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在近代南亚各国文学中，印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影响深远。而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也开创了民族文学的新局面。
尼泊尔是个古老的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已建立王国，它的文化与印度和中国有广泛的联系。在尼泊尔的历史上，一直以加德满都谷地的文化最发达，社会上流行着梵语、尼瓦尔语、阿沃提语和婆术布里语。尼泊尔的古代文学，大多用梵语创作。10世纪以后，尼泊尔的民族语言得到了发展。18世纪伯·纳·沙阿王朝时期，定廓尔喀语（即尼泊尔语）为国语，尼泊尔才出现国语文学，帕努帕格德·阿加里亚（1814—1869）被认为是尼泊尔的最早的诗人，他不仅首先用尼泊尔语从事创作，而且开始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开创了尼泊尔文学的新阶段。他写有《妻子的忠告》、《回答》等诗。他的长诗《罗摩衍那》，与印度史诗同名，但用尼泊尔语描写本民族的故事，并把罗摩形象尼泊尔化，富有尼泊尔民族特色。
如果说阿加里亚是尼泊尔近代文学的先驱者，那么莫迪拉姆·帕特（1866—1896）可以说是尼泊尔近代文学发展的奠基者。他被称为阿加里亚之后文坛上的一颗明珠，写有《帕努帕格德传》，推崇阿加里亚用尼泊尔语从事创作的精神。他以诗人著称，首先把乌尔都语的诗作技巧融合到尼泊尔诗歌中。他的著名的诗篇《杜鹃鸟使者》、《朝霞颂》、《蜜蜂和莲花的会面》等通俗易懂，便于吟诵。他还与友人创办尼泊尔第一个月刊《摩尔喀婆罗多生活》，对推动尼泊尔民族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斯里兰卡也是个古老的国家，原名锡兰。锡兰岛的原始居民也许是伐陀人的祖先，现已绝迹。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僧伽罗人的祖先从北印度移居锡兰岛，同时又有南印度的泰米尔人移居锡兰岛。此后僧伽罗人成了岛国的主体民族。公元前3世纪，佛教开始传入锡兰，用巴利文和梵文写的佛教经典在岛国也流行起来，对岛国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斯里兰卡的文学，主要是僧伽罗文学，还有泰米尔文学、巴利语文学以及梵语文学。16世纪初叶，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入侵锡兰岛。1815年英国占领全岛，锡兰沦为英国殖民地。这时，西方文化也开始影响到锡兰文学。
锡兰的古代和中古时期，诗歌占主导地位，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锡兰的近代期开始，文学呈现新的状况，诗歌以四行诗和自由体诗为主，而小说占了主导地位。斯里·苏普蒂长老的《罪恶观之毁灭》（1898）为锡兰近代优秀的诗篇。小说家中著名的有S。西尔瓦（1876—1920）和比亚达萨·西利生那（1875—1946）等。前者写的《米娜》被认为是斯里兰卡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后者写有十几部中长篇小说，如《贾亚提沙和罗萨琳》（1909）、《一个姑娘的爱情》（1910）等作品，具有反殖民主义倾向。
印度的近代文学是与印度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萌芽，但真正的开端是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
17世纪中叶，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渐出现，阶级矛盾和********日益尖锐，不仅连续发生了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而且也出现了多次城市商人、小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正是在印度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印度近代文学开始萌芽，涌现了多迦罗摩、罗摩·达士等具有民族解放思想的著名歌手和许多优秀的反封建的诗篇及歌曲。18世纪，正当印度封建社会解体之际，西方殖民者乘机扩大侵略，由原来通过贸易攫取暴利的方针，改变为直接侵占领土的政策。1849年以后，印度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不仅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阻碍了印度近代文学的发展。因此从18世纪起到19世纪上半期，整个印度文坛玄云黯锁，寂寞萧条，只是在民间创作中才出现了一些号召与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的歌曲。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才真正产生了印度的近代文学。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的加紧掠夺，印度不仅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还成为英国资本输出的场所。英国殖民者控制了印度的经济命脉，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剥削。但在客观上英国殖民主义在印度的投资，却促进了印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殖民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压制人民的反动政策，因而加深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各族人民之间的矛盾。1857年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大起义，掀开了印度民族独立斗争新的一页。
进入20世纪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印度民族文学也随着迅速发展，日臻繁荣，出现了艺术上成熟的、为数众多的、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有长、短篇小说，散文，戏剧和非宗教性的诗歌等。
当时的印度进步作家，看到了殖民主义对印度社会的重大危害。他们最初对于西方无条件的崇拜被后来的批判精神代替。他们认识到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并且要求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印度作家为了唤起人民对自己国家、历史和民族的感情，多数都用地方语言进行创作，于是出现了许多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其中以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北印度的印地语、以德里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
东印度的孟加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先进于其他地方，富有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也比其他地区为早。著名的孟加拉启蒙运动者罗姆·莫汗·罗易（1772—1833），是社会及宗教的改革家，对印度人民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印度社会新思潮的先驱者。他用孟加拉语写作和出版了27部著作，其中包括《奥义书》的翻译、孟加拉语法书等，为孟加拉语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也是著名的散文作家，其散文集《耶稣箴言》（1820），是当时散文的力作。他的这部作品语言明白晓畅，改变了孟加拉早期散文作品充满梵文、晦涩难懂的面貌。因此，罗易被认为是孟加拉散文的奠基者。后来，奥克霍伊库马尔·道陀（1820—1866）和伊绍尔钱德罗·比达沙戈尔（1820—1891）继续发展了孟加拉散文。罗易等人的散文创作也为印度近代长篇小说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古普特（1812—1859）和麦克尔·默屠苏登·达多（1824—1873）都是孟加拉语著名诗人，为近代孟加拉语文学的创立作出过贡献。前者写有《知识海》（1856）等诗集。他的诗题材广泛，大多针砭时弊，讽刺殖民主义者和崇拜英国人的官吏。他的诗风格幽默、诙谐，为孟加拉讽刺文学奠定了基础。后者写有叙事诗集《因陀罗吉特伏诛》、《情女诗抄》和第一部孟加拉现代话剧《王妃萨尔弥温达》。他首次引进了西方的十四行诗、无韵体诗和话剧技巧，不仅丰富了孟加拉语文学的体裁，而且还开创了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风气。
般金·钱德拉·查特吉（1838—1873）是孟加拉语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838年6月20日生于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一个英印机关的官吏。般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孟加拉语、梵语和英文。1858年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担任过副县长、助理法官等职，但从没有停止过文学活动。他细致观察了殖民主义在印度人民生活中所造成的危害，用小说表现了剧烈变化的现实。般金创作的六七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以长篇小说《毒树》（1872）最著名。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第一次提出了寡妇改嫁问题。小说构思巧妙，不落俗套。他还写了近十部长篇历史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难陀寺院》（1882）。这部小说描写1772年“山耶西”（出家人）起义的故事，充满爱国热情。作品中有一首诗《礼拜母亲》，后来成为群众集会时歌唱的进行曲。般金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拉吉·辛赫》（1891），写的是印度西部一个小土邦的国王拉吉·辛赫与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斗争，及其通过曲折的道路，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小说启发人们积极起来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直至胜利。这部作品情节曲折、紧凑，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历史小说。般金的历史小说，常常采用传奇式的情节，在某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艺术虚构和夸张，并与现实社会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精神和渴望民族独立的深沉感情。
小说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详见本章第三节），是孟加拉语文坛上仅次于泰戈尔的大作家。1907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泰戈尔读了这部小说后说：“一位出类拔萃的文学家崭露在孟加拉的地平线上，有朝一日他将赢得自己文学上的宝座”。
孟加拉人第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4）是以写社会政治剧闻名的，他是近代孟加拉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在1860年创作的剧本《青镜》中，他尖锐地揭露了英国种植园主对印度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的戏剧创作，对以后印度戏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印度文学最光辉的代表，世界闻名的泰戈尔（详见本章第二节）也是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泰戈尔丰富的文学遗产，反映了印度人民觉醒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印度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倾向，为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印度的印地语作家把自己的创作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描写了人民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诗人、剧作家帕勒登杜·哈里什·钱德拉（1850—1855），为以文学反映社会的迫切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笑剧《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开创了近代印地语戏剧的道路。他在《印度的惨状》（1880）和《蓝色的女神》（1881）等著名剧本中，力求恢复民族传统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他的诗歌也富有时代气息。在诗篇《巴拉特——杜尔大沙》中，他以生动的生活画面，强烈的愤恨情绪，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强加在印度人民头上的灾难。另一位印地语民族诗人迈提里谢苍古伯德（1886—？），在他的名篇《印度之声》里，直接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他还写有《色彩的破灭》（1910）等叙事长诗。他的作品采用日常口语，在推广标准印地语方面有很大功绩。印地语文学的优秀传统，后来在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进一步得到发展。
乌尔都语文学中，也拥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曾获桂冠诗人封号的迦利布（1796—1869）在印度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诗以完美、幽默的艺术风格和深奥的哲理著称。作品有《迦利布诗集》等。他的诗作，反映了印度现实的黑暗，表现了诗人对1857—1859年民族大起义的切身感受。还有一位抒情诗人勃拉志纳拉扬·恰克巴斯特（1882—1926），他的诗集《祖国的早晨》，用民族的传统形式表现了现实斗争的内容。诗人用口语写作，在民间大受欢迎。阿拉玛·穆罕默德·伊克巴尔（详见本章第四节）更是乌尔都语文学的杰出代表，后来被称为“巴基斯坦文学之父”。
在乌尔都的小说创作中纳兹尔（1836—1912）可以说是乌尔都语小说的开创者，他的《新娘的明镜》（1869）是乌尔都语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的家庭和日常生活，富有改革******社会习俗的现实意义。此外他还写有《伊本努瓦卡特》等6部小说，促进了乌尔都语社会小说的发展。沙尔夏尔（1846—1902）为乌尔都语小说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长篇小说《自由幻想的故事》（1878），描绘了勒克瑙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和矛盾，充满幽默和讽刺。
在南印度的泰米尔语文学中，出现了诗人苏布拉马尼亚·布哈拉提（1882—1921），他是泰米尔最早的爱国诗人之一，精通印地文、梵文和英文。他继承了泰米尔文学的传统，用流行的民间语言进行创作，诗歌中充满了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和谴责，表现了对祖国的热爱。他号召同胞们从迷梦中觉醒，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他的诗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欢迎。他还写有散文、小说，被认为是泰米尔短篇小说的奠基人，他的短篇小说想象丰富，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除了用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外，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也涌现了一批用英语写作的优秀作家。他们同样为印度文学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奈都夫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萨罗季妮·奈都出生于海得拉巴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很早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文学艺术才华。13岁时即写了一首2 000行的英文叙事诗。后来，她爱上了出生于低等种姓家庭的青年奈都，不顾父母的反对和种姓制度的束缚，毅然与奈都结婚。1905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金色的门槛》。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妇女领袖。她的诗集还有《时间之鸟》（1912）和《折断了的翅膀》（1917）等。她被誉为“印度的夜莺”。
近代的印度文学，是深深地扎根于印度民族土壤的，但它的发展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有成就的作家则能够正确处理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泰戈尔的作品中得到验证。他的作品既汲取了西方进步的文化思想、写作技巧，又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他将东西方文化和谐地糅合在自己的创作中，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二节 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他被誉为东方的“诗哲”，1861年5月7日生于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的乔拉桑戈。他是在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家庭成员差不多都参加了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尔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被称为“印度19世纪第一个有国际头脑的人”，他是印度启蒙思想家罗姆·莫汗·罗易（1772—1833）的可靠朋友，是罗易从事宗教和社会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泰戈尔的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也是一位宗教改革家和哲学家。泰戈尔的七个哥哥和五个姐姐中，大哥是哲学家，二哥是法学家，三哥是教育家，五哥久迪林德纳特（1849—1925）是印度著名的爱国志士，姐姐绍罗诺库玛丽（1855—1932）是第一个用孟加拉语写长篇小说的女作家。
泰戈尔的家庭是当时加尔各答进步思想家和文化界的中心。一些著名的哲学家、爱国人士、作家、诗人、音乐家、戏剧家经常在他们家聚会，讨论各种问题，举办音乐会和戏剧演出。家庭对他进步思想的形成和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
泰戈尔从小不喜欢在殖民主义者办的学校读书，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他虽然去英国留过学，但实际上只在伦敦大学学过三个月左右，没等大学毕业就回国了。所以他是靠家庭教育和自学成才的。
泰戈尔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小说和剧本。1875年在《甘露市场报》上第一次发表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1877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女乞丐》，1878年发表长诗《诗人的故事》。这些作品还属于练习，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880年英国留学回来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大约20年时间，是泰戈尔早期的创作阶段。前10年间，他主要住在加尔各答，一面协助父亲进行社会和宗教改革，一面从事文艺创作。这时他出版的诗集有《暮歌集》（1882）、《晨歌集》（1883）、《画与歌集》（1884）、《刚与柔集》（1886）、《心声集》（1890）等，长篇历史小说有《王后市场》（1881）和《贤哲王》（1885），剧本有《大自然的报复》（1884）、《国王与王后》（1889）和《牺牲》（1890）等。这些作品都带有浪漫主义的情调，强烈地反对暴君，歌颂贤王；反对封建习俗，歌颂爱情和生命，赞美大自然，表达了印度民族觉醒时期的时代精神。特别是他的早期浪漫主义抒情诗，以活泼的思想、真挚的感情、浓郁的抒情、民族的韵律，激动过无数沉醉在青春梦想里的青年的心。有的人甚至把它当做“精神生活的灯塔”。
后10年间，泰戈尔遵照父亲的意愿，到农村管理祖传的产业。这期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帕特玛河畔的谢里达农庄里。这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了解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社会。随着对现实认识的深化，他这时的创作，减少了浪漫的幻想，增强了现实认识的因素。在谢里达时期，他写有《金色船集》（1894）、《缤纷集》（1896）、《江河集》（1896）、《收获集》（1896）、《幻想集》（1900）、《瞬息集》（1900）、《故事诗集》（1900），其中《故事诗集》尤为印度人民所喜爱，被称为“广大青年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故事诗集》收有三十多篇故事诗和叙事诗《两亩地》。这些作品，篇幅短小，语言朴素生动，富有民族韵律，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宗教、历史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借古喻今表现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与殖民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表达了印度人民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习俗和反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愿望。歌颂民族英雄的有《被俘的英雄》（1900）和《更多的给予》（1900），揭露封建种姓制度的有《婆罗门》（1893）和《丈夫的收获》（1900）。此外，还有反映农民生活贫苦和地方珠宝商人虚伪面目的《比丘尼》（1900）等。最重要的故事诗要推揭露和控诉封建地主巧取豪夺的《两亩地》。
《两亩地》（1894）最初收在诗集《缤纷集》中，后来编入1900年出版的《故事诗集》里。主人公巫宾是一个贫苦农民，只有七代相传的两亩土地。地主（王爷）为了使自己的花园“长宽相等，四四方方”，竟抢走了这块土地。接着，巫宾被赶出家门，在旷野、市场、路边度过了16个春秋。但是，他日日夜夜忘不了那两亩土地。有一天，他“终于在渴望中回到了故乡的园地”。正当他坐在芒果树下，在痛苦中回忆童年的往事时，两只熟透了的芒果落在他的脚下，他以为是大地母亲给他的赐赠，不料却被王爷诬蔑为盗贼。作者通过这个现实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印度封建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罪行，对贫苦农民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诗中揭示出真正的盗贼不是巫宾，而是那个“如今”的“圣贤”——王爷。诗人说：“王爷的双手偷去了穷人的所有，唉，在这世界，谁越贪得无厌谁就越富有。”在谢里达，泰戈尔还创作了近六十篇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他以诗人的目光去捕捉题材，以诗人丰富的想象去构思小说，以诗人的激情来表现生活。因此他的短篇小说充满着诗意的美。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悲剧的力度和悲剧的美，表现了以悲为美的诗意。他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受苦受难的妇女，如《河边的台阶》（1884）中的苦森、《活着还是死了》（1892）中的康塔宾尼等。作者写她们的苦难都体现了一种深沉的悲辛。
《摩诃摩耶》（1892）是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一个24岁的姑娘摩诃摩耶正与青年罗耆波相爱，有一次在破庙约会时被她的哥哥撞见，哥哥就强迫妹妹嫁给一个垂死的老婆罗门。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又被迫和她丈夫一起火葬，只因突然出现狂风暴雨而幸免于死。可是美丽的脸庞已被烧坏，她逃到了情人家里，要他发誓永不拉开她的面纱。后来，在一个月夜，他终于看到了她脸上可怕的疤痕。摩诃摩耶没有回答一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如果把女主人公活活烧死，与情人分离，这当然是悲惨的，但缺乏力度。而泰戈尔却采用了突变的手法，偏没有烧死，而把脸烧伤，最后安排摩诃摩耶出走的结局，这显得更为残酷，更能激起人们对封建包办婚姻和婆罗门寡妇殉葬制度的愤懑。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诗意美，还表现在哲理的深度上。小说《达利亚》（1892）揭示了因封建制度而引起的老一辈的仇恨，在自由选择情人的基础上冰消雪融，富有哲理的启示和理趣的美。在《太阳与乌云》（1894）中，更具有哲理的意境。“当太阳与乌云这两位演员，把整个的天空当做舞台，各自扮演它们的角色的时候，在尘世这个舞台上的不同区域里，也有数不清的剧本在上演。”生活中上演的剧本是沙西布山和小姑娘吉莉芭拉的故事。作者深刻地揭示了人生舞台上的戏，也像太阳和乌云那样上演。人世间虽然充满着虚伪和不义，但尚有吉莉芭拉的真诚的心、真诚的爱，透过乌云见到了阳光，也会给人世间带来亮色，带来希望。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常常将人物性格加以诗化。如《素芭》中的素芭，虽是个哑女，但却有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而黑的眼睛，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嘴唇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地颤动着把它表露出来。泰戈尔诗化人物性格，特别对苦难妇女的性格诗化，增强了小说的诗意美。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诗意美，还表现在作品的抒情风格方面。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不以情节取胜，而以抒情和特别富有诗的情味见长。《太阳与乌云》、《弃绝》、《素芭》、《河边的台阶》等小说，都有代表性。《弃绝》中的抒情是深沉的，《太阳与乌云》中的抒情格调既轻松又浑厚，感人肺腑。
泰戈尔这时期的短篇小说，已表现出他的杰出才能，他吸取了孟加拉民间艺人的某些技巧，结构单纯，语言精练，形象生动，抒情和叙事相结合，富有诗情画意。因此泰戈尔被认为是印度近代短篇小说的开创者。
从20世纪初到1919年，是泰戈尔创作的中期阶段。1901年，泰戈尔为了进行民族传统教育离开谢里达庄园，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一所自然学院。这是一所不分种姓、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的在露天和树荫下上课的学校。泰戈尔亲自用民族语言授课，教导年轻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这所学校，后来在1912年发展成为印度著名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办学期间，除了写诗和剧本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眼中沙》（1903）和《沉船》（1906）。
1905年，印度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泰戈尔从圣地尼克坦到加尔各答，积极参加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唱着自己谱写的歌曲参加示威游行。他还公开发表演说支持民族自治运动。泰戈尔这时写了许多爱国诗，最著名的有《祖国的土地》、《你独自前进吧》、《当他们的锁链束得更紧的时候》、《祝福孟加拉国土》、《战胜自身》等。这些诗篇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对爱国者的热切鼓励，对民族解放的前景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1907年，泰戈尔与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们在农村问题、宗教教派问题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他退出了运动，回到圣地尼克坦从事民族教育和文艺创作。从1908年到1919年，即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泰戈尔的创作数量是惊人的。他出版了8部孟加拉文诗集，包括《歌之花环集》（1914）、《鸿雁集》（1916）和《遁逃集》（1916）等；8部英文诗集，包括《吉檀迦利》（1912）、《园丁集》（1913）、《新月集》（1913）、《飞鸟集》（1916）、《采果集》（1916）等；两部长篇小说《戈拉》（1910）和《家庭与世界》（1916）；一篇中篇小说《四个人》（1916）；14篇短篇小说；十余部剧本，包括《坚定寺院》（1911）、《邮局》（1911）和《暗室之王》（1919）等；此外还出版《回忆录》一部，书信集一部，歌曲集11部和论文、杂文集10部。
泰戈尔的中期创作，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表现高超，在内容上从主流来看也是非常积极的。当然，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曲折和变化，这些作品也同时反映了泰戈尔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他强烈地要求印度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采取暴力斗争的手段，而幻想通过宣传宗教哲学和伦理道德等途径来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沉船》和《戈拉》是泰戈尔中期创作中长篇小说的代表作。
在《沉船》中，作者通过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罗梅西的曲折复杂的恋爱婚姻故事，不仅表现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对封建习俗的谴责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动摇、软弱的批评，而且更主要地着力表现了印度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1905—1908）前夕孟加拉青年的觉醒和印度社会生活的变迁。《沉船》在艺术上富有独创性，情节带有传奇色彩，富有悬念，引人入胜。其情节中的许多传奇式的巧合，绝非荒诞离奇，而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正如作者所说：“这种极端离奇的事，只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在描写人物的个性特征时，特别重视人物的心理活动，有时通过人物的细腻的内心活动来表现性格，有时则通过无言的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此外，泰戈尔在表现人物的心理特点时，还常常把它同周围环境的描写交融在一起。
《沉船》中，除了人物的个性化以外，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物都带有理想色彩，差不多每一个人物都在关心着别人的幸福，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卡克拉巴蒂大叔成了助人为乐的化身，纳里纳克夏实际上是一个利他主义者。这一切与泰戈尔的艺术主张有关，他认为艺术的真实应包含作者的社会理想，使“生活达到和谐统一”。
《沉船》标志着孟加拉文学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而《戈拉》则是泰戈尔现实主义创作的最光辉的成就。
《戈拉》是一部具有强烈时代意识、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长篇小说，就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的精湛而言堪称印度社会的史诗。正如印度著名批评家苏库马尔·森所说，它是“现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
泰戈尔写《戈拉》的时候，他已同领导民族自治运动的国大党领袖们发生了意见分歧，回到了圣地尼克坦，但他对民族解放运动依然非常关注。他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总结1905年到1908年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泰戈尔并没有直接描写这次运动，他巧妙地描写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他想借助那时的历史经验来回答20世纪头10年里才充分显露出来的问题。
《戈拉》广泛真实地再现了孟加拉的社会生活，展示了一个时代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风貌，刻画了各式各样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揭示了社会的主要问题。所以这部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史诗式的小说。作者在表现方法上继承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传统，即着意表现人物的品质特征，对优秀的品质加以颂扬。泰戈尔在《罗摩衍那》一文中说：“请记住，印度不是想叙述任何历史骄傲的故事，而是想叙述完善的理想品格。”作品中的戈拉，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直不阿”、献身精神和自我反省的高贵品质；安南达摩依之所以光彩照人，也在于她的不分种姓、不分贵贱的高贵品质。当然，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包含着他的社会理想，无论主要人物戈拉，还是次要人物农村中的理发师，也无论理想人物安南达摩依还是反面人物哈伦，都是现实的艺术的概括，因此不仅使人物性格鲜明，对比强烈，而且使人物的品质特征具有真实感和可信感。
《戈拉》在印度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而且也已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名著。它在印度文学中的地位，犹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
从1919年到泰戈尔逝世，是泰戈尔创作的后期。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泰戈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的斗争。当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旁遮普的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时，他愤怒地写信给英国总督，声明放弃1915年英王授予他的男爵爵位，以示抗议。此后他一直关心国内外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从1920年起，他为了寻求印度民族解放的道路，更频繁地出国访问，仅在1920年到1921年间，他就先后访问过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瑞典、奥地利和德国。在国外发表反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的讲演。1924年，泰戈尔曾来中国访问，对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后来，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又几次对日本法西斯进行了严词谴责。
在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期间，他写有长篇小说《最后的诗篇》（1929）和《纠缠》（1929）、散文诗和寓言集《随想集》（1922）、剧本《摩克多塔拉》（1925）和《红夹竹桃》（1926）、散文集《在中国的演讲集》等。
1930年泰戈尔访问苏联后，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他认识到过去不少观点是错误的。他不仅批判了自己“爱一切人”的观点，而且也批判了自己的“教育万能”论。同时，他对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工人、农民、渔民“推进整个世界在前进”。从此，他的创作思想倾向更为明确了，不少作品表现了诗人明显的战斗精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泰戈尔的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散文比较著名的有《俄国书简》（1930），这是诗人在苏联访问期间和去美国途中给亲友们所写的一部书信集，共收书简14篇。这部书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苏联的见闻，热忱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俄国书简》写得朴素真实，充满着高昂的激情，无论是对苏联人民新生活的赞颂，还是对殖民主义的愤怒，都有一股压抑不住的感情激流回荡在字里行间，因为“我们游历过的其他国家的社会都没有整个震动过我的心”。
泰戈尔后期的诗作，不仅能代表他后期的思想倾向，而且在艺术上也开辟了新的天地。诗人在后期出版的诗集有二十多部，主要有《随想集》（1922）、《总结集》（1932）、《再次集》（1932）、《五彩集》（1933）、《最后的星期集》（1935）、《叶盘集》（1936）、《黑牛集》（1936）、《边沿集》（1938）、《天灯集》（1939）、《新生集》（1940）、《病榻集》（1940）、《康复集》（1941）和《生辰集》（1941）等。
泰戈尔后期的诗，有不少是总结人生经验的抒情诗，还有不少是政治抒情诗，被认为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精华。泰戈尔的后期政治抒情诗，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叶盘集》中的《非洲》，诗人谴责了帝国主义对非洲的野蛮掠夺，表现了对非洲人民的深切同情；又如《叶盘集》中的《敬礼佛陀的人》，辛辣地讽刺和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丑恶行径。在《边沿集》第18首中，表达了诗人对法西斯的愤怒，并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这些政治抒情诗，不仅没有神秘主义气息，而且也很少有温和的改良主义情调，而代之以昂扬的激情和战斗的号召。
泰戈尔后期的诗作，还开辟了现代意义的孟加拉语散文诗和自由体诗的新领域。他在1919年尝试写孟加拉语散文诗，后来收集在《随想集》中。1932年出版的《再次集》是孟加拉语散文诗的再一次实践。接着又写了《最后的星期集》、《叶盘集》和《黑牛集》。他非常重视这种新诗体，把它们比喻为他的诗歌“花园里的鲜花”。与他的英文散文诗相比，泰戈尔的孟加拉语散文诗的思想倾向比较明确，也极少有宗教的神秘色彩，更具有现实性。虽然他在诗中仍体现了生命哲学，但对生命本体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很少与“神”联系起来。他也不再热衷于追求人与神的和谐合一，而是更多地关注印度全民族的命运和世界风云的变化。在诗中，诗人有意识地表现出“简朴的、日常的生活气息”，给人一种朴实的生活的真实感。此外，他的这些孟加拉语散文诗，还采用了口语化的语言，打破了传统的格律，但仍具有内在的韵律、明显的节奏感和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
30年代，泰戈尔用自由体诗写的诗集还有：《边沿集》、《病榻集》、《康复集》、《生辰集》等。他认为这种无韵、长短句相间的自由体诗，充满着诗的激情和内在韵律，不仅改变了诗的形式，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诗的概念，甚至改变了其内容。
泰戈尔后期诗体形式上的开拓精神，也表现了泰戈尔晚年生命的活力，正如他的儿子罗亭德拉纳特所说，泰戈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头脑的惊人活力，他没有一天停止过发展。一般人在晚年就不愿再开拓新的天地，而泰戈尔在文学技巧方面的一些最大胆的探索，却都是在晚年进行的。他在年约七旬的时候，抛弃了格律转向了自由诗。
泰戈尔于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在他长达60多年的创作活动中，总共留下了50多部诗集，30种以上的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30多个剧本。此外，他还创作了2 000多首歌曲和2 000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和化学等方面的论著。
在诗歌作品中，《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著名的一部诗集。这是诗人在1912年春夏之间从自己孟加拉文诗作中选译成英文的一部杰作。它共收诗103首，其中50余首译自孟加拉文诗集《献歌集》（1910），其余译自《祭品集》（《奉献集》）（1901）、《献祭集》（1903）、《渡口集》（1906）等诗集。孟加拉文原作是有韵的格律诗，译成英文时，采用的是散文诗的形式，1912年在英国伦敦出版，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诗集题名《吉檀迦利》，在印度孟加拉语和印地语中都是“献歌”的意思，是以敬仰神、渴求与神的结合为主题的。诗人的歌是献给神的，但向神献的歌却非一般的超脱尘世的宗教颂神诗，而是“生命之歌”。他歌唱生命的荣枯和现实世界的欢乐与悲哀。诗集的主旋律回旋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的血液中跳动。”
《吉檀迦利》实际上是一部抒情哲理诗，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前途的关怀，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
诗人所敬仰的神是神秘的：“他是谁呢？”“真的，是说不出来的。”但诗人在诗中感到他无处不在，在一切生命中，在人类社会中。他是主人，是“万王之王”，他又是情人、兄弟和朋友。由此看来，他不是供人崇拜的“一神教”的神，不是超然的神，而是与万物化成一体的“泛神”。但诗人在诗歌中并不以表现“泛神论”为目的。诗人说：“神学家可以追随学者，认为我写的一切都是泛神论，但是我不会崇拜这个术语，不会为保护它而抛弃活生生的真理。”因此，诗人在诗集中通过这泛神论色彩的神，主要是为了表现“活生生的真理”。
诗人所礼拜的这位神，并没有穿着高贵的服装，奔走于有钱有势的王公贵族之间，而是“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行走”，他和那“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们中没有朋友的人做伴”，他是在“锄着枯地的农夫那里，在敲石的造路工人那里。太阳下，阴雨里，他和他们同在，衣袍上蒙着尘土”。诗人歌颂这位神的高贵品质，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同情劳动人民、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民主精神。
在诗人笔下的这位神，又是光明和自由的象征。诗人礼赞他是“永远光耀的太阳”，作为“最初的光明和形象，来呈现在我眼前，让他的眼光成为我觉醒的灵魂的最初的欢耀”。诗人还预言，现实世界也将以他的火焰点上“万盏不同的明灯”，把道路照亮。同时，诗人还感到，自己所寻求的自由，那无价之宝，也是在他那里，诗人写道：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诗人歌颂神、神的世界，正是表现了诗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中，追求光明和自由的强烈愿望。在泰戈尔的这部“生命的献歌”中，这位神也正如他在《缤纷集》中所提出的“生命之神”，成了无限生命的象征、无限人格的象征。在他的生命哲学中，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统一的，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统一的，无限在有限中并通过有限来表现自己。“生命之神”“潜藏在万物的心里，培育着种子发芽，蓓蕾绽红，蓓蕾结实”，也潜藏在诗人生命的深处：“我生命的荣枯围绕着她起落。”她使万物具有急遽地前奔的力量，她使生命充满欢乐，显示出伟大的价值。诗人写道：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
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
迸发出繁花密叶的波纹。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
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诗人礼赞生命之神，唱出生命之歌，实际上表达了诗人热爱人生、热爱自然，不断追求、不断进取的人生哲学。在诗集中，泰戈尔试图通过人与神的合一来寻求实现理想的道路。这就是泰戈尔所说的“诗人的宗教”。按他自己的解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人格的物质的人，另一种是有人性的“人格”的人。当一个有“人格”的人与“无限人格”结合的时候，就达到了理想的最高境界，就是印度人所说的“圆满”。这时，人就从“那狭窄自私的世界解放了”。在《吉檀迦利》中，诗人追求人与神的结合，渴望与神“完全合一的形象显现”。这里的神的世界，就是指“无限人格”。那么人与神即“人格”的人与“无限人格”怎样结合呢？诗人指出：“这个人格的‘我’与无限人格必然有着完美的联系，它不能有别的，因为我们曾爱，并在爱中得到了人格的无穷满足。所以我们才懂得我们和无限人格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诗集第17首诗中，诗人也说：“因为我只等着爱，要最终把我交在他手里。”所以诗人是以爱为出发点来求得人与神的结合，求得“人格”的人与“无限人格”的结合。为了求得与神在爱中结合，诗人要求自己“人格”的完善，要从自己的“思想中摒除虚伪”，要从“心中驱除一切丑恶”，要把自己从“极欲的危险中拯救出来”，要“使我的爱开花”。这似乎是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又像“独善其身”。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泰戈尔特别要求“自己的爱在服务中得到果实”。这是泰戈尔这时期思想情绪的表现。他在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曾号召每一个人“都要时刻关心我们的国家”，提出“爱国主义者要有组织有计划地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紧密结合起来”。他要完善自己的“人格”，目的就是为了要更好地为当时3亿印度同胞服务，他认为在服务中，才能使自己的爱得到果实。这与我行我素的个人的“独善其身”或“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不完全一样的，也是泰戈尔思想境界高出一筹的地方。
《吉檀迦利》虽然表现了诗人民主、平等、自由和进步的社会理想，但诗人并不从政治上着眼以求得理想的实现，而是从人与神合一的新的宗教上进行探索，这不仅使作品带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且也不能引导人们去从事现实的斗争。同时，泰戈尔又提倡“爱”，强调要爱穷人，爱劳动者，并以“爱”去为人民服务，认为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个人的“人格”与“无限人格”的结合，这种“爱”表现了诗人的良知，对苦难深重的印度人民的真挚的感情。在当时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它毕竟是抽象的。试图用“泛爱”去求得社会矛盾的解决，求得理想的实现，这只能是幻想。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泰戈尔才认识到：“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那些扑灭了你的光明的，你能饶恕他们？你能爱他们？”
《吉檀迦利》在艺术上是独具特色的。诗集里充满哲理，但它又是高度情感性的，抒情味很浓。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人生道路的探索，都是通过内心感受来表达的。诗人不避讳内心的矛盾，不隐瞒自己的弱点，如在第14首中，他道出了自己的“软弱动摇”的心理，第29首中，他懊恼地说出自己在高筑与生活隔绝的围墙，“看不见了真我”。这一切诗人都是坦然地表露出来，使读者感受到诗篇的真情实感，因而使诗集具有迷人的魅力。
诗集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朴实性。诗人自己说过：“只有经受过最高深复杂的训练才能谱写出最简单朴实的曲调。”诗集中的朴实性是通过诗与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东西相结合表现出来的。如习以为常的印度妇女的提灯顶罐，印度农民在枯地上的劳动，印度迷人的春日、夏夜，印度的秀丽风光等等，无不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感到一种朴素的美。这部诗集的朴实性还在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比喻，使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化。如描写死亡的一组诗（78～103），诗人表达热爱生活的人也能够在死后得到安慰时，用了婴孩吃奶的比喻：“当母亲从婴儿口中挣开右乳的时候，他就啼哭，但他立刻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诗人表现人离开人世时，用了日常的比喻：“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诗集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散文诗的优美韵律。孟加拉文本《吉檀迦利》、《奉献集》和《渡口集》等诗集，都是有韵的格律诗，诗人选译成英文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他认为散文诗应列于真正的诗歌之中，它可以不受诗体格律的限制而自由表达思想。
《吉檀迦利》这部诗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像它问世时那样激起读者强烈的热情，但它所显示的某些生活的哲理，奔流着的生命的力量，以及它的诱人的艺术魅力，仍将有众多的读者去欣赏它，去研究它。它将作为一部世界文学的名著永留人世。
第三节 萨拉特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是近代印度著名的孟加拉语现实主义作家。在印度文学史上，他与泰戈尔一起影响了一代作家的创作。他1876年9月15日生于印度西孟加拉邦村镇的职员家庭。父亲爱好文艺，这对作家走上文学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由于家庭贫困，他寄居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个保守、严厉的印度教徒。萨拉特对压制个性的生活环境不满，偶有反抗，但思想深处却也受到传统的印度教观念的影响。在中学期间，他热爱文学，深受般金·查特吉和泰戈尔的影响，敬仰他们的文学事业。18岁开始写作，与学友创办过手抄本刊物《幻影》，并在刊物上发表习作。不久因穷困中途辍学，后又因参加当地的政治改良派的活动与外祖父为首的保守派冲突，被赶出家门。从此他云游各地，1903年去仰光谋职，开始正式的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庙殿》。1916年从仰光回到加尔各答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成为印度第一位职业作家。十几年的缅甸异邦生活，使他接触到当地下层人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情绪，为其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在这期间发表的中篇小说《大姐》（1907）轰动了文坛。回国之后，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写了众多的小说作品，影响遍于印度。1921年结识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奇·兰·达斯等，深受他的影响，成为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担任了地区的国大党主席。1925年因奇·兰·达斯去世，听从泰戈尔的劝告，他隐居乡村，从事创作，写出他晚年最后的几部长篇小说。1936年他与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著名作家联合声明，要求和平，反对法西斯，并且支持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成立。1938年1月16日病逝。
萨拉特是一位爱国、民主和人道主义作家，他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反对殖民统治，支持民众的爱国民主的暴力斗争。他同情人民的疾苦，称自己是农民苦难和贫困的见证人。他主张妇女应有爱情、婚姻的自主和参加政治和宗教活动的自由。总之，他以人性、人权和人格衡量一切，以善与恶、民主与强权判断是非；同时在他的思想深处又含有传统的宗教、道德的观念。因此他的思想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杂陈并存，时时相互矛盾。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深受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和当时印度诗圣泰戈尔的影响。他主张文学要深植于体现真理的生活土壤之中，文学的时代精神才是文学的永恒价值，强调文学要于人民有利，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遵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创作态度认真，一生先后写了8部短篇小说集，30余部中长篇小说。
萨拉特在仰光的早期创作和1925年回国后的中期创作，大多数以描写农民的苦难和妇女的不幸为主题。短篇小说《奥帕吉的天堂》描写了一个年仅30岁就死去的贫苦女性奥帕吉，通过她的不幸、早死以及死后简单的埋葬，揭示了农村中贫富悬殊、劳动者受富有地主欺压的情景。短篇小说《摩黑什》写与贫苦农家父女相依为命的一条叫摩黑什的牛被地主毒打致死的简短故事，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重利盘剥和压迫。长篇小说《乡村社会》真实地再现了印度农村生活的黑暗与可怕，地主与政府、法院勾结，横行霸道，肆意妄为，使许多农民破产，流落他乡。在萨拉特的中长篇作品中，更受关注的是印度妇女在婚姻、恋爱中的不幸。《嫁不出去的女儿》（1917）描写在盛行奁资的封建婚姻制度下，一个既无嫁资又无容貌的小姑娘的痛苦与悲哀。在《大姐》、《婆罗门之女》（1920）、《代瓦达斯》等作品里，揭露了各种封建陋习在婚姻、爱情上给妇女带来的悲剧，寡妇被剥夺再婚的自由，种姓制度和门第观念造成青年男女的终身不幸。在肯定妇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而大胆追求并对传统礼教敢于反叛的同时，也歌颂了忠于责任、温顺善良、克己守节的女性，这暴露出作家还残留着陈旧的妇女观和婚姻观。
1922年萨拉特参加国大党爱国政治活动以后，思想发生变化，创作也焕然一新，从具体的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描写扩大到民族、国家的重大政治生活的描写。如反映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爱国政治运动的长篇小说《觉醒》（未完成），表现作家思想变化、反对迷信和****、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最后的疑问》，探索民族独立运动出路的《秘密组织——道路社》，以作家自己经历为主线、描写一代知识青年成长过程的长篇巨著《斯里甘特》（四部曲）等，都是萨拉特笔力深刻、感情浓烈的上乘之作。
《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是萨拉特晚年的代表作，是他思想飞跃的重要标志。作品虽以缅甸异乡为背景，但直接取材于民族解放斗争，描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变化。正因为小说倾向性鲜明，现实性强，所以遭到了当局的禁刊处罚。小说以三个青年积极参加缅甸的印度爱国秘密组织道路社的活动开始，又因每个人经历、教养不同，以最后分手、组织分裂而告终。小说结尾有些灰暗，但整个作品始终洋溢着高昂的民族情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小说高奏“自治是天赋的权利”的主旋律，充分地展现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职业革命家医生博学多识，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斥责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坚决主张暴力斗争，实现民族自治。当他的主张在组织中未能实现时，他毅然出走中国，支持中国的民族、民主斗争。他是20世纪初期印度的民族主义者，爱国的英雄。小说另一位主人公阿布尔沃缺乏明确的斗争信念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希望采取温和的办法达到救国的目的。出于不杀生的宗教观念，他反对暴力斗争，主张福利、教育救国。他虽然心地纯洁、善良，但性格软弱，甚至做出有害于组织的行为。他脱离组织后从事改善农民处境的慈善工作。作品中青年女性帕拉蒂是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她热爱自己的国家，也相信自由、平等、博爱，希望用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达到民族自立。这三类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反映了民族解放运动中三种不同的道路，显示斗争内部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萨拉特最有影响的作品，是耗费他十余年精力才完成的长篇大作四部曲《斯里甘特》（1917—1933）。这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是以作者少年和青年生活为主线，写出了作家学童时期、云游四方的青年时期、缅甸谋生时期以及归国后漂泊不定的生活时期，中间贯穿了他与歌女拉佳拉克什弥两度相爱同居后又忍痛分手的故事，可以说是作家个人成长历程的艺术概括。
《斯里甘特》第一部出版时名为《斯里甘特流浪记》，获得文坛的好评，被公认为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不久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誉满海外。如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读后便称赞不已。小说起笔写作者垂暮之年，回忆自己人生黎明时期被人们称作“可耻”的流浪生活。往事如云，但“整条记忆的锁链却不曾被扯断”，在他心目中最值得怀念、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年时代与患难朋友英特拉·纳特共同冒险的经历和青年时代与歌女比雅丽的恋情波折。这两个经历就是回忆线索中的两个原点，又联系寄身于姑母家的学童生活、耍蛇人妻子安娜达姐姐的不幸以及寄食于土邦王子的食客生活、当出家人的经历等，构成其生活的完整历史画面。
英特拉是斯里甘特第一个好友，也是他走上流浪生涯的引路人。英特拉虽出身高贵的婆罗门，家庭富裕，但他没有按照世俗和家庭指定的道路走入社会。他生活质朴，生性坚强，富有同情心，敢于同邪恶的世俗势力斗争。他因戏弄上课睡觉的老师而被开除，但并不为此伤心；他依仗个人的勇气和力量救出了惨遭毒打的斯里甘特；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冒险偷鱼，拿去换钱帮助贫困的安娜达姐姐，保护安娜达姐姐。他爱憎分明，从不顾忌传统观念和陋习。在他心目中，善行与责任是人生的第一要素。他凭直觉的天性去感受，去实践。他是一位具有纯真灵魂的少年，在他身上葆有一种未被尘习污染的原始初民的单纯人性。他虽有些迷信和宗教偏见，但是遮掩不了达到至美境界的纯真与赤诚。他那种单纯的人性使他不能与世俗生活相融，最后“抛掉房屋、财产、亲友和一切，只穿着一件随身衣服出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他浪迹天涯，与云鹤为伍，回到自然之中，做了一个自然之子。两位少年爱戴的安娜达姐姐是印度苦难女性的象征。她的一生被可恶的丈夫——一个恶棍式的耍蛇人萨赫吉毁掉了。她本是一个出身富有的婆罗门女子，定亲之后，就承担起妻子的责任。随丈夫出走，漂泊他乡，过着贫困的生活，还忍受丈夫的暴虐与欺侮。丈夫死后，她担负起偿还一切债务的责任。她勇敢地承担起严峻的命运所给她的种种不幸，她对丈夫的忠贞不是爱的奉献，而是妻子在圣坛上应尽的职责。她善良、真诚、勤劳，在逆境面前又有一种顽强、坚定的性格，显露出一种自尊自爱的独立精神。她是作家笔下的理想女性，是以奉献精神为生的高贵女子。在她身上表现出作家追求的做人的价值。另一个高贵女子是歌女比雅丽，她与斯里甘特童年时相识、相爱，但命途多舛，沦落风尘，成为歌女。多年的歌舞场生活并没有使她人性泯灭，灵魂堕落，善心与爱心仍占住她的心田。与斯里甘特邂逅之后，旧情复萌。她用自己的爱心保护情人，激励斯里甘特弃旧图新，做一个自立的男人。她不冀求对方的回报，只尽到自己的爱心。她为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收养了一个贫困青年做养子，供其上学。她在母爱与情侣之爱之间做了选择，放弃个人幸福，克制自己的情感，完成母亲的职责。斯里甘特在她的感召之下，摆脱了迷惘和困惑，走上正路，理智地离开了她。以后，她与由缅甸回国的斯里甘特再次相遇，虽然她献出自己的一切，但终因两人生活道路不同，再次分手。
斯里甘特是作家的化身，小说用他的目光来写出自己的少年与青年流浪的生活。少年时期的斯里甘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少年，青年时期他没有受到过严酷的人生磨炼，因而思想不成熟，性格不稳定，依然生活在十字路口而徘徊和迷惘。在人生旅途中，英纳特的友谊、与安娜达姐姐的交往、比雅丽的恋情，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英纳特使他在思想上摆脱了陈规旧念，正直、善良、勇敢地对待生活；安娜达使他明白社会的不公正以及做人应有的责任感；比雅丽的爱心使他从浑浑噩噩的生活状态中醒悟过来，寻求人生的真正之路。他最后以理智压制个人情感，使比雅丽做母亲的形象得以完善，这是他精神的升华，生活的新起点，也是他用道义、责任指导行动的结果。
小说是自传体回忆录式的作品，但它并没有呆板地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地、机械地记录个人的生活经历，而是选择那些“在记忆的沃土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的“许多平凡的、微不足道的小事”。虽是凡人小事，却有着戏剧性的悬念和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作家还善于用环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说情节较为分散，结构也不甚紧凑，但它具有更多的艺术空间，为作家的描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小说用自叙、回忆的方式，自如地把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体，既表达了作家激越的情感，又发挥了作家哲理的深思。当安娜达姐姐失踪之后，斯里甘特禁不住对天公痛责，这不仅是对姐姐的同情、对社会不合理的愤怒，也是对友人的深情怀念。作品中的议论，表达一个进入晚年的老者从往事生活回忆中得到的启示和教训，用哲理性的语言闪耀出理性思考的光芒。
《斯里甘特》也体现了萨拉特创作的总体风格：注重平凡人物和事件的描写，擅长人物心理的刻画，语言细腻、婉约的特色和悲剧性结局使作品弥漫着感伤主义色彩。
第四节 伊克巴尔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著名诗人、思想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阿拉玛”（学者、大师）。他虽然在巴基斯坦立国前已去世，但仍被巴基斯坦人民尊为巴基斯坦国的奠基者。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家庭，又在******教学堂学习，所以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对波斯语和苏菲教派诗歌有较深的造诣。后来又在大学学习宗教、哲学与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在大学任教，讲授哲学。1905年赴欧洲学习，在德国学习哲学，在英国学习法律。1908年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国内从事律师工作，不久又在大学担任宗教、哲学和文学的教学工作。以后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哲学、宗教和文学的研究，并进行创作活动。1923年因他的诗歌成就显著，被称为“东方诗人”，获“爵士”称号。1926年开始担任议员，积极支持社会改革和教育普及工作。1930年担任全印度******协会主席，提出建立******国家的理论与构想。1931年以后，作为宗教界代表人物多次参加英印谈判的圆桌会议。晚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在国内主张民主、自治；在国际上，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出了泛******主义的主张，在******世界享有盛誉。
伊克巴尔一生留下了十几部诗集，用两种文字写成。乌尔都语诗集有《驼队的铃声》、《杰伯列尔的羽翼》、《汉志的赠礼》等抒情性的作品，波斯语诗集有《自我的秘密》、《无我的奥秘》、《东方信息》等哲理性的诗作。诗人用波斯语写作，不仅出于他的爱好和善于运用波斯古典诗体，也是为着扩大其影响，希望在******世界得到广泛的回应。他的诗歌内容广泛，有政治抒情诗、宗教哲理诗、旅行随感诗和一般抒情诗等。他以政治抒情诗和宗教哲理诗为主，体现一位伟大的爱国、民主的******诗人的精神风貌。虽然诗歌具有浓厚的******精神，但诗人仍能用近代思想予以诠释，因此是传统的宗教观念与近代思想的融合。如果说泰戈尔是体现印度教精神的近代大诗人，那么伊克巴尔则是体现******教精神的近代大诗人。
伊克巴尔早期诗歌以爱国主题为主导。诗人生在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近代殖民者入侵之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景使诗人悲愤不已。《苦难的图画》表达了诗人的这种心情。诗的开篇就写出了印度满目疮痍的现状，它撕裂了诗人的心肺，让诗人悲痛地呼出震撼肺腑的诗句：“哦！印度，你的容貌使我哭泣！”诗中指出当前印度的苦难是印度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页。诗人认为最可怕的不是“折花者”（殖民者）对祖国这座大花园的践踏，而是他们的破坏行径未遭阻止，“折花者多么幸运，因为园丁们互相争斗不息”。国家内部不团结，导致入侵者乘虚而入。诗人呼唤祖国的觉醒：“你还要多么长时间这样默默无语，什么时候控诉你的灾难的时日”；“只有走上行动的途径时，对‘自然’才算亲密”。
《印度之歌》也是一篇爱国诗作的名篇，它用亲切的语调、真诚的情感唱出对祖国的热爱：“我们是它的夜莺而它是我们的花园。”美丽花园的形象是传统的形象，象征着可爱祖国的丰饶、和平。祖国人民只有栖身在这座美丽的家园，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它有直入天际的高山，有流经其间的千条河水，有“比天堂还美丽”的仙境。人们和睦相处，他们都是同一土地的居民。诗人祈求祖国的英名永存，不要像其他人类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埃及一样，成为历史的陈迹。全篇音律优美，激情荡漾，谱上乐曲后，广泛流传。
伊克巴尔中期诗歌创作，虽然保留了早期的爱国主题，但更多的是开拓诗歌新的领域，探索******宗教的哲学观念。诗人写下了《自我的秘密》、《无我的奥秘》等波斯语诗集。其中《侍酒歌》、《生命与斗争》、《神与人》、《大天使与撒旦》等是其珍品。诗人是******教信徒，一个有神论者、唯灵论者，他的哲理思想主要继承中世纪******的苏菲教派的观点，阐明“呼啼”即“自我”的观念。“呼啼”既不同于追求个性自由的西方近代“自我”观念，也不同于具有潜在本能意识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义的“自我”。它既是个性，又是宇宙万物的通性，是生命，是光明，是永生的。《侍酒歌》对“呼啼”的赞美充分表达出这种“自我”观念。诗人不是停留在过去传统的宗教哲学的观念上，而是赋予了“呼啼”新的品格，它具有无限的生命创造力。“我运动，我才能活着，假如我停留，我就会死去。”运动即生命的本质，是“呼啼”存在的显现，它用无限的生命进行创造，“升腾、兴奋、飞翔、呼吸、燃烧、点燃、杀戮、死亡、生长。时间和空间是它的竞技场，天空是它通途上尘埃的波涛”。创造是“呼啼”的本性。在《大天使与撒旦》中，撒旦对大天使只会祈求上帝不会创造的行为做了尖刻的讽刺，他之所以反叛天庭，是因为他不需要近于圆寂的死静，那里“没有宫廷，没有热闹的道路”，他需要“暴风骤雨”、“奔腾”的“江河”和“海洋”、“灿烂光华”，他需要行动和创造。《神和人》借人与神的对话，人再次强调他用造物主（真主）提供的材料创造出“灯、杯盘、花园、镜子、蜜汁”等。所以诗人笔下的“呼啼”（自我）观念，不是“自我”与神的融合所达到的寂静，而是突出其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这不仅说明诗人受到西方近代哲学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强调了行动与实践的伟大；同时也表明诗人面对殖民统治下山河破碎的祖国，倡导行动，振兴民族，为国家有所作为的新的探索。诗人还认为不断完美和发展“自我”可以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无我”即“完人”。这首先要自强不息，充分发挥创造力，实现生存的目标。神是造物主，它的本质就是创造，“呼啼”（自我）的创造本性就是神性。其次，要用“爱”来协调、控制外界与自我内在的力量，使之按照一定规律而发展。“呼啼”（自我）的修炼，才能体现出神性和神力。《无我的奥秘》形象地指出：“个人一旦消失在集体之中，宛如水滴变成广阔无限的海洋。”诗人还认为应有信仰，在******精神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创造能力，来振兴个人、民族和宗教。而那些失去信仰陷入精神危机的“现代人”，尽管他们有发达的思维和科学的思想，能够“探求行星的轨道”，“捕捉太阳的光线”，但是“智慧”使他们失去了“目光”，“是非利害分辨不清”，“不能把生命的黑暗变成黎明”（《现代人》）。智力和科学的发展，精神的空虚、困惑构成了“现代人”的窘态，只有信仰才能医治他们的病根。
伊克巴尔诗歌另一突出的主题，是对国际和国内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尤其他晚年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更拓宽了他这一领域的诗歌创作。他对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妇女、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广泛的问题，以诗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他的诗歌中富有艺术生命力的政治抒情诗。在这些诗作中，突出的主题是歌颂人民革命，歌颂广大亚非地区的民族、民主的爱国斗争，以及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罪行。《卡尔·马克思》用简明的诗句歌颂了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认为他是和摩西、基督一样的伟大圣哲，是人们思想力量的源泉。长诗《列宁》是印度文学中第一首赞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诗作，诗歌称十月革命为“诞生了新太阳”。《真主的命令》借用神的圣训号召：
起来，去唤醒我的世界里的穷苦人！
去震撼富人宫廷府第的门窗墙壁！
……
人民的时代已经来到，
一旦发现旧有的标记，立即涂去。
在《西方的文明》里，他对西方只重物质文明而缺少精神文明的社会现象做了深刻的批判：“清白的心地，崇高的思想，高雅的情趣，也难再现！”诗人还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怒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给东方民族带来的灾难。他在《列宁》一诗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东方的上帝是欧洲的白人！
西方的上帝是亮光闪闪的金属！
……
一人获利换来数十万人意外死亡！
这就是科学、哲理、策略、政府！
喝的是鲜血，传授的是平等！
失业、淫逸、酗酒、贫困，
欧洲文明的胜利品何止这些？
在《欧洲和叙利亚》这首短诗里，诗人用鲜明的对照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给东方人民带来的苦难：“叙利亚土地献给欧洲人/一位纯洁、富有同情心和慈祥的先知/叙利亚从欧洲得到的酬劳是/酗酒，赌博和大批娼妓！”叙利亚为西方创造了仁慈的基督，而今天西方给叙利亚带来的却是罪恶、腐败和黑暗，这种巨大的反差强化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在诗人的政治诗歌中，也不乏出色的讽刺诗。《政治领袖》嘲笑了当时政治庸人的保守、昏暗，《被西欧弄昏了头脑的人》讥讽了被洋化思想弄得失去灵魂（“自我”）徒有躯壳的行尸走肉。
伊克巴尔的诗歌是丰富多彩的，他那些富有诗情画意的抒情诗、随感诗也是非常迷人的。《孤独》、《黄昏》、《星之歌》等，有抒情有状物，景色优美，感情真挚，还渗透着诗人的哲理沉思。
伊克巴尔是信奉******教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散发着******精神，而且还保留着民族诗歌的传统格式，韵律完美，节奏富有音乐性。他也采用古典诗歌惯用的比喻、意象手法，如花园与夜莺、灯蛾与萤火虫、玫瑰与鹿等等，既增强了诗歌的可读性，又可唤起读者的民族情感。他的诗歌以议论、哲理为主要特色，但形象化的描写也是非常出色的，如《萤火虫》借助萤火虫与飞蛾两种生物，表述了自然的和谐，万物的相辅相成，构成宇宙的融合，“一个是光亮构成，另一个依然把它找寻”。
伊克巴尔是近代乌尔都语诗歌的开拓者，他对传统诗歌做了大胆的革新，虽然在韵律、格式、意象上还袭用了传统的手法，但摒弃了借用咏诵美女和醇酒来抒发情感的陈旧的模式。他的诗歌直接来自生活，来自诗人的内心。他在《诗人》里，把诗人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诗人是民族生活的最为敏锐的感受者、反映者。这不仅表达了诗人的爱国、爱自己民族的思想和热情，也把诗的生命和价值深深扎根在民族生活的土壤里。他曾精辟地说过，熟悉民族的脉搏，并以自己的艺术医治民族病症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
思考题
1.请简述近代南亚的时代特征及其文学中印度文学的地位和成就。
2.请简述泰戈尔文学事业的巨大成就和贡献。
3.《斯里甘特》是如何反映萨拉特人生经历和孟加拉的社会生活的？
4.******诗人伊克巴尔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什么？
