欺诈与狡猾。以他战苏赫拉布为例。第一天,在交手时,他被苏赫拉布打倒,但用话语激苏赫拉布,使自己得以解脱。第二天交战时,他乘苏赫拉布不备,把他打倒,并且不由分说,将他一刀杀死。可以说,鲁斯塔姆对敌手的这种不够光明磊落的行为,也成了这一震撼人心的悲剧的机因。

《列王纪》中也不乏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作者在描写重大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塑造了一系列贵族少女形象,在复杂激烈的冲突中展示这些贵族少女的性格。诗人对土兰公主、阿夫拉西亚伯之女、夏瓦什之妻法兰吉斯的描写就很具代表性。

法兰吉斯对土兰统治者要加害夏瓦什是有所警惕的。她曾提醒丈夫要有戒备。夏瓦什被捉走,她企图凭自己的请求促使阿夫拉西亚伯赦免夏瓦什。但当她的哭求未能使她父亲改变决定时,她便改变态度,对父亲晓以大义,警告他不要听信谗言做出蠢事。最后,当看到一切努力都已无法改变夏瓦什的命运时,她感到极其愤怒。

让我双目失明吧,我不愿看到,

你被人捆绑拖拉,这样凄惨。

父亲如此待我,哪里有父女之情,

日月失去光芒,我身旁鼓荡着阴风。

这段描写表现出法兰吉斯由震惊到愤怒,由愤怒到绝望的心理变化,生动而细腻地描绘出忠于正义与爱情的贵族少女的形象。在艺术处理上层次分明,步步深入,表明诗人的高超技巧和深厚功力。

《列王纪》的艺术特色之一是诗人对他所描绘的事件与人物常常发表评论,表达他的见解。有时,他出于深厚的爱国感情,对祖国伊朗的覆亡发出感慨。

我为伊朗人而伤心痛哭,

我为萨桑王朝覆灭而焦灼痛苦。

多么令人痛心,我们将失去王位王冠,

多么令人痛心,我们将失去好运和尊严。

阿拉伯人一旦征服伊朗,

耶兹丹的子民就会罹难遭殃。

诗人对理智也发出了由衷的赞扬:

理智是君王的王冠,

理智增加贵人尊严。

理智是永燃不熄之火,

理智是生命的不竭的源泉。

《列王纪》是堪与印度史诗和希腊史诗并列的世界文学巨著。它的成就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列王纪》在增强伊朗民族的凝聚力、增强伊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万众一心抵御外侮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外族入侵,人们为出征将士送行时就朗诵《列王纪》,以壮行色。平日,宫廷或贵族宅邸都供养《列王纪》的朗诵人。喜庆宴乐时,也要朗读《列王纪》。一直到20世纪,在茶馆酒肆中,仍有人以朗读《列王纪》为业。

在文学上,《列王纪》是达里波斯语诗歌创作第一个高峰的标志。《列王纪》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它继承了《阿维斯塔》和巴列维语文学的传统,吸收了丰富的民间文学创作的精华。菲尔多西在原有五部《王书》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使已有的情节更加生动、原有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同时,《列王纪》又给后世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经验。后世许多作家都以不同方式从《列王纪》中汲取营养,他们创作的语言及内容都明显地受到菲尔多西的影响。以12世纪杰出的叙事诗人内扎米为例,他的《五卷诗》中有两部诗的情节和人物与《列王纪》有密切关系。

菲尔多西创作的《列王纪》对达里波斯语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阿拉伯人入侵并统治时期,他们在伊朗推行阿拉伯语,伊朗上层统治集团人士及文人则仍针锋相对地坚持使用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9世纪,达里波斯语(近代波斯语)开始兴起。菲尔多西以准确流畅、典雅生动的达里波斯语创作《列王纪》,为确立这种语言成为民族通用语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诗人内扎米提到菲尔多西的语言成就时说:“他把语言装扮得像新娘一样光彩照人。”另一位诗人伊本·亚明说:“语言已从宝座跌落平地,是他把语言重新安置在宝座上。”这里,所谓“重新安置在宝座上”,似乎就是指《列王纪》继承了波斯语的历史传统,确立了达里波斯语作为民族通用语的地位。菲尔多西本人也对《列王纪》的语言成就颇为自豪。他写道:“30年我辛劳不辍,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

《列王纪》迄今已被译为世界各种主要文字。主要的有阿拉伯文、土耳其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文、中文、拉丁文等译本。俄、英、德、法、中都有诗体或散文体全译本。

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中的小说》中说:“弥尔顿、莎士比亚、薄伽丘、但丁、菲尔多西以及其他第一流诗人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都是民间传说的搜集者。”俄国东方学家茹科夫斯基和英国诗人阿诺德都以苏赫拉布的悲剧为素材,以他们各自的民族语言创作长诗。

我国《文学》杂志于1934年(第3卷第5号)发表伍实的文章《波斯诗人费尔多西千年祭》(费尔多西即菲尔多西),配合伊朗是年举行菲尔多西诞生千年纪念会,详细介绍了诗人和他的作品。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第15章“中古波斯诗人”中,也高度评价菲尔多西:“他的诗名极高,在欧洲人所知道的波斯诗人中,他是他们所熟知的第一个大诗人,如希腊之荷马一样。《帝王之书》(即《列王纪》)包含波斯古代至弗达西(即菲尔多西)之前代,即阿拉伯人之侵入(636)时为止。他所用的文字是波斯文字的最纯粹者,阿拉伯字用得极少。《帝王之书》中有许多节是非常美丽的,其描写力之伟大与音律之谐和,没有一个诗人可以比得上他。”

创作了不朽巨著《列王纪》的诗人,晚年生活非常不幸。在他创作完成之际,统治霍拉桑的已是伽色尼王朝的玛赫穆德国王。诗人把《列王纪》献给他,不仅未获赏赐,反而被迫逃亡。其中原因可能有两点:(1)《列王纪》中反土兰的思想不合玛赫穆德心意(他属突厥族);(2)菲尔多西属******教什叶派,国王属逊尼派。还有史料记载,可能有某些宫廷诗人惧怕菲尔多西得到赏识而取代他们,所以进了谗言。诗人逝世后,由于图斯宗教人士的反对,遗体竟不能葬入公墓,只能葬在自己家的后院。但诗人对自己三十余年的劳绩是珍视的,他了解《列王纪》的巨大意义。

我以诗歌高筑了巍峨的殿堂,

任风吹雨打它也不会倒塌毁伤。

这部书定将世世代代地流传,

凡有理智的人都会诵读瞻仰。

《列王纪》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它在歌颂本民族英雄的同时,往往流露出泛伊朗主义的情绪,认为伊朗是世界中心,伊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此外,字里行间还流露出宿命论观点,认为人的命运都是天定的。在艺术处理上,某些场景和诗句显得重复,语言中也有些陈词套语。

第七节 欧玛尔·海亚姆

欧玛尔·海亚姆(又译莪默·伽亚谟,1048—1122)是波斯著名的哲理诗人,生于伊朗霍拉桑名城内沙浦尔。

海亚姆生活的年代是伊朗突厥族政权塞尔柱王朝(1055—1194)全盛时期。他是科学家与哲学家,在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他为王子治过病,筹建过天文台,并主持改进历法,用阿拉伯文写过代数学论文。在他生前,人们都知道他是位学者,但并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后来,人们知道他间或写诗,但对他的诗歌成就重视不够。

1859年,英国诗人费兹吉拉德(1805—1883)译了他75首四行诗(鲁拜),后又补充至101首,这是海亚姆走向世界的开端。从此,他的四行诗便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方各国)研究海亚姆已经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英、美等国都有海亚姆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海亚姆四行诗的译本也有5种之多。

海亚姆生活的年代是政治上外族统治、宗教上教派纷争的混乱时期。总的看来,塞尔柱王朝统治者不重视伊朗文化发展,伊朗人不满异族统治。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只要突厥人在国土上肆虐逞狂,

正直人就一无钱财二无食粮。

宗教迫害更甚于政治压迫与种族歧视,统治者以残酷手段对付不同教派。******教学者、诗人的朋友和学生埃因·古扎特(1098—1139)因神学观点分歧,被当权者加上“不信教和追求思想自由”的罪名而被施以火刑。与海亚姆同时代的诗人纳赛尔·霍斯陆(1004—1088)由于皈依与统治集团不同的教派,被迫生活于深山野林之中25年。难怪这位诗人提到家乡霍拉桑时,心情如此沉痛。

霍拉桑本是文明昌盛之邦,

如今却变成鬼蜮横行之乡。

巴尔赫本是哲理的国土,

如今断壁残垣一片凄凉。

除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外,统治者在思想领域也大张挞伐。哲学首当其冲,成为神学家的众矢之的。受攻击的主要人物就是文化巨人伊本·西拿(阿维森纳)。这位巨人逝世(1037)12年之后出生的海亚姆,对他心怀尊敬之情。一次在解答伊本·西拿的学生的一个哲学问题时,他公然宣称自己也是伊本·西拿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可能获罪的。因为不仅研究哲学,甚至研究代数、几何等自然科学也都被视为对神的亵渎。伊本·西拿的著作在被焚烧之列。据说,一位哲学家临终还不忘与伊本·西拿划清界限。他的遗言是:“真理归于真主,伊本·西拿欺世骗人。”

以伊本·西拿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有三条:(1)哲学家承认真主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但并不认为真主决定世上任何一个具体事物。(2)哲学家不相信末日与彼世。(3)哲学家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自然形成的。了解了这些基本分歧,再读海亚姆的四行诗便不难发现,他的诗的内容与当时社会上的思想斗争有密切关联。他的许多四行诗的内容就是诗化的哲学,是从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到波斯—阿拉伯进步哲学传统的完美的诗歌表现形式。比如,诗人对创世有自己的看法,他含蓄地说道:

如海的人群在冥冥中产生,

谁也无法把这神秘的珍珠钻孔。

每个人都自作聪明妄说一通,

无人能把自己的话真正弄懂。

我们本是人体内****一滴,

****冲动把我们驱出人体。

明天清风将扬起我们骨灰,

眼前片刻何不把杯儿高举?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从来无人能看透个中奥秘,

我们自何方来,向何方走。

诗人对彼世与天堂的见解,似乎表达得更为坦率。

看这漫长路上络绎不绝的旅人,

可有一个回答一声我们的问询?

当心,在阴阳两界的交叉路口,

切勿遗下什物,去后再无法回身。

切莫听信屈从命运者的指点,

还是接过美女手中醇酒的杯盏。

世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离去,

谁能指出有谁从去路返还?

当世上蓓蕾乍开鲜花怒放,

美人呵,请命人备足酒浆。

何必理会仙境仙女天堂地狱,

全是编造的故事,蓄意传播张扬。

关于神学与哲学第三点分歧,即世界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神造的,他的诗数量最大,表现形式最多,既有直抒胸臆的慨叹,也有寓意深刻的提示。

人生遂愿事少违愿事多,

开颜欢笑吧,虽然备受折磨。

应与明智之人交游为友,

你躯体本原不过是水土风火。

你我出世前日月已穿梭轮替,

苍穹原本就在悠悠运转不息。

当心,请把迈出的脚步放松,

或许美人明眸就在那片地底。

显然,这类诗的内容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针锋相对的。每一首都向中世纪神学发出挑战,每一首都闪烁着哲理与智慧的光芒。如果说这类涉及原则探讨哲理的诗语调还比较舒缓平和,那么,当诗人的笔锋接触到神学在世界上的代表人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他压抑不住的愤怒与藐视。

教长指责一个妓女轻狂****,

时时都送走旧好,迎来新欢。

她答:“教长,你的话千真万确,

可你自己就真的如此道貌岸然?”

教长,我们的劳作比你沉重,

纵使烂醉如泥也还比你清醒。

我们饮葡萄血汁你却喝人血,

凭良心,哪个更残酷无情?

你若不饮酒请别把酒徒责备,

也不应设计害人作歹为非。

你自诩从来就滴酒不沾,

可你所作所为更恶劣百倍。

对中世纪神学的揭露与抨击是海亚姆四行诗的主要内容。这类四行诗数量也最大,是诗人作品的核心与精华。除这部分诗作,有的四行诗反映了海亚姆对宇宙人生的思索和对社会人情的剖析,有时这两类诗也与反神学的诗在内容上彼此呼应。人生短暂,宇宙无穷,这是诗人海亚姆经常吟诵的主题之一。这种古往今来许多诗人的共同感受,时时给海亚姆带来痛苦。当他的诗人气质占上风时,他就劝人对酒当歌,借酒消愁;当他的学者意识明朗时,他就陷入不可知论,叹人生苦短,学海无涯。

生命在流逝,任它是苦是乐,

杯中酒满,任它在内沙浦尔或巴尔赫。

痛饮一杯吧,你我离去之后,

这月还将缺而复圆圆而复缺。

及时行乐吧,忧愁永无尽头,

天空的星星还会年年聚首。

用你的尸土烧制成的方砖,

又会为他人营建广厦高楼。

我的心智始终不渝把学问探讨,

使我困惑不解的问题已经很少。

七十二年我日日夜夜苦苦寻思,

终于懂得:我什么也不曾知晓。

海亚姆诗歌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诸如关于酒,关于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关于人世上的不公和人的命运无常等。

四行诗是波斯诗歌中的古老诗体。这种诗体发展到海亚姆已臻完美。海亚姆的四行诗语言平实准确,思想精辟深刻,形式短小精悍,短短四行文字,自成一篇,或描绘一幅图景,或创造一种境界,或说明一个道理,只要一接触就立刻为它所吸引。这种四行诗是科学家的清醒认识、哲学家的深邃思考、诗人的敏感心灵与高度语言能力的完美结合。伊朗文学家都对海亚姆的诗歌语言给予高度评价。正因为海亚姆不是以写诗为业的诗人,他只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他达到了许多刻意求工的诗人做不到的自然与真淳。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赫达亚特认为,海亚姆语言运用上的高度成就,连萨迪与哈菲兹也没有达到。

写下了这么多如火的诗句的海亚姆,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为什么没有像别人一样受到迫害呢?很可能由于在生前,他的诗传播不广,影响不大,没有直接触犯到********的统治者。有的研究者推测:他的诗很可能只是写给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朋友们当然会深知这些四行诗的分量,因而也并不为他传播张扬。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直到诗人逝世129年之后,《哲人传》的作者古夫蒂才发现了他的诗的真意,惊呼这乃是“一条嗑咬教义的蛇”。

第八节 萨迪

萨迪(1208—1292)是伊朗13世纪的大诗人,享有世界声誉。195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号召全世界各国纪念他的名著《蔷薇园》问世700周年。萨迪的另一部名著《果园》早于《蔷薇园》成书,问世于1257年。他是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

萨迪的故乡是伊朗南方的设拉子。他出生在一个下层神职人员家中。他出生时正值统治伊朗的突厥人政权塞尔柱王朝由于花剌子模入侵而灭亡。接着,蒙古人又于1219年及1256年两次入侵伊朗。1256年蒙古人在伊朗建立了旭烈兀王朝(伊尔汗国)。

萨迪曾在最高学府巴格达内扎米耶学院学习。由于****,也可能由于他性喜出游,他未完成学业就去旅行,他的前半生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的旅行生活大约开始于13世纪30年代,足迹遍及亚非广大地区,如埃及、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印度、阿富汗。他以一个******教达尔维什(游方者)的身份出现在各国百姓之中,向他们传经布道。

长年的旅行生活使他能接触到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观察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扩大视野,丰富人生经验。传道需要语言技巧。在《蔷薇园》中,他曾提到有一次讲话唤不起听众热情,他深为此而苦恼。显然,这成为他不断努力提高语言修养的动力。

《蔷薇园》分8章,包括171个短小故事。《果园》分10章,有160个短小故事。《蔷薇园》以散文(间有韵文)叙述,嵌以诗歌,后者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果园》则全部为诗。在这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有帝王将相、学者贤哲、宗教人士、贩夫走卒、市井无赖、巡官、妓女、强盗和小偷。每一个故事都像是手法简洁的人世风俗画,一幅幅并列到一起,构成中世纪东方******世界的形象生动的生活图卷。

从总的思想倾向看,《蔷薇园》是一幅现实世界的图画,在这部作品中,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与道德面貌是什么样子,在作品中就被圆熟地表现成什么样子。而《果园》则是萨迪对理想世界向往的产物。这部书中充满善良、纯洁、理想和赤诚。在这一真理与理想的园林中,体现的是它所应该具有的样子。

萨迪在《蔷薇园》的第一个故事中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好意的谎言胜过搬弄是非的真话。”其内容说的是,一个国王决定要杀的奴隶死到临头,无所畏惧,用家乡方言骂了起来。一个大臣解释说,奴隶在说真主喜欢善人,意在求饶。国王动了恻隐之心,有意免奴隶一死。但是,另一个大臣告诉国王实情,而这个大臣的话反倒使国王不悦。显然,萨迪欣赏前一位大臣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本人提倡与人为善的用心。

全书最后一个故事也颇具特殊色彩(即第七章最后一个故事,因第八章全是格言警句,已没有故事)。首先,在全书171个故事中,这是唯一一个有标题的,即“萨迪和一个诡辩之徒辩论富人和穷人的优劣”。其次,这个故事比其他故事长五六倍,而且文字讲究,辩论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由一位高明的法官出来作结论,法官的话使得双方心悦诚服。他说:“主所喜欢的正是那些像穷人一样谦恭的富人,像富人一样高尚的穷人,怜悯穷人的富人才是最好的富人,回避富人的穷人才是最好的穷人。”这里,萨迪看到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也开出了医治社会顽症的药方。而这类劝诫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贫而乐,富而好礼”,孔子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出这类药方了。

《蔷薇园》的一头一尾故事都表现出诗人萨迪的仁爱胸怀。开头的故事提倡人与人关系中的仁爱,结尾的故事提倡社会集团间的仁爱,也就是调和贫富对立,主张一方怜悯,一方回避。应该指出,日常交往中与人为善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或有可能实现。至于贫富两个社会集团间的仁爱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不能由于萨迪的理想不可能实现而否定他的善良意图。萨迪作品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倾向就是对普通人的深厚的爱。他的作品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的最为人所传诵的诗句集中体现了他的仁爱胸怀。

亚当子孙皆兄弟,

兄弟犹如手足亲。

造物之初本一体,

一肢罹病染全身。

为人不恤他人苦,

不配世上枉为人。

萨迪在接触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时,总是提醒统治者关心被统治者。在他的两部名著中,谴责暴君的篇章很多,而且语气也十分强烈。如《蔷薇园》中写一个国王患病,需用一名青年的胆汁下药。国王用钱买通其父母同意杀子,法官也引经据典为国王辩护。然而,这青年的话才是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控诉。他说:“父母是爱护儿女的,法官是为民申冤的,国王是主持正义的。如今父母为了一点小惠把我断送,法官判我死刑,国王也只愿自己死里逃生,除真主之外,谁还能保护我呢?”的确,在权力与金钱面前,父母对子女的爱、法官的庄严职责、国王的神圣使命都不过是一句空话。统治者是时时刻刻担心不满的人们对他们的地位造成威胁的。听一听阿努席拉旺临终时对儿子的嘱咐,便可以明了他们是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执刀的强人行凶确能造成灾难,

更可怕的是孤儿寡母焦心的长叹。

往往寡妇点燃的一盏孤灯,

腾起烈焰,烧毁一座大城。

萨迪对宗教人士的态度值得注意。有时,他以辛辣的笔调讽刺某些圣徒长老的虚伪诡诈,欺世盗名。但他笔下的宗教人士并不都是伪善的人物,写到下层圣徒时,他往往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并赞扬他们贫贱不移、洁身自好的品质。他虽衷心赞美真主和******教教义,但并不赞成弃绝世俗、闭门索居的苦修。在《蔷薇园》第二章第三十则故事中,他明确地在“学者”和“圣徒”中间划出界线。

圣徒只顾从水中捞取自家毛毯,

而学者却竭力拯救溺水的人。

《果园》的一段诗则把这种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

敬主修行无非是为民效力,

否则念珠拜垫破袍又有何益?

修行敬主不在言词而在行动,

有言无实岂不似无根的浮萍?

在这里,萨迪把消极的宗教信条引到济世为民的积极方向。这与他深厚的仁爱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显然比某些宗教人士的一味苦修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诗人萨迪的思想矛盾,也看到了他矛盾心情的主要倾向。他同情百姓疾苦,为改善他们的境遇而呼吁,因他们受压迫而不平。但是,他怕他们的过激行动。他毫不留情地谴责封建暴君,主要还是担心压迫会激起反抗。所以他不厌其烦地歌颂明君,希望统治者实行仁政,幻想出现太平盛世。

萨迪除了上述两部代表作以外,还写了大量的抒情诗、颂诗、四行诗,甚至还以阿拉伯文写诗。他的抒情诗想象丰富,感情充沛,语言流畅。他在抒情诗创作上的贡献在于继承了以前抒情诗的优良传统,为闻名世界的杰出抒情诗人哈菲兹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颂诗创作上,萨迪也有革新。他在颂诗中体现了自己的高尚人格。他对被颂之人并不是一味赞扬,而是加入劝诫,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萨迪在语言上的成就是公认的。在伊朗,有人把波斯语称为“萨迪的语言”。伊朗文学史家把诗人法罗西(卒于1037年)开创而由萨迪发展的语言风格概括为“平中见奇”。他们的语言质朴平实,毫不造作,但却极富表现力,准确、自然、内涵丰富。《蔷薇园》的散文和诗歌优美,韵文既对仗工整,又极为自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蔷薇园》几乎成了历来人们学习波斯语的理想课本。其中一些寓意深刻的箴言,以工整的韵文表达,形式与内容高度和谐。如:“学生没有恒心,如同情人没有金钱;旅人没有常识,如同飞鸟没有羽翼;学者不去实践,如同树木不结果实;圣徒没有学问,如同房屋没有门户。”这些段落以凝练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哲理,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萨迪的政治理想与孔子的社会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位东方文化的代表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但他们都有一颗爱人之心。他们都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提倡尊重人、爱护人。他们都反对****,主张实行仁政。他们都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指出教育在改造社会与人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个人修养上,他们都提倡人要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萨迪在《蔷薇园》第五章第十七则故事中,记述他到过新疆喀什噶尔。这则故事记述在当地一个清真寺中,当诗人用阿拉伯语与一学童提到自己的著作时,学童对他说:“在我们这里,他(指萨迪——引者注)的诗文多是波斯文的。你若说波斯文,便好懂些。”如果诗人记述的是事实,那么可以确定,在他生前,他的诗文已经传到喀什噶尔了。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述了萨迪的一首抒情诗,于诗人逝世后56年,即1348年流传到中国的珍闻。那一年他旅行到杭州,受到地方官的盛情款待。在游运河泛舟时,他惊喜地听到一位中国歌人以波斯语演唱一首歌。主人非常喜欢这支歌,一再让歌手重唱。因此,白图泰得以记录下其中的一些词句。事后,人们按照他的记录,确定歌手所演唱的歌正是萨迪的一首抒情诗。白图泰记录下的诗句是:

我对你一见钟情,心潮如波涛汹涌,

恭立祈祷,壁龛中也浮现你的面影。

从这一则记录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中国和伊朗这两大文明古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多么密切。

《蔷薇园》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成为中国******经院教育道德修养的课本,在******中享有崇高声誉。由于当时尚无汉文译本,所以在教学中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由老师口头讲解,或重点讲授其中的某些内容。我国******学者王敬斋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旅途中翻译了《蔷薇园》,题名为《真境花园》,1947年由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中国******和文学爱好者由此得以了解全书的内容。这也应视为我国直接从波斯文翻译波斯文学作品的开始。译者在该书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诗人萨迪的作品:“萨迪擅长文学,笔调新颖,亦庄亦谐,实开近代幽默体裁之先河,故其作品极为世人推崇,而其本人亦被列为四大文豪之一。”

“笔调新颖,亦庄亦谐”的确是对萨迪文学成就最准确的评价。著名的抒情诗人哈菲兹也高度评价萨迪的语言。他说:“萨迪文词优美,乃一代宗师。”所谓笔调新颖,我们还可理解为萨迪在波斯诗文的思想领域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如上文曾指出的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强烈的谴责,对普通百姓的深厚的仁爱思想;在颂诗中加强了劝诫色彩,强调敬主修行与勤政爱民的一致性等。他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思想上达到超越大多数先辈诗人的高度,主要在于他是一个勤于探索,并且持有严肃创作态度的诗人。他在作品中多次强调创作要以自己的语言,写出自己的切身感受。在《果园》的一段诗中,他写道:

禽兽没有语言,唯人有语言本能,

人贵在沉默不语,沉默才见高明。

人若开口讲话,便应言之有物,

信口雌黄,岂不连禽兽都不如。

人的言语应该体现智慧与才能,

切不要鹦鹉学舌,重复空洞。

在《蔷薇园》的“跋”中更明确地申明:

与其借用别人的服装,

不如缝补自己的旧裳。

萨迪一生从未做过宫廷诗人。他漫游世界之后,回到故乡。这一时期,他虽与设拉子的上层人物和统治者交往比较密切,写过一些诗赞扬他们中的某些人,同时也得到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但他从未依附过任何达官贵人,也未效力于任何宫廷。他是一位心地善良、人格高尚的诗人(当然也是一个超越前人的散文作家)。在《果园》第二个故事的结尾,他这样告诫并勉励自己:

萨迪啊,你应直言不讳无所畏惧,

手执利剑,便应向前去夺取胜利。

不要受人贿赂也无须取悦于人,

要做到心口如一直言不隐。

人为贪心所迷就无法道出真理,

抛却私欲方能做到心口如一。

700年来,萨迪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跨越了国界,超越了语言限制,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第九节 哈菲兹

哈菲兹(1327—1390)以他独具特色的抒情诗驰名世界文坛。他的优美的抒情诗曾得到过黑格尔的赞誉,受到过恩格斯的称赞,大诗人歌德也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歌颂他。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诗人哈菲兹的许多诗歌以及歌德的《西东诗集》之所以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这种毫无拘束的自由、心胸开展和从想象的形象中享受乐趣的习性。”恩格斯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歌德晚年的《西东诗集》就是接触到哈菲兹的诗后,受到启发而开始创作的。他曾把哈菲兹称为自己的导师和知己。据称,在伊朗,他的诗集的销量仅次于《古兰经》。至今,伊朗人仍以他的诗集进行占卜,即占卜时,先翻开哈菲兹诗集,看该页的第一联诗句,联系自己要卜测的事加以考虑以确定结果。

哈菲兹祖籍伊斯法罕。他本人出生于设拉子。父亲经商。父亲去世后,家境艰难。他少年时期被迫独自谋生,受过一定的磨炼。他聪明好学,哈菲兹这一笔名的意思是“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人们极其喜爱他的诗,由诗及人,所以送给他许多绰号,如“神舌”、“设拉子的夜莺”、“设拉子的学者”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阶级矛盾与********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蒙古人在伊朗建立的旭烈兀王朝(1256—1335)到13世纪末已开始走下坡路,伊朗人于14世纪30年代在东部及北部都举行过较大规模的起义。到14世纪末,在蒙古人统治之后,伊朗又遭受过一次民族浩劫,这就是帖木儿的入侵(1380—1393)。他占领了伊朗全境,残酷镇压百姓的反抗。1387年伊斯法罕城百姓抗税,杀死为帖木儿收税的官吏,帖木儿竟屠戮10万人之众。哈菲兹的故乡设拉子也是一个****中心。1353年设拉子经历了一次政权更迭。旭烈兀王朝分封的法尔斯统治者印诸家族政权被莫扎法尔家族推翻。哈菲兹与印诸家族统治者的关系较好,他曾写诗歌颂过他们。莫扎法尔王朝政权建立以后,诗人与统治者关系因此不谐。这时,诗人才26岁。这种与统治者的矛盾可能给他以后一生的创作都带来了某种影响。关于他所处的****时代,他在诗中多处涉及。如在一首诗中,他明显地指出:

我看到月儿四周昏暗朦胧,

我看到人间到处是杀戮与拼争。

新政权的第一位国王莫巴列兹尔丁生性残忍粗暴,由于宗教上的原因,他占领设拉子后,立即禁酒。哈菲兹对此举极其不满,他的很多诗句都是抨击这一举措的。

真主呵,你不必赞赏,他们虽把酒店之门关闭,

但是,却把伪善与诡诈之门开启。

后来莫巴列兹尔丁的长子舒查取其父而代之,自立为王。哈菲兹此后境遇虽有所改善,但至少在两件事情上与这位国王发生了冲突。一次是舒查评论哈菲兹的诗主旨不清,内容庞杂。哈菲兹则反唇相讥:“尽管我的诗有些不足之处,但我的诗名却传遍遐迩,人人都在吟咏我的诗。可是有些诗人(我不必说出他们的名字)的诗却不能传到城门以外。”这里哈菲兹是在影射舒查国王,因为国王也写诗,还自以为懂诗,所以才发出上述评论。所谓“主旨不清”的指责,可能是由于抒情诗的形式。波斯抒情诗名“卡扎尔”,其形式源于阿拉伯的一种诗体。“卡扎尔”每首在7~15联之间,第一联中的两行协韵,从第二联开始每一联协尾韵。每联(或两联)组成一个意义单位,全诗不一定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但细读又能感到作者的情绪与倾向,在每首诗的最后一联中,作者的名字要作为诗句的一个词出现。

哈菲兹与舒查国王的第二次冲突,带有更加严重的性质。哈菲兹在一首诗中写了这样的诗句:

如若哈菲兹所作所为符合******真义,

天呐,那彼世岂不真的会替代今生。

这联诗传到舒查耳中,他决意追究。哈菲兹向一位苏菲派长老求教,经他指点,在这联诗前又加上一联,把上述诗句改为别人的话:

清晨,在酒肆门前伴着手鼓与笛声,

一个基督教徒讲得多么动听:

如若哈菲兹所作所为符合******真义,

天呐,那彼世岂不真的会替代今生。

这样,哈菲兹总算避免了一场灾难。但是,在这次事件中,哈菲兹的家人焚烧了他的全部诗稿。现在流传的五百余首抒情诗是他的好友古兰丹姆在他去世后搜集整理的。

从上述哈菲兹与统治者的关系和他的诗句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位孤高自许、向往自由的诗人。他不畏权势,也不愿受中世纪愚昧神学的束缚。他的诗是他作为诗人的心声的流露。或许,哈菲兹诗的灵魂就是真情。他容不得半点造作与虚伪。正因为如此,他的笔锋一接触到欺世骗人的伪善者,就会迸发出愤怒的火花:

布道者在讲坛上作势装腔,

到无人处却干另一番名堂。

伪善的邪火会把信仰的禾垛烧焦,

哈菲兹,走自己的路甩掉粗毛破袍。

你可知竖琴乌德琴传达的是什么音讯?

私下饮吧,他们对饮者要惩罚究问。

酒是要饮的,长老、哈菲兹、穆夫蒂和检察官,

仔细审视,无一例外都在作假骗人。

这类诗句在哈菲兹的诗集中占很大比重。正是因为哈菲兹是一位追求思想自由和歌唱自己纯真感情的诗人,所以他不可能不站在伪善的宗教人士的对立面。

哈菲兹既然如此强烈地谴责某些宗教人士,那么他对宗教本身的态度又如何呢?为什么他也有相当多的诗句赞美真主和歌唱天堂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哈菲兹是重视现世的。他曾说:

长生不老的甘泉与天堂的欢乐,

不过是畅饮一杯美酒流连在小溪岸边。

既然天堂就近在眼前,

何必轻信教士的虚妄诺言。

草坪上泛起二月的嫩绿,

错过眼前的天堂岂不过迂?

当然,哈菲兹也有许多诗句写到天堂:

哈菲兹死后烦请为他送葬,

大罪弥天,他也会登上天堂。

哈菲兹呵,末日若高擎一杯醇酒,

人们会把你从酒肆直送到天堂。

如若奴仆犯罪就遭严惩重办,

怎能说真主宽大为怀把人赦免?

圣徒希冀天堂之酒,哈菲兹却真贪杯,

看哪个更符合真主的意愿。

这里诗人充满自信地把自己与圣徒作了对比。他认为自己是可以进入天堂的,尽管他“大罪弥天”。甚至“末日若高擎一杯醇酒”,也是进入天堂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罪人”和“酒徒”比“圣徒”更符合真主的意愿。关于对真主的歌颂也有类似的情况。从我们看到的诗句中,完全可以说,哈菲兹心目中的真主与圣徒描绘的安拉是有区别的。诗人笔下的真主是仁慈宽厚关怀世人的,令人感到亲切,绝不像某些人所宣扬的,他时时刻刻都在监视并惩罚世人。

歌唱爱情是哈菲兹抒情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的爱情诗感情炽烈,真挚动人。由于他从不同角度,以极其精练和优美的语言把对情人的爱表达到了极致,所以苏菲派甚至借用这种情诗歌颂真主。这也正是哈菲兹的绚烂多彩的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体现。诗人的好友古兰丹姆在《哈菲兹诗集》序言里就颇有见地地指出:“苏菲派歌颂真主时,听不到哈菲兹的激动人心的诗,就唤不起狂热的感情;酒徒欢聚时,不吟咏他的情意缠绵的诗句,就感到意犹未尽。”

哈菲兹的抒情诗是中世纪波斯诗歌发展的高峰。就他的某些抒情诗的思想内容来说,很像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伊朗文艺评论家和作家阿里·达师堤提到哈菲兹所继承的传统时说,哈菲兹有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和海亚姆的思想。这一论断的确精辟地指出了诗人哈菲兹的特点。

关于哈菲兹是否属于苏菲派诗人,这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也是正确理解哈菲兹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些人由于哈菲兹大量使用了苏菲诗歌中特有的词语,由于他诗中所表现出的“莫拉维的灵魂”,又由于苏菲派大量利用他的诗歌作为颂主的材料,便断定哈菲兹是苏菲派诗人。另一些人则不以为然。他们所举出的理由是:(1)哈菲兹诗歌所表现的肯定人生、追求自由和歌唱爱情的总的思想倾向与要求禁欲苦修的苏菲派的思想特点是格格不入的。(2)哈菲兹诗中对苏菲派时有鄙薄之语,如“苏菲心有城府,腹怀机关”,“你看城里的苏菲,做事不明不白”,“请用醇酒洗净苏菲的破袍”,“苏菲的话语并不是句句坦诚之言”等。怎么可能是苏菲派呢?(3)苏菲派大诗人贾米(1414—1492),这位在生活年代上最接近哈菲兹的苏菲派长老,在他所写的《苏菲长老传》中,对哈菲兹是不是苏菲派诗人,持审慎态度。他只把哈菲兹生平作为该书附录,而未为哈菲兹正式列传。

从哈菲兹诗歌总的内涵来看,从论辩双方所陈述的理由来分析,似乎否认他是苏菲诗人一方的观点更能服人。

或许****的社会、暴虐的封建统治者和伪善的宗教人士在敏感的哈菲兹的心灵上激起了对人世的憎恶,所以他的抒情诗的字里行间往往回响着对世事无常、人生艰难的感慨。他在《酒歌》中曾沉重地唱道:

这世道千方百计把世人折磨,

我愿一醉不起,迷恋情人秋波。

它今天用刀把这个人砍杀,

明天又提笔把另一个人勾画。

对现实人生的诅咒、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是诗人一贯的思想。他在另一首诗中则热切地呼唤一个新的世界。

来呵,让我们把鲜花撒遍,美酒斟满,

撕碎头顶上的天幕,再造一重青天。

人世上既然寻不到人的情义,

让我们再创造一个多情多义的人寰。

哈菲兹的诗风典雅凝重,语言准确优美、轻灵流畅。许多评论家指出,他有一种用平实质朴的词语创造出诗意氛围的本领。他本人也深知自己所具有的诗人的性灵和他的诗歌的影响。

拙于才情的诗人呵,何必心怀嫉意,

这乃是天赐的灵性,慧心妙语。

哈菲兹呵,凭你胸中的《古兰经》发誓,

我还从未见到过比你更好的诗人。

哈菲兹呵,你诗笔所向,伊拉克和法尔斯已经投降,

待明朝,让我们把巴格达和大不里士扫荡。

第十节 卢斯塔维里

肖泰·卢斯塔维里是格鲁吉亚的著名诗人,是格鲁吉亚古典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关于卢斯塔维里的生平传记材料,人们所知甚少。据说他自幼失去双亲,被舅父抚养长大。他大约生活于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前期,约在1184年至1207年之间。当时,格鲁吉亚是塔玛尔女王的统治时期。他的杰出诗才,曾受到女王的欣赏,他因此被召进宫廷,做了宫廷司库。

相传卢斯塔维里写了许多作品,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虎皮武士》。研究者认为,《虎皮武士》不是他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之前他至少还写过两部作品,一部是关于约瑟的诗体小说,另一部是塔玛尔女王的颂诗。

从《虎皮武士》我们不难看出,卢斯塔维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格鲁吉亚世俗文学的教育,通晓格鲁吉亚以及东西方不少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在这部长诗中,他经常引用希腊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名言和警句,用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他还常常借助波斯和阿拉伯文学作品的人物形象,增强艺术的表现力;甚至于利用中国的格言,证明友谊的重要性等等。总之,这部作品表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和卓越的才华。

卢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促进了格鲁吉亚民族文学的发展,在格鲁吉亚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格鲁吉亚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约公元4—7世纪)的文学,以神话、史诗和小说为主要形式的世俗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第二个时期(约公元8—11世纪)的文学,在基督教的统治之下,教会文学日益发展,但世俗文学也深受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第三个时期(约公元11—13世纪)的文学,是格鲁吉亚古典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文学上反对教会统治的思想倾向极为明显和强烈,《虎皮武士》便是这一倾向的杰出代表作。

从《虎皮武士》中可以看出,在卢斯塔维里的世界观中,具有明显的反对宗教的思想、否定命运的观念和蔑视禁欲主义的因素。他反对宗教,不相信上帝。他认为,人的斗争精神和积极行动是战胜邪恶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坚贞专一的爱情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友谊,是诗人特别强调的崇高道德原则。他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国家的独立和统一,鼓励各民族之间的友好互助,提倡开明政治,反对暴君****。

卢斯塔维里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反对和批判,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和重视,对友爱平等人际关系的一再提倡,对禁欲主义和宿命观念的强烈反对,对个性解放的明确主张,使他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前东方最早的人道主义者之一。但是,他仍把封建制度视为永恒的,并没有看到封建地主剥削的罪恶和封建****统治的凶残,这反映了他的世界观的局限性。

《虎皮武士》的故事情节简述如下:

阿拉伯的贤明君主罗斯杰万,只有独生女吉娜庆。阿夫坦季儿是个统帅的儿子,年轻的武士,对公主吉娜庆怀有爱情。罗斯杰万年老,决定让公主继承王位。年轻的武士心里想:从此每天都可以和吉娜庆女王见面了。

当罗斯杰万和阿夫坦季儿骑马驰向猎场比武时,罗斯杰万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外国骑士,戴虎皮帽,穿虎皮上衣,正在痛哭流涕。老国王罗斯杰万派人去请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肯前来,反而打死了前去请他的士兵。这使老国王心中充满愤怒和忧伤,很想见到这个武士。于是,吉娜庆女王找来了阿夫坦季儿,请他为父王找到这个素昧平生的虎皮武士,同时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决心:“我的武士,我声明:如果我嫁给别人,即使这个人间的青年是太阳神的化身,也叫我不能进天国,永远跌入地狱。”两人海誓山盟之后,阿夫坦季儿便一人穿过整个阿拉伯,到处寻求虎皮武士的下落。当三年的期限快到时,他突然发现了虎皮武士。经女奴阿丝玛的介绍,阿夫坦季儿终于认识了虎皮武士塔里爱尔。他们初次相见便互相拥抱,两人“好像是两个太阳”,十分相像。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然结为知己就不再考虑自己的安危,为了友谊挑重担,虽万死也不后悔”。

塔里爱尔对阿夫坦季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父亲是印度的一个国王,称臣于最高皇帝法尔萨唐,被封为总司令。父亲死后,皇帝“让我继承父职,做全国的统帅”。皇帝的公主涅丝丹·达列姜在信中对塔里爱尔说:“契丹人应该按规定向我们年年进贡,对他们的欺骗和诽谤为何宽容?”“我很早就想嫁给你,这是我的夙愿……去向契丹人宣战,这是我明智的主张。到流血的战场上去争取荣誉和赞扬,与其泪洒玫瑰,不如以战斗巩固权力!”塔里爱尔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给爱人涅丝丹捎回来头巾和面网;涅丝丹也把玉镯作为定情之物送给了塔里爱尔。但是,不了解情况的皇帝却要把公主嫁给花剌子模的王子。塔里爱尔按照公主的主意,让这异族王子死于自己的刀下。突然,公主又被人劫走,不知下落。塔里爱尔在寻找公主的过程中,帮助穆尔加然查的国王佛里登战胜其不义的叔父,佛里登向塔里爱尔讲述了关于涅丝丹的消息。这使塔里爱尔因找不到公主而陷于万分痛苦之中。

阿夫坦季儿返回祖国,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老国王,老国王非常高兴。女王也为情人的归来而欣喜若狂。但是,为了同塔里爱尔的友谊,阿夫坦季儿还要第二次出走。他想要帮助朋友塔里爱尔去寻找爱人涅丝丹。

两个朋友相见之后,阿夫坦季儿决心去找佛里登。佛里登赠给他财物、马匹和奴隶,送他上路,寻访涅丝丹。阿夫坦季儿终于了解到:著名商人乌欣的妻子法特曼曾搭救并保护过涅丝丹,但乌欣为了讨好海王竟说出了被妻子庇护的美女,海王派人抓走了涅丝丹。涅丝丹用珠宝买通了看守的士兵,得以逃脱,然而又被抓到卡吉国,囚禁于悬崖之上的高塔中,并有万余精兵把守。卡吉国女王准备把她嫁给自己的儿子罗商。为了阿夫坦季儿,法特曼派遣会魔法的黑奴飞往卡吉国,告诉涅丝丹:塔里爱尔的好朋友前来帮忙,你即将得救。涅丝丹让黑奴带给塔里爱尔一封信,表达了她忠于爱情的决心。

阿夫坦季儿带着涅丝丹的信,又回去与塔里爱尔相会,报告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他二人又去找佛里登,三人共同商量攻打卡吉国的办法。三个朋友各率部队奔向自己的战场,终于消灭了卡吉国士兵,救出了涅丝丹。

塔里爱尔将卡吉国赠送给海王。为了表示感谢,海王“亲自为他们的婚姻举行了七天的欢宴”。佛里登又为他们的新婚举行了八天的庆祝。

塔里爱尔又前去阿拉伯,为好朋友求情,请老国王罗斯杰万将女儿嫁给阿夫坦季儿。老国王罗斯杰万不仅同意他们结婚,而且还指着阿夫坦季儿向自己的部下宣布:“这是你们的君主,天意让他治理我的国土。我册立他为国君。”

当知道印度老王去世,契丹入侵的消息后,三个朋友又迅速赶到印度,消灭了敌人。塔里爱尔的母后让塔里爱尔和涅丝丹“坐在印度的王位上”,“获得了印度的七个宝座和全部领土”。于是,两个朋友告别了塔里爱尔,返回自己的国家。

此后,“三位强大的兄弟都忠于自己的友谊:他们经常相会,协力战胜顽敌”,“他们做的好事像纷纷的瑞雪”。

《虎皮武士》冲破了中古的封建传统观念,赞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助人为乐的友谊和誓除邪恶的英雄主义,突出宣扬了为友谊和爱情而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反对宗教观念束缚、强调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基于爱国主义的各民族互助团结的美好愿望。这使《虎皮武士》高出一切同时代的英雄叙事诗和骑士文学,在格鲁吉亚古典文学史上占有极突出的地位。

《虎皮武士》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阿拉伯武士阿夫坦季儿是足智多谋、沉着稳健和勇敢过人的贵族英雄。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重视友谊,讲究信义。由于意中人女王吉娜庆的劝说,他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四处寻找虎皮武士。找到之后,与之结为刎颈之交,成了亲如手足的兄弟。为了朋友,他宁可远离爱人,忍受相思之苦,到处漂泊,一心寻找涅丝丹。他对友谊有深刻的理解,诗中说:“忠实的朋友急人之难,不顾自己的祸福。将心献给心,爱是通往幸福的道路。人人都会同情痴情人内心的悲痛,我不能置之不顾,无情最难宽容!”在这种对友谊的忠诚中,充满了忘我的、无私的助人为乐的精神。阿夫坦季儿对友谊的忠诚,不仅洋溢着舍己为人的英雄气概,而且体现了各民族友爱互助的理想。

印度武士塔里爱尔正直忠诚,善良宽厚,勇武超群,敏感聪明,但也多愁善感。他对涅丝丹的爱情,摆脱了个人的****,充满了为国家命运和民族利益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正是由于涅丝丹的鼓励——“契丹人如此嚣张,大军已逼近国门,去吧!愿上帝保佑你打败他们……我将为你日夜不安!啊!把你的心留给我,让我的心跟你做伴”,塔里爱尔英勇杀敌,赶走侵略者,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爱国的基础上的。塔里爱尔在失去了涅丝丹之后,万分愁苦,痛不欲生。他对阿夫坦季儿说:“让我到阴间去会见姑娘……恋人失去了心爱的人,怎么能够生存?”这种悲痛欲绝、近于疯狂的忧伤,正是忠于爱情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映。

塔里爱尔和阿夫坦季儿之间的真诚友谊和生死与共的互助精神,不只是武士之间的友好交往,也体现了各民族之间友爱团结的愿望。

印度国王的独生女儿涅丝丹美绝人寰,温柔善良,坚贞顽强,敢于反抗,善于斗争,是中古时期理想的贵族妇女。她始终坚守爱情誓言,身陷卡吉国囹圄般的高塔之中,却依然捍卫着爱情的坚贞。她在信中说:“我的爱人啊,别以为我会失身于他人!如果失去了你,我也就失去了整个人生。我宁愿用利刃刺进悲苦的心,或跳进峡谷,也决不委身于卡吉人的恶棍。”值得重视的是,涅丝丹的爱情是以国家命运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她在信中说:“我的武士啊,你最好率领大军去印度,我孤立无援的父亲现在正被敌人围住。”她的爱国热情高于爱情,为了祖国可以牺牲爱情。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亚于须眉的巾帼英雄主义。

阿拉伯的国王罗斯杰万是开明贤德的君主,也是智勇双全的武士。他善于治国,秉公执政,怜悯人民,慷慨好施,爱护下级,君臣无间。禅让王位的决定和想念武士的忧愁,都表现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心。这个人民理想的国王形象,同国王法尔萨唐的专横跋扈、违背诺言、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艺术成就上看,《虎皮武士》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长诗中的许多部分都是用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来表现的,如对印度国王法尔萨唐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凶恶暴君的本质,对国王手下口是心非、信奉金钱万能的大臣的揭露,对商人乌欣狡诈阴险、毫无信义的抨击,都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然而,其浪漫主义特色多于现实主义因素。

《虎皮武士》在艺术形式上也表现出卓越的技巧和创新精神。学者们认为,诗人突破了长诗传统的常规韵律:把两种韵律——高音(长音)和低音(短音)诗——予以结合,避开只用一种韵律所导致的单调;用这种新的文艺形式——长音和短音的谐和的交替——达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诗行较长,每行16音节,四行一段,每段有韵,富有音乐美。

长诗的语言生动流畅,比喻恰切、优美精练;重视运用象征夸张的手法,具有扣人心弦的感人力量。

《虎皮武士》自问世以来,在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对格鲁吉亚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卢斯塔维里被誉为“诗的基础”,成为后代景仰的“诗圣”和人们学习的楷模。同时,这部巨著已经成为格鲁吉亚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虎皮武士》是孩子学习的课本、姑娘结婚时不可缺少的陪嫁,其诗篇成为婚礼上必唱的歌曲。卢斯塔维里的诗句,在银器上、陶瓷上和手帕上,随处可见。民间艺人可以伴着音乐吟唱长诗中的名句;美术家和雕塑家常常从《虎皮武士》中寻找创作题材,使长诗的生命延续在新的艺术作品里。

在中古世界各民族的英雄叙事诗中,《虎皮武士》以其先进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饮誉世界的名篇,已有各种语言的译本,流传甚广。

第十一节 纳沃伊

纳沃伊·尼扎玛京·阿里舍尔(1442—1501)是乌兹别克著名诗人、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出生在赫拉特城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与王子胡森·巴尔拉同学。纳沃伊天生聪慧过人,7岁能背诵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萨迪的著名诗作;15岁开始诗歌的创作,既用乌兹别克语,也用波斯语。1468年胡森·巴尔拉即位为王,纳沃伊在第二年进入宫廷为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作为政治家,他主张爱国的、开明的国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反对封建贵族分裂国家的活动,尤其是贪污腐化的行动。他主持修理驿站和道路,发展经济和贸易;增设医院和学校,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对于文学艺术活动,更是大力支持。

由于他锐意改革,铲除恶弊,因而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甚至国王本人。1487年纳沃伊遭到诬陷,被流放到外地。流放结束后,他决定从此不再为官,潜心于读书、写作和学术研究。

纳沃伊生活在乌兹别克经济、文化和文学较为发达的时期。他一生共写了三十余卷作品,其中以诗歌成就最大。他的创作奠定了乌兹别克民族文学的基础。在他之前,乌兹别克诗人大多抄袭波斯的诗歌,不仅用波斯语写作,还沿用波斯诗歌的诗体,而诗的内容则是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故作风雅,缺乏文学创作的生命。他一扫沉寂的诗坛之风,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写作,还大大丰富了诗歌的内容,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丰厚的生活内涵改革了民族诗歌的创作。

纳沃伊的诗歌主要有两部分:抒情诗与叙事诗。抒情诗是他运用西亚、中亚地区惯用的诗体“加泽拉”写成的,共有两千五百余首。他生前把这些抒情诗汇编成集,名为《思想的宝库》,于1498年和1499年刊出。它分为四个诗组,即《童年的异事》、《青年的珍品》、《中年的异事》和《老年的训言》。纳沃伊赋予这种抒情诗体以新的生命,表达了自己真实生活的体验,其中既有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和深情怀念,青年时代对坚贞、纯洁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有对上层社会昏庸、黑暗、残忍、贪婪、腐败的揭露和批判,还有晚年不能再度施展才干的孤独和痛苦。其内容是丰富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诗人一生不同时期的心声。他的诗由于诗律严整,感情真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西亚、中亚地区广为传诵。《思想的宝库》是诗人继承阿拉伯、伊朗和乌兹别克文化传统的结晶。

纳沃伊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作品是他用乌兹别克语写成的五部叙事诗——《五诗集》。他先后用了三年时间(1483—1485)创作这部卷帙浩繁的巨作。全书共有53 000余行,分为五篇独立的叙事诗:《正直者的不安》、《蕾莉与马杰农》、《法尔哈德和希琳》、《七星图》、《伊斯坎德尔城堡》。除第一篇外,其他四篇都取材于西亚、中亚地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传说和民间传奇故事,与12世纪波斯大诗人内扎米的《五卷诗》相同,不是以历史事件为依托的史诗性的作品,而是带有鲜明的民俗色彩的传奇诗作。

在《正直者的不安》里,诗人通过追叙自己家族前辈的历史,表达了对君主的规劝,具有明显的训诫性质。他认为君主最大的罪恶是****、****和虚伪,王者的统治应当建立在以善为基础的正义之上,充分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蕾莉与马杰农》取材于西亚、中亚地区流传甚广的传奇爱情故事,揭示了传统的道德观念、社会习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对一对互相钟情的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扼杀。诗歌洋溢着热烈的情感,歌颂人性的觉醒,反对中世纪对人性的禁锢,体现了近代思想的曙光——对人性的肯定与赞美。

《七星图》和《伊斯坎德尔城堡》取材于真实历史人物的传说。前者叙述伊朗5世纪一位名叫巴赫拉姆·古尔的君主,晚年不理朝政,沉湎于狩猎,最后在狩猎中死去的故事;后者叙述公元前4世纪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描写他在治国、征战中的种种美德,写他赢得各地人民的拥戴。两部诗作有明显的用意,即通过两个国君的不同结果,表达诗人对贤明君主的歌颂和向往,影射当时君主生活的荒淫和腐败,并寄希望于君主的改变与革新。

《法尔哈德和希琳》是《五诗集》中最为出色的一部,它也取材于西亚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伊朗国王霍斯罗夫和亚美尼亚公主希琳的爱情故事。《法尔哈德和希琳》截取了其中的一段,并进行重新改写。故事说:昔日有一位名叫法尔哈德的王子不安于宫中生活,一心想要漫游世界,获取知识和阅历。他在漫游之时,战胜过暴风雨、怪兽、巨龙,并且得到了希腊古贤苏格拉底的教诲。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宝镜,其中映出了理想的王国和美丽的公主,他为此倾倒。他来到亚美尼亚国,参加当地开凿运河的劳动,而且用自己发明的工具使劳动进程加快,成为英雄,得到希琳公主的接见。公主就是镜中美女,而公主也爱上了他。法尔哈德为了表达爱心,建造了城堡,修筑了水库。伊朗暴君霍斯罗夫垂涎公主的美貌,在求婚遭到拒绝后,起兵征伐。法尔哈德率兵抵抗,打退了伊朗的进攻。霍斯罗夫又施诡计,俘虏了法尔哈德,并蒙骗法尔哈德使其痛苦身亡。霍斯罗夫之子乘宫廷混乱杀死父王,取得王位,强娶希琳公主。希琳公主不从,死在法尔哈德身旁。法尔哈德之弟闻讯起兵为兄长和公主复仇,杀败了伊朗重兵,亚美尼亚从此又得到和平、安宁的生活。

纳沃伊的《法尔哈德和希琳》不单是讴歌爱情的叙事长诗。诗人首先改写了原来传说中伊朗国王霍斯罗夫的形象,他不再是一个忠于爱情的君主,而是贪图美色、为非作歹、残忍、奸诈的暴君。他迷恋希琳的美貌,嫉恨法尔哈德的成功,于是挑起战端;战事失败后,又用卑鄙手段,蒙骗法尔哈德,致其身死。他失掉了英雄国君的光彩,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不是诗中的主人公,而是反面角色和陪衬人物。他为儿子所杀是罪有应得,这也反映了伊朗宫廷的腐败。由于这个变化,诗人就把一场爱情纠葛写成了反抗异族入侵的正义爱国斗争,从而为这篇哀婉动人的爱情传奇增添了鲜明的爱国家和爱民族的情感。

其次,长诗以法尔哈德取代霍斯罗夫的主人公地位,用他的漫游和对爱情的追求作为全诗的中心情节;同时原来传奇中那个默默无闻的石匠,变成出身高贵的王子,并且具有高贵的人品和良好的教养。他犹如大鹏,志在千里,需要广阔的世界,展示自己的才华。在理想的亚美尼亚和美丽的希琳公主面前,他忘却了一切,为美和理想献出了一切。他赢得异国人民的爱戴和希琳公主的爱心,不是由于高贵的出身,而是由于创造性的劳动和超人的智慧。他为民造福,建造了运河、宫廷和水库,体现了劳动和创造的伟大,也体现了贤明君主的品德。他为亚美尼亚的国土而战,为保卫希琳公主而搏斗,在沙场上英勇抗敌,使暴君也畏惧三分。最后在敌人阴谋陷害之下,他完成英雄业绩而死去。他具有悲剧英雄崇高、伟大的美。他与霍斯罗夫的对照,构成了诗中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鲜明对峙。对法尔哈德的肯定和赞美,表现了诗人的勇敢与大胆,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和同情小人物的倾向。最后,长诗以希琳在情人尸体旁殉情结束了这篇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改变了原来传说中希琳与霍斯罗夫经过曲折变故最后结合的喜剧性收尾。诗人运用悲剧艺术的创新纯化了诗歌的主题,用爱国与爱情主题的紧密交融净化了故事情节,使其结构单纯,情节集中,更加美化了希琳公主的形象。原传奇中的希琳是一个有个性、独立自主的女性,她与霍斯罗夫的爱情因多种误解而产生变故,她移情石匠法尔哈德不过是其中的插曲而已。纳沃伊却突出了她对法尔哈德的坚贞爱情,并以她坚决抵抗霍斯罗夫父子的残暴、威胁和利诱,完善了她的形象,使其在外貌、心灵、性格上达到完美统一,成为令人仰慕的理想女性。她拒绝霍斯罗夫的追求,不单是爱情的风波,也是对正统势力伊朗王权的否定。这是带有民族倾向和政治色彩的。

《法尔哈德和希琳》的改写与创新,体现了乌兹别克文学的新变化。这种民族化倾向的增强,反映了15世纪中亚地区政治和文化的新趋势。

纳沃伊还写了一部效仿伊朗诗人阿塔尔《百鸟朝凤》的同名长诗。此外他还有哲学著作《心之所爱》、语言学著作《两种语言的诉讼》以及诗学论文和关于回忆伊朗诗人贾米的《回忆录》等。纳沃伊是乌兹别克的民族文学之父。“纳沃伊”是诗人的笔名,意即“和谐”、“悦耳”,指民族语言的优美。

思考题

1.请简述中古近古中亚西亚北非文学发展的概况。

2.请简述《古兰经》的艺术特点。

3.阿拉伯诗歌的主要成就何在?

4.《卡里莱和笛木乃》为什么会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请简述《一千零一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6.请简述《列王纪》的思想内容和重要价值。

7.请简述海亚姆四行诗的思想意义。

8.《果园》和《蔷薇园》的思想倾向是什么?

9.哈菲兹抒情诗的特点是什么?

10.请简述《虎皮武士》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

11.为什么说《法尔哈德和希琳》是纳沃伊最出色的长诗?

§§第三编 近代亚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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